陳一誠雖沒有談大會就什麽進行表決，但指出：「雙方爭論不休，最後隻好付諸表決。表決的結果是：全校四百多人反對，隻有二十八個人表示贊成。」[38]
王觀瀾也沒有談大會就什麽進行表決，隻說會議一共開了十天，最後投支部局信任票的隻有二十九人，後來被人們稱為「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他指出：投票時他們特別二班除了翻譯盛忠亮之外，全班同學以絕對多數通過了一項決議，要求改選「中大」學生支部局。[39]
毛齊華則說：「有一天下午繼續開會。餘篤三在發言中拿出一張紙條，說：所謂正確的布爾什維克究竟有多少人呢？接著就念了紙條上所列的二十八個人的名字。」[40]
汪雲生在《二十九個人的歷史》中認為，「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是在1929年夏召開的中山大學十天大會上誕生的說法「基本上是可信的，但還存在一些錯漏之處」，最明顯的一點就是，被稱為「二十八個半」頭頭的王明，早在1929年3月就已經回國，「因此，可以這樣說，『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這個專用名詞是在『十天大會』上產生出來的，但其具體人物則不是在那次會議上確定的」。「也就是說，在大會上投贊成票的人，不一定就是『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中的人；沒有參加那次大會並投贊成票的人，也不一定就不是『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中的人。」「事實上，人們是藉助於『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這一專用名詞，來諷刺和嘲笑當時以『百分之百正確的布爾什維克』自居的王明和他的追隨者。」[41]
另外一種說法，認為是「托派」或者是「當時反對黨的路線的人」給起了「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的稱號，是當時反對支部局的人對他們這些人的諷刺稱謂，是逐漸出現的。吳玉章在1943年寫的《吳玉章略傳》中即說：「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是反對支部局的人在牆報上提出來的，是對支部局一些人的「諷刺」，說「布爾什維克隻有二十八個人了」。[42]
王明在《中共半世紀》一書中說：「所謂『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和『陳紹禹派』的說法，也是托陳派分子一九二九年秋中大清黨時期捏造出來的。我早已在二月初就離開莫斯科回國來了。可是托陳派分子故意把中大幾百人中的絕大多數擁護共產國際和聯共（布）中央、反對托陳派的同誌，都說成是『陳紹禹派』。同時他們偽造說，反對他們的隻是少數人——以陳紹禹為首的『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43]
袁孟超（袁家鏞）回憶說：「我們是擁護史達林的，當時我們也搞教條主義。與托派鬥爭時都認為自己是百分之百的布爾什維克，拿著馬列書本，引經據典，與他們論戰。托派就給我們這些人起了『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因為天上有二十八宿，加個半是諷刺，類似於中國的四大金剛等。」[44]
張聞天認為當時擁護支部局的不止28個人。他沒有參加十天大會，但對大會情況無疑是關心的。他在1943年所寫的《整風筆記》中提到，會議最後表決，擁護支部局的中國同誌約有90餘人，俄國同誌30餘人，反對的20餘人，還有二三百人表示懷疑。所以，這「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的名詞是一部分人帶著宗派情緒叫出來的。[45]
盛嶽回憶說：「二十八個布爾什維克之所以聯合起來，更多的是由於他們思想立場的一致而不是由於有任何正式的組織。他們也無需單獨成立組織，因為他們控製了黨支部局，且有俄國當局支持他們。而且，這一集團沒有公認的領袖。他們大多學科成績優良，在中山大學的黨務、教務和行政工作方麵都既能幹又積極。他們俄語講得很好，使他們在校內外能和俄國人有廣泛的接觸，一般俄國人對他們懷有良好的印象。盡管這樣，除了陳紹禹一人，米夫對他早就予以重視而外，在這場鬥爭展開之前，米夫並沒有特別挑選二十八個布爾什維克當中的任何人，作為他的集團成員。米夫沒有創立二十八個布爾什維克。不過是由於他們在中山大學鬥爭中表現突出，為米夫所看中，當成一支對他有用的有訓練的力量罷了。因為這二十八個人成了中山大學所有『反黨』派別的敵人。結果，大家給他們起了個外號叫做二十八個布爾什維克，意思是說他們不過是俄國布爾什維克的尾巴（tag-ends）而已。」「二十八個布爾什維克這一名稱，原是『反對派分子』給取的，到底這二十八個是哪些人湊起來的，就有某些主觀隨意性和流動性。」[46]
