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中山大學改名的時間，有不同的說法。江澤民回憶說：1927年四一二政變之後，12月中蘇斷交，「1928年初，中山大學被迫改名為『中國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簡稱『中大』。從此以後，『中大』直接由共產國際東方部領導，同時接受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的指導」。[167]孫耀文在《風雨五載》中說：中山大學改名本身有個過程，1928年已在一些場合使用新校名，但確切地說，正式改名是從1929～1930年新學年開始的。[168]但張培森主編的《張聞天年譜》上卷[169]、徐則浩著《王稼祥傳》說，改名是從1928年9月1日新學年開始的。此處采後說。
楊尚昆回憶說：中山大學改名後「性質和體製也起了變化」，「培訓對象是共產黨員和共青團員，從領導關係來說聯共中央、共產國際東方部都可以管，黨組織歸學校所在的莫斯科區委領導。按道理講，為中國共產黨培訓幹部的學校，中共中央應該有代表參與領導，事實上並不如此，學校領導機構中沒有中共的代表……學校的課程設置、教學內容、學員的鑑定分配等權限都集中在米夫手中，米夫又通過王明在學生中串聯活動。他的打算是培養一批服從他、能夠貫徹共產國際東方部路線的幹部」。[170]
對於東大的中國班和軍事速成班併入中大，王明也起了作用。孫耀文在《風雨五載》中說：當時東大校長舒米雅茨基力圖把中山大學的在校學生全部接收到東大去。中大米夫校長則堅決請求聯共（布）中央把在東大的中國學生政治班和軍事班合併到中山大學來，擴充自己的勢力。陳紹禹等人乘機在兩校中國學生中進行鼓動，為把東大的中國學生合併到中大製造輿論。不僅如此，米夫和陳紹禹一夥還假手到莫斯科出席共產國際第九次擴大執委會議的中國共產黨代表團（向忠發等）來實現自己的圖謀，提出以下的解決辦法：（一）所謂「旅莫支部殘餘」全部遣送回國；（二）東大的政治班中國學生全部歸併到中山大學；（三）軍事班結束，其中多數回國，一部分進中山大學，另一小部分轉入蘇聯的正規軍事院校深造。聯共（布）中央曾派了一個調查委員會專門處理這個問題。結果，聯共（布）中央決定撤銷「東大」的中國班，米夫、陳紹禹等提出的合併方案變成了現實。[171]
9月6日 聯共（布）中央政治局會議同意中央監察委員會黨務委員會作出的《關於「江浙同鄉會儲金互助會」問題決議》，並通過了《告蘇聯境內中國勞動者大學和其他學校全體中國學生、聯共（布）黨員和候補黨員、蘇聯列寧共青團團員、中共黨員和候補黨員、中國共青團團員書》，正式宣布所謂「江浙同鄉會」的組織不存在，號召大家團結起來，「無論如何要克服因參加所謂『江浙同鄉會儲金互助會』的人產生懷疑而形成的相互不信任感」。[172]
「江浙同鄉會」事件雖然不了了之，但由此造成的影響很難消除，被認為與「江浙同鄉會」有關的學生仍然受到壓製和打擊。楊奎鬆在《「江浙同鄉會」事件始末（續）》中說：「江浙同鄉會」事件後來雖然不了了之，但既然沒有人宣布「江浙同鄉會」事實上並不存在，一切嫌疑分子應當解除嫌疑恢復名譽，依舊有人可以利用這根大棒子打人。而陳紹禹一派人的糾合和得勢，也正是得益於此。隻不過，人們後來不再簡單地說俞秀鬆、周達文等人是什麽「江浙同鄉會」了，由於此後中共黨內也出現了所謂「反對派」（即「托陳取消派」），因此所謂「江浙同鄉會」也就成了陳紹禹等指責「反對派」或「托派」的代名詞，說什麽「江浙同鄉會」實質就是托陳分子的秘密組織，或者稱「江浙同鄉會」是掩藏著反革命托派的，說俞秀鬆、周達文、董亦湘等人是「中國的托洛茨基匪徒」。結果，三十年代末周達文、董亦湘、俞秀鬆等，仍舊受此牽連而冤死。中大幾乎所有曾經擁護教務處派、第三派，或同情俞秀鬆一派的仍在蘇聯的中國學生，而後也仍舊因此而受到各種形式的迫害。[173]
