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 孫耀文：《風雨五載》，第282、283頁。
[194] 黃靜汶、楊放之：《光照千秋——記黃勵烈士》，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園管理處史料室編《雨花台革命烈士故事》，第117～118頁。
[195] 轉引自孫耀文《風雨五載》，第285頁。
[196] 《黃平遺稿（節選）》，《黨史研究資料》第4集，第77頁；黃平：《往事回憶》，第66頁。
[197] 指中共六大。
[198] 指共產國際六大。
[199] 《王明詩歌選集（1913～1974）》，第59頁。
三 回國及上台
1929年 25歲
3月底 接到回國工作的通知，離蘇回國。
有的著作認為米夫安排王明回國，是「想讓他在中共中央的領導機關中盡早占有重要地位」。[1]但《傳記與回憶》說，當時中共中央、聯共中央都對如何對待富農的問題存在爭論。一方麵李立三與蔡和森爭論，另一方麵布哈林與米夫爭論。布哈林要聯合富農，米夫不同意。後來據米夫說，史達林曾同意米夫的意見，認為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階段，不能聯合富農，因富農多兼半地主，叫他為半封建剝削。王明這次回國，就是被派去平息李立三、蔡和森關於富農問題的爭論。書中說：「1929年2月初，米夫和秋白找紹禹談話，說：『你不是很久就想回國去工作嗎？現在聽說李立三和蔡和森關於富農問題爭論得很厲害。李立三把蔡和森的政治局委員都開除了，和森正在動身到莫斯科來。中共代表團和國際東方部準備一封信（主要關於富農問題），但等信寫好，還要通過，要幾個月後，才能送去。因此，要你回去告訴中央，不要再爭論這個問題了。他們都知道你在國際工作，會相信的。因而派你回去傳達。」
關於王明離開莫斯科的時間，有的說是3月初。王明在《中共半世紀》一書中說：「我早已在二月初就離開莫斯科回國來了。」[2]孟慶樹整理的《傳記與回憶》也說：「1929年2月，紹禹離莫斯科。」但1929年3月26日米夫在給中共中央的信中說：「近日將派遣戈盧別夫[3]同誌和10到15人的一批有專業知識的學生和翻譯」回中國。[4]說明王明這時還沒有回國，他回國的時間應該是3月底。[5]
據王明在莫斯科中山大學的同學黃理文回憶，米夫對王明回國還特意作了安排：「上火車坐的是頭等車廂，兩人一個小包間，窗簾拉著，誰也看不見。這在蘇聯隻有中央委員才能享受這種待遇，而中國同誌隻有瞿秋白等少數政治局委員可以享受這種待遇。」「到海參崴換輪船時，王明坐的是二等艙，而留學生回國大家都坐三等艙。」[6]
4月～5月初 在歸國途中船經青島附近時，作詩《滄海水》，表達對戀人孟慶樹的思念，詩共五段，其第一段和第四段是：
（一）滄海水，何其多，拿來調墨寫詩歌。
別意離情寫不盡，直到滄海不流波。
（四）聽不盡，看不完，驚天動地大詩篇，
為愛革命先妹去，別途越遠越心連；
聽不盡，看不完，驚天動地大詩篇，
為黨事業先妹去，別時越久越心連。[7]
5月上旬 抵達上海。[8]作詩《抵上海》，詩曰：
方酣春意獨還鄉，別意離懷萬裏長。
西聞天鷹歌織女，東聽河鼓笑牛郎。
域中鄉市爭紅白，滬上風雲搏暗光。
到此一心為戰鬥，沖霄壯誌正昂揚。[9]
5月 被分配到中共滬西區委，在書記何孟雄領導下做《紅旗》報通訊員。[10]