楊尚昆在談到這個問題時說：「所謂『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問題，這是一個事實問題，不是理論問題。半個多世紀以來，有關當事人和黨史界一直有爭論。1980年，中共中央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曾邀請19位當年中大的學員開過一次調查會，會上達成的共識是：『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的說法，不能準確反映王明教條宗派的形成、發展和分化的實際情況，也不能說明它的性質和危害，建議今後不要再使用『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這個專用名詞。我是出席會議的成員之一，同意這個建議。具體地說，當時確有以王明為核心的教條宗派，主要是指一部分靠近中大支部局的黨員，在政治立場和思想情緒上比較一致，但是，並沒有什麽固定的成員。所謂『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隻是別人對他們的一種籠統的說法，所指的人也不盡相同，誰也沒有列出過一個確定的名單來。有人說：1929年夏，在支部局召開的總結大會上，最後表決時隻有28名黨員擁護支部局，因此得名。這根本不是事實。那次黨員大會上的表決，支持支部局的共有90多票，另外還有30票是蘇聯人，但仍居少數。以吳玉章同誌為例，他本來對支部局工作『有許多意見』，後來支部局委員夏曦告訴他說：現在有人要利用工作中的缺點來反黨。並向吳老提示：我們首先要說支部局的路線是正確的，後批評工作中的缺點。吳老說：『有這樣一回事嗎？要反黨我就不贊成！』他在總結大會上的發言就持這個態度。但吳老決不是宗派分子。教條宗派的基礎是錯誤的政治立場和思想情緒，所以它是可以分化的。以後的歷史證明，王明的教條宗派經過多次分化，經延安整風分清路線後，這個宗派就不存在了。我認為『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這個流傳很廣的說法不合事實，也不準確。應當說：確確實實有王明教條宗派，但並沒有什麽『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還有人說『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中的『半個』是指一名共青團員，年紀很輕，所以稱為『半個』。這更經不起推敲。因為參加10天總結大會的是黨員，團員不參加，更沒有表決權。」他還說：「至於『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的稱號，是許多中大學生對我們自稱『布爾什維克』的挖苦和譏諷，很難確定地說包括了哪些人；可是在整風中，康生等硬要追究教條宗派的『組織』係統，結果，誰也沒法開列出一個大家認可的名單，有人列出了四五十人，有人甚至列出了100多人，成為以後一個爭論不休的問題。」[47]
王觀瀾也沒有談大會就什麽進行表決，隻說會議一共開了十天，最後投支部局信任票的隻有二十九人，後來被人們稱為「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他指出：投票時他們特別二班除了翻譯盛忠亮之外，全班同學以絕對多數通過了一項決議，要求改選「中大」學生支部局。[39]
毛齊華則說：「有一天下午繼續開會。餘篤三在發言中拿出一張紙條，說：所謂正確的布爾什維克究竟有多少人呢？接著就念了紙條上所列的二十八個人的名字。」[40]
汪雲生在《二十九個人的歷史》中認為，「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是在1929年夏召開的中山大學十天大會上誕生的說法「基本上是可信的，但還存在一些錯漏之處」，最明顯的一點就是，被稱為「二十八個半」頭頭的王明，早在1929年3月就已經回國，「因此，可以這樣說，『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這個專用名詞是在『十天大會』上產生出來的，但其具體人物則不是在那次會議上確定的」。「也就是說，在大會上投贊成票的人，不一定就是『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中的人；沒有參加那次大會並投贊成票的人，也不一定就不是『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中的人。」「事實上，人們是藉助於『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這一專用名詞，來諷刺和嘲笑當時以『百分之百正確的布爾什維克』自居的王明和他的追隨者。」[41]
另外一種說法，認為是「托派」或者是「當時反對黨的路線的人」給起了「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的稱號，是當時反對支部局的人對他們這些人的諷刺稱謂，是逐漸出現的。吳玉章在1943年寫的《吳玉章略傳》中即說：「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是反對支部局的人在牆報上提出來的，是對支部局一些人的「諷刺」，說「布爾什維克隻有二十八個人了」。[42]
王明在《中共半世紀》一書中說：「所謂『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和『陳紹禹派』的說法，也是托陳派分子一九二九年秋中大清黨時期捏造出來的。我早已在二月初就離開莫斯科回國來了。可是托陳派分子故意把中大幾百人中的絕大多數擁護共產國際和聯共（布）中央、反對托陳派的同誌，都說成是『陳紹禹派』。同時他們偽造說，反對他們的隻是少數人——以陳紹禹為首的『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43]
