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5月的某日，紹禹去青年會拿報，遇到李求實（他是共青團中委和書記處書記）。他和林育南等都不滿意當時的中央。李問紹禹來此做什麽，紹禹說來拿報。李說：「你是交通？」紹禹說：「我是候補通訊員。」李說：「區委有交通，我從未聽說有什麽候補通訊員！誰分配你這個工作？」紹禹說：「阿三（即李立三）要求我做最下層、最困難、最艱苦的工作。」李求實說：「你能不能到報館來工作，你很可以寫東西呀。」過了三個月，紹禹才被調到滬西區委做宣傳部長，有時代理區委書記等職。[13]
6月7日 共產國際執委會給中共中央發出《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致中國共產黨書》，即關於農民問題的信。這封信根據蘇聯在農業集體化中消滅富農的做法，也要求中國加緊反富農，指出必須「堅決的防止一切關於富農問題之機會主義動搖」。反對富農的策略，「不僅是應用於半地主式的富農」，就是對於在中國比較少的「自己進行生產的富農也是要一樣的應用」。[14]這封信傳到中國後，各根據地普遍進行了反富農的鬥爭，王明對這種「左」傾主張積極地進行了宣傳和貫徹。
6月17日 莫斯科中國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舉行全校黨員大會，由於會議持續十天，通稱「十天大會」。正是在這次大會上，形成了以王明為首的「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的稱號。
關於這次大會召開的時間，有四種說法：一種說法是1929年6月。吳玉章說：「大會後即放暑假，學生都到南俄克裏米亞海邊去休養」，「九月返校」。[15]毛齊華說：「學校領導也沒有什麽明確的結論（因為反對者占多數），就這樣不了了之，有頭無尾地宣布放暑假。」[16]姚守中等編著的《瞿秋白年譜長編》也說「在暑假將到之際，中山大學舉行了全校黨員大會，王明等小宗派集團開始了反對瞿秋白的活動」。[17]這都說明，「十天大會」是在放暑假之前。因此，孫耀文在《風雨五載》中說：「開會時間在各種材料中說法不一，1928年6月是確切的。」[18]張培森主編的《張聞天年譜》上卷，更具體地確定為6月17日。[19]第二種說法是1929年夏。陳修良說：「一九二九年夏『中大』支部舉行例行的全體師生總結工作大會，由俄國人支部書記作報告，最後付表決。這個大會一共開了十天，叫做『十天大會』。」[20]第三種說法是1929年9月。李一凡說：大會是他1929年9月「從阿魯什塔休養所回校之後」召開的。[21]張崇文說：「我的回憶與李一凡同誌說的基本相同。我記得這次會議是1929年9月我與二哥張崇德從克裏米亞休養所回校後才召開的。會後，我二哥張崇德被捕。這次會議不可能在1929年暑假之前召開。」[22]第四種說法是1929年10月。江澤民說：「王明一夥的種種倒行逆施，使他們同廣大學生黨團員處於尖銳的對立狀態。他們長期不敢向廣大黨團員報告工作，更無勇氣按期改選支部局。一直拖到1929年10月，學生暑假休養回校之後，他們才不得不召開支部局的四五百名黨團員大會，總結工作，改選支部局。」[23]此處採用《張聞天年譜》的說法。
關於這次大會，楊尚昆回憶說：「總結工作的黨員大會是例行的，但這一次卻不尋常：第一，它是在聯共黨內正在開展反對托派和右派聯盟的緊張氣氛下召開的；第二，米夫和支部局想借這個時機同『第二條戰線聯盟』攤牌，所以特地請莫斯科區區委書記芬可夫斯基到場講話，共產國際遠東局也派人參加。在這樣的狀況下，瞿秋白沒有應邀出席，而派張國燾到會做代表。王明已在3月間回國，但他和米夫長期以來對中共代表團散布的流言蜚語，卻早在群眾中煽起了對立情緒。我和博古擔任這次大會的翻譯。」「會議開始後，區委書記在講話中全力維護支部局，說它的政治路線是正確的，對『第二條路線聯盟』進行批評。李劍如和餘篤三氣憤不過，很不理智地當場起來抵製，會場秩序混亂，不但打斷了區委書記的講話，還不讓博古和我翻譯下去，張聞天也遭到大家的反對，沈澤民幾乎被趕出會場。共產國際的索裏茨，在大會的第二天講話，他嚴厲批評李劍如等：你們在這裏，在莫斯科，無論說得多麽好聽，都不能完全說明你們是好樣的。你們必須在中國，在流血鬥爭中，用自己的實際行動，才能證明你們是真正好樣的。不是這裏，而是那裏！」「大會對支部局的工作辯論了10天，最後隻好付諸表決。李劍如等的魯莽行動，既激怒了共產國際監委會，又失去了許多群眾的同情，但即使這樣，多數黨員寧肯採取中立，也不願支持支部局。擁護支部局的隻有90票，仍占少數。會後，聯共中央派人調查，因為米夫和王明排除異己的活動是打著反托派和反右傾的旗號進行的，所以調查報告雖然對支部局日常工作中的許多缺點作了批評，在政治路線上仍給予肯定。這次鬥爭，表麵上是支部局勝利了。暑假後，米夫卻被去職，由原莫斯科大學的校長威格爾接任中山大學校長。」[24]