有的回憶說，當時中共中央提出讓王明到革命根據地去工作，但他不願意，願意留在上海做地下工作。如師哲回憶說：「王明對從歐美經莫斯科回國的一些人講過，在中國搞革命活動，領導工作隻能從上邊來做，從上邊去領導容易得多，在下邊作實際工作困難太大，有力使不上，有本事施展不開。王明常說，領導革命需要有核心力量，沒有這種核心，沒有骨幹力量支持你，無論你怎麽正確，你的主張也推行不開，得不到擁護。領導核心的形成，是從鬥爭中來的。所以，1929年王明回國後，不願到基層工作，堅持要留在中央機關，一心一意想當領袖。他既害怕白色恐怖，又害怕做艱苦細緻的群眾工作。」[11]還有的著作說，當時李立三直接將王明「分配到幾個基層工廠（即浦東區南洋菸廠）去作黨的支部書記」。[12]但據《傳記與回憶》說，王明回國後很不順利：
1929年2月，紹禹離莫斯科。秋白叫他去找代表團管理組織工作的餘飛。餘飛叫紹禹到上海寶隆醫院去接頭。但是，紹禹到滬後，雖幾次去信，也未見有人來接頭。直到「五一」節前，紹禹在街上遇到陳原道同誌，才接上了頭。原道同誌當時是中央組織部的幹事，他很氣憤地說：「寶隆醫院這個地址破壞已半年了。我們早已通知過代表團，為什麽餘飛還把這個地址告訴你，而給別人不是這個地址！？」原道告訴中央後，第三天李立三到壽陽公（紹禹住的旅館）來。他一見到紹禹，就橫眉怒目、麵紅耳赤地問紹禹，國際有什麽意見。當紹禹把情況告訴他後，他說：「你雖然在莫斯科學習過，但沒有實際工作經驗，要到最下層、最艱苦、最困難的地方去。」紹禹說「可以」。李立三派紹禹到滬西去，做《紅旗》報的通訊員。但當紹禹找到滬西後，才知道已有了通訊員高傑三同誌。高同誌說：「我要半年以後才能離開。你是來做候補通訊員的，是給我做助手的。你的任務是每天領來報紙，送發報紙。每早六時到北四川路青年會拿《上海日報》（李求實主編的），拿70份左右。一半我分給區委，另一半由你自己到工廠街道等處去貼散。《上海日報》是秘密的，要善於躲避敵人。在電車上把報紙放在足下。時常有敵人來搜查，要小心……」李立三不準紹禹和區委人接觸，隻和高傑三一人聯繫。
[194] 黃靜汶、楊放之：《光照千秋——記黃勵烈士》，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園管理處史料室編《雨花台革命烈士故事》，第117～118頁。
[195] 轉引自孫耀文《風雨五載》，第285頁。
[196] 《黃平遺稿（節選）》，《黨史研究資料》第4集，第77頁；黃平：《往事回憶》，第66頁。
[197] 指中共六大。
[198] 指共產國際六大。
[199] 《王明詩歌選集（1913～1974）》，第59頁。
三 回國及上台
1929年 25歲
3月底 接到回國工作的通知，離蘇回國。
有的著作認為米夫安排王明回國，是「想讓他在中共中央的領導機關中盡早占有重要地位」。[1]但《傳記與回憶》說，當時中共中央、聯共中央都對如何對待富農的問題存在爭論。一方麵李立三與蔡和森爭論，另一方麵布哈林與米夫爭論。布哈林要聯合富農，米夫不同意。後來據米夫說，史達林曾同意米夫的意見，認為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階段，不能聯合富農，因富農多兼半地主，叫他為半封建剝削。王明這次回國，就是被派去平息李立三、蔡和森關於富農問題的爭論。書中說：「1929年2月初，米夫和秋白找紹禹談話，說：『你不是很久就想回國去工作嗎？現在聽說李立三和蔡和森關於富農問題爭論得很厲害。李立三把蔡和森的政治局委員都開除了，和森正在動身到莫斯科來。中共代表團和國際東方部準備一封信（主要關於富農問題），但等信寫好，還要通過，要幾個月後，才能送去。因此，要你回去告訴中央，不要再爭論這個問題了。他們都知道你在國際工作，會相信的。因而派你回去傳達。」