袁孟超（袁家鏞）回憶說：「我們是擁護史達林的，當時我們也搞教條主義。與托派鬥爭時都認為自己是百分之百的布爾什維克，拿著馬列書本，引經據典，與他們論戰。托派就給我們這些人起了『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因為天上有二十八宿，加個半是諷刺，類似於中國的四大金剛等。」[44]
張聞天認為當時擁護支部局的不止28個人。他沒有參加十天大會，但對大會情況無疑是關心的。他在1943年所寫的《整風筆記》中提到，會議最後表決，擁護支部局的中國同誌約有90餘人，俄國同誌30餘人，反對的20餘人，還有二三百人表示懷疑。所以，這「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的名詞是一部分人帶著宗派情緒叫出來的。[45]
盛嶽回憶說：「二十八個布爾什維克之所以聯合起來，更多的是由於他們思想立場的一致而不是由於有任何正式的組織。他們也無需單獨成立組織，因為他們控製了黨支部局，且有俄國當局支持他們。而且，這一集團沒有公認的領袖。他們大多學科成績優良，在中山大學的黨務、教務和行政工作方麵都既能幹又積極。他們俄語講得很好，使他們在校內外能和俄國人有廣泛的接觸，一般俄國人對他們懷有良好的印象。盡管這樣，除了陳紹禹一人，米夫對他早就予以重視而外，在這場鬥爭展開之前，米夫並沒有特別挑選二十八個布爾什維克當中的任何人，作為他的集團成員。米夫沒有創立二十八個布爾什維克。不過是由於他們在中山大學鬥爭中表現突出，為米夫所看中，當成一支對他有用的有訓練的力量罷了。因為這二十八個人成了中山大學所有『反黨』派別的敵人。結果，大家給他們起了個外號叫做二十八個布爾什維克，意思是說他們不過是俄國布爾什維克的尾巴（tag-ends）而已。」「二十八個布爾什維克這一名稱，原是『反對派分子』給取的，到底這二十八個是哪些人湊起來的，就有某些主觀隨意性和流動性。」[46]
楊尚昆在談到這個問題時說：「所謂『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問題，這是一個事實問題，不是理論問題。半個多世紀以來，有關當事人和黨史界一直有爭論。1980年，中共中央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曾邀請19位當年中大的學員開過一次調查會，會上達成的共識是：『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的說法，不能準確反映王明教條宗派的形成、發展和分化的實際情況，也不能說明它的性質和危害，建議今後不要再使用『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這個專用名詞。我是出席會議的成員之一，同意這個建議。具體地說，當時確有以王明為核心的教條宗派，主要是指一部分靠近中大支部局的黨員，在政治立場和思想情緒上比較一致，但是，並沒有什麽固定的成員。所謂『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隻是別人對他們的一種籠統的說法，所指的人也不盡相同，誰也沒有列出過一個確定的名單來。有人說：1929年夏，在支部局召開的總結大會上，最後表決時隻有28名黨員擁護支部局，因此得名。這根本不是事實。那次黨員大會上的表決，支持支部局的共有90多票，另外還有30票是蘇聯人，但仍居少數。以吳玉章同誌為例，他本來對支部局工作『有許多意見』，後來支部局委員夏曦告訴他說：現在有人要利用工作中的缺點來反黨。並向吳老提示：我們首先要說支部局的路線是正確的，後批評工作中的缺點。吳老說：『有這樣一回事嗎？要反黨我就不贊成！』他在總結大會上的發言就持這個態度。但吳老決不是宗派分子。教條宗派的基礎是錯誤的政治立場和思想情緒，所以它是可以分化的。以後的歷史證明，王明的教條宗派經過多次分化，經延安整風分清路線後，這個宗派就不存在了。我認為『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這個流傳很廣的說法不合事實，也不準確。應當說：確確實實有王明教條宗派，但並沒有什麽『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還有人說『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中的『半個』是指一名共青團員，年紀很輕，所以稱為『半個』。這更經不起推敲。因為參加10天總結大會的是黨員，團員不參加，更沒有表決權。」他還說：「至於『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的稱號，是許多中大學生對我們自稱『布爾什維克』的挖苦和譏諷，很難確定地說包括了哪些人；可是在整風中，康生等硬要追究教條宗派的『組織』係統，結果，誰也沒法開列出一個大家認可的名單，有人列出了四五十人，有人甚至列出了100多人，成為以後一個爭論不休的問題。」[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