李一凡回憶說：「會上爭論的焦點是：支部局自認為，它執行了一條『百分之百的布爾什維克路線』，而廣大黨、團員群眾以事實說明，支部局在工作中有嚴重錯誤。」[25]張崇文也回憶說：「大會爭論的焦點是：支部局執行的路線是否正確。支部局的領導人認為支部局執行了一條『百分之百的布爾塞維克』的路線；廣大黨團員群眾則說，支部局執行了『實踐中的右傾機會主義』的路線。」[26]
6月7日 共產國際執委會給中共中央發出《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致中國共產黨書》，即關於農民問題的信。這封信根據蘇聯在農業集體化中消滅富農的做法，也要求中國加緊反富農，指出必須「堅決的防止一切關於富農問題之機會主義動搖」。反對富農的策略，「不僅是應用於半地主式的富農」，就是對於在中國比較少的「自己進行生產的富農也是要一樣的應用」。[14]這封信傳到中國後，各根據地普遍進行了反富農的鬥爭，王明對這種「左」傾主張積極地進行了宣傳和貫徹。
6月17日 莫斯科中國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舉行全校黨員大會，由於會議持續十天，通稱「十天大會」。正是在這次大會上，形成了以王明為首的「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的稱號。
關於這次大會召開的時間，有四種說法：一種說法是1929年6月。吳玉章說：「大會後即放暑假，學生都到南俄克裏米亞海邊去休養」，「九月返校」。[15]毛齊華說：「學校領導也沒有什麽明確的結論（因為反對者占多數），就這樣不了了之，有頭無尾地宣布放暑假。」[16]姚守中等編著的《瞿秋白年譜長編》也說「在暑假將到之際，中山大學舉行了全校黨員大會，王明等小宗派集團開始了反對瞿秋白的活動」。[17]這都說明，「十天大會」是在放暑假之前。因此，孫耀文在《風雨五載》中說：「開會時間在各種材料中說法不一，1928年6月是確切的。」[18]張培森主編的《張聞天年譜》上卷，更具體地確定為6月17日。[19]第二種說法是1929年夏。陳修良說：「一九二九年夏『中大』支部舉行例行的全體師生總結工作大會，由俄國人支部書記作報告，最後付表決。這個大會一共開了十天，叫做『十天大會』。」[20]第三種說法是1929年9月。李一凡說：大會是他1929年9月「從阿魯什塔休養所回校之後」召開的。[21]張崇文說：「我的回憶與李一凡同誌說的基本相同。我記得這次會議是1929年9月我與二哥張崇德從克裏米亞休養所回校後才召開的。會後，我二哥張崇德被捕。這次會議不可能在1929年暑假之前召開。」[22]第四種說法是1929年10月。江澤民說：「王明一夥的種種倒行逆施，使他們同廣大學生黨團員處於尖銳的對立狀態。他們長期不敢向廣大黨團員報告工作，更無勇氣按期改選支部局。一直拖到1929年10月，學生暑假休養回校之後，他們才不得不召開支部局的四五百名黨團員大會，總結工作，改選支部局。」[23]此處採用《張聞天年譜》的說法。
關於這次大會，楊尚昆回憶說：「總結工作的黨員大會是例行的，但這一次卻不尋常：第一，它是在聯共黨內正在開展反對托派和右派聯盟的緊張氣氛下召開的；第二，米夫和支部局想借這個時機同『第二條戰線聯盟』攤牌，所以特地請莫斯科區區委書記芬可夫斯基到場講話，共產國際遠東局也派人參加。在這樣的狀況下，瞿秋白沒有應邀出席，而派張國燾到會做代表。王明已在3月間回國，但他和米夫長期以來對中共代表團散布的流言蜚語，卻早在群眾中煽起了對立情緒。我和博古擔任這次大會的翻譯。」「會議開始後，區委書記在講話中全力維護支部局，說它的政治路線是正確的，對『第二條路線聯盟』進行批評。李劍如和餘篤三氣憤不過，很不理智地當場起來抵製，會場秩序混亂，不但打斷了區委書記的講話，還不讓博古和我翻譯下去，張聞天也遭到大家的反對，沈澤民幾乎被趕出會場。共產國際的索裏茨，在大會的第二天講話，他嚴厲批評李劍如等：你們在這裏，在莫斯科，無論說得多麽好聽，都不能完全說明你們是好樣的。你們必須在中國，在流血鬥爭中，用自己的實際行動，才能證明你們是真正好樣的。不是這裏，而是那裏！」「大會對支部局的工作辯論了10天，最後隻好付諸表決。李劍如等的魯莽行動，既激怒了共產國際監委會，又失去了許多群眾的同情，但即使這樣，多數黨員寧肯採取中立，也不願支持支部局。擁護支部局的隻有90票，仍占少數。會後，聯共中央派人調查，因為米夫和王明排除異己的活動是打著反托派和反右傾的旗號進行的，所以調查報告雖然對支部局日常工作中的許多缺點作了批評，在政治路線上仍給予肯定。這次鬥爭，表麵上是支部局勝利了。暑假後，米夫卻被去職，由原莫斯科大學的校長威格爾接任中山大學校長。」[24]
李一凡回憶說：「會上爭論的焦點是：支部局自認為，它執行了一條『百分之百的布爾什維克路線』，而廣大黨、團員群眾以事實說明，支部局在工作中有嚴重錯誤。」[25]張崇文也回憶說：「大會爭論的焦點是：支部局執行的路線是否正確。支部局的領導人認為支部局執行了一條『百分之百的布爾塞維克』的路線；廣大黨團員群眾則說，支部局執行了『實踐中的右傾機會主義』的路線。」[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