關於王明離開莫斯科的時間，有的說是3月初。王明在《中共半世紀》一書中說：「我早已在二月初就離開莫斯科回國來了。」[2]孟慶樹整理的《傳記與回憶》也說：「1929年2月，紹禹離莫斯科。」但1929年3月26日米夫在給中共中央的信中說：「近日將派遣戈盧別夫[3]同誌和10到15人的一批有專業知識的學生和翻譯」回中國。[4]說明王明這時還沒有回國，他回國的時間應該是3月底。[5]
據王明在莫斯科中山大學的同學黃理文回憶，米夫對王明回國還特意作了安排：「上火車坐的是頭等車廂，兩人一個小包間，窗簾拉著，誰也看不見。這在蘇聯隻有中央委員才能享受這種待遇，而中國同誌隻有瞿秋白等少數政治局委員可以享受這種待遇。」「到海參崴換輪船時，王明坐的是二等艙，而留學生回國大家都坐三等艙。」[6]
4月～5月初 在歸國途中船經青島附近時，作詩《滄海水》，表達對戀人孟慶樹的思念，詩共五段，其第一段和第四段是：
（一）滄海水，何其多，拿來調墨寫詩歌。
別意離情寫不盡，直到滄海不流波。
（四）聽不盡，看不完，驚天動地大詩篇，
為愛革命先妹去，別途越遠越心連；
聽不盡，看不完，驚天動地大詩篇，
為黨事業先妹去，別時越久越心連。[7]
5月上旬 抵達上海。[8]作詩《抵上海》，詩曰：
方酣春意獨還鄉，別意離懷萬裏長。
西聞天鷹歌織女，東聽河鼓笑牛郎。
域中鄉市爭紅白，滬上風雲搏暗光。
到此一心為戰鬥，沖霄壯誌正昂揚。[9]
5月 被分配到中共滬西區委，在書記何孟雄領導下做《紅旗》報通訊員。[10]
有的回憶說，當時中共中央提出讓王明到革命根據地去工作，但他不願意，願意留在上海做地下工作。如師哲回憶說：「王明對從歐美經莫斯科回國的一些人講過，在中國搞革命活動，領導工作隻能從上邊來做，從上邊去領導容易得多，在下邊作實際工作困難太大，有力使不上，有本事施展不開。王明常說，領導革命需要有核心力量，沒有這種核心，沒有骨幹力量支持你，無論你怎麽正確，你的主張也推行不開，得不到擁護。領導核心的形成，是從鬥爭中來的。所以，1929年王明回國後，不願到基層工作，堅持要留在中央機關，一心一意想當領袖。他既害怕白色恐怖，又害怕做艱苦細緻的群眾工作。」[11]還有的著作說，當時李立三直接將王明「分配到幾個基層工廠（即浦東區南洋菸廠）去作黨的支部書記」。[12]但據《傳記與回憶》說，王明回國後很不順利：
1929年2月，紹禹離莫斯科。秋白叫他去找代表團管理組織工作的餘飛。餘飛叫紹禹到上海寶隆醫院去接頭。但是，紹禹到滬後，雖幾次去信，也未見有人來接頭。直到「五一」節前，紹禹在街上遇到陳原道同誌，才接上了頭。原道同誌當時是中央組織部的幹事，他很氣憤地說：「寶隆醫院這個地址破壞已半年了。我們早已通知過代表團，為什麽餘飛還把這個地址告訴你，而給別人不是這個地址！？」原道告訴中央後，第三天李立三到壽陽公（紹禹住的旅館）來。他一見到紹禹，就橫眉怒目、麵紅耳赤地問紹禹，國際有什麽意見。當紹禹把情況告訴他後，他說：「你雖然在莫斯科學習過，但沒有實際工作經驗，要到最下層、最艱苦、最困難的地方去。」紹禹說「可以」。李立三派紹禹到滬西去，做《紅旗》報的通訊員。但當紹禹找到滬西後，才知道已有了通訊員高傑三同誌。高同誌說：「我要半年以後才能離開。你是來做候補通訊員的，是給我做助手的。你的任務是每天領來報紙，送發報紙。每早六時到北四川路青年會拿《上海日報》（李求實主編的），拿70份左右。一半我分給區委，另一半由你自己到工廠街道等處去貼散。《上海日報》是秘密的，要善於躲避敵人。在電車上把報紙放在足下。時常有敵人來搜查，要小心……」李立三不準紹禹和區委人接觸，隻和高傑三一人聯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