孫冶方也回憶說：「此後，王明、博古控製的支部局的同誌們不再用『江浙同鄉會』這頂帽子嚇人了。但是由於學生群眾反對王明、博古控製的支部局領導集團的宗派主義、官僚主義的鬥爭始終沒有終止，而王明、博古他們不從檢查自己的宗派主義、官僚主義著手改進自己的領導作風，總是懷疑學生中反支部局領導的鬥爭是由秘密的反革命組織策動的。他們所懷疑的對象主要還不是真正的托派，而是俞、董、周以及過去被懷疑是江浙同鄉會分子的那些人。」[174]他在《給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和中共中央組織部的報告》中還說：「在此後兩年間，由於王明、博古宗派集團領導不得人心，群眾仍然不斷反對他們，他們不作自我批評，依然歸罪於莫須有的同鄉會、反革命組織的陰謀活動，把黨員群眾中反對他們的積極分子都視作同鄉會反革命組織分子。」[175]
餘貫真、梁荊山等在1928年8月14日致中共代表團的信中也說：「自去年『暴露江浙同鄉會』的聲浪高唱入雲以後，中大就充滿著恐怖的不自安的空氣……不但江浙的一般同誌不敢談論其事，低頭不敢講黨委的工作和黨的生活，即許多各省的同誌，也個個自危。同誌們互相猜疑，互助嫉視，同誌關係變為非同誌的互相暗裏偵察的關係。」[176]
楊尚昆回憶說：中山大學改名後「性質和體製也起了變化」，「培訓對象是共產黨員和共青團員，從領導關係來說聯共中央、共產國際東方部都可以管，黨組織歸學校所在的莫斯科區委領導。按道理講，為中國共產黨培訓幹部的學校，中共中央應該有代表參與領導，事實上並不如此，學校領導機構中沒有中共的代表……學校的課程設置、教學內容、學員的鑑定分配等權限都集中在米夫手中，米夫又通過王明在學生中串聯活動。他的打算是培養一批服從他、能夠貫徹共產國際東方部路線的幹部」。[170]
對於東大的中國班和軍事速成班併入中大，王明也起了作用。孫耀文在《風雨五載》中說：當時東大校長舒米雅茨基力圖把中山大學的在校學生全部接收到東大去。中大米夫校長則堅決請求聯共（布）中央把在東大的中國學生政治班和軍事班合併到中山大學來，擴充自己的勢力。陳紹禹等人乘機在兩校中國學生中進行鼓動，為把東大的中國學生合併到中大製造輿論。不僅如此，米夫和陳紹禹一夥還假手到莫斯科出席共產國際第九次擴大執委會議的中國共產黨代表團（向忠發等）來實現自己的圖謀，提出以下的解決辦法：（一）所謂「旅莫支部殘餘」全部遣送回國；（二）東大的政治班中國學生全部歸併到中山大學；（三）軍事班結束，其中多數回國，一部分進中山大學，另一小部分轉入蘇聯的正規軍事院校深造。聯共（布）中央曾派了一個調查委員會專門處理這個問題。結果，聯共（布）中央決定撤銷「東大」的中國班，米夫、陳紹禹等提出的合併方案變成了現實。[171]
9月6日 聯共（布）中央政治局會議同意中央監察委員會黨務委員會作出的《關於「江浙同鄉會儲金互助會」問題決議》，並通過了《告蘇聯境內中國勞動者大學和其他學校全體中國學生、聯共（布）黨員和候補黨員、蘇聯列寧共青團團員、中共黨員和候補黨員、中國共青團團員書》，正式宣布所謂「江浙同鄉會」的組織不存在，號召大家團結起來，「無論如何要克服因參加所謂『江浙同鄉會儲金互助會』的人產生懷疑而形成的相互不信任感」。[172]
「江浙同鄉會」事件雖然不了了之，但由此造成的影響很難消除，被認為與「江浙同鄉會」有關的學生仍然受到壓製和打擊。楊奎鬆在《「江浙同鄉會」事件始末（續）》中說：「江浙同鄉會」事件後來雖然不了了之，但既然沒有人宣布「江浙同鄉會」事實上並不存在，一切嫌疑分子應當解除嫌疑恢復名譽，依舊有人可以利用這根大棒子打人。而陳紹禹一派人的糾合和得勢，也正是得益於此。隻不過，人們後來不再簡單地說俞秀鬆、周達文等人是什麽「江浙同鄉會」了，由於此後中共黨內也出現了所謂「反對派」（即「托陳取消派」），因此所謂「江浙同鄉會」也就成了陳紹禹等指責「反對派」或「托派」的代名詞，說什麽「江浙同鄉會」實質就是托陳分子的秘密組織，或者稱「江浙同鄉會」是掩藏著反革命托派的，說俞秀鬆、周達文、董亦湘等人是「中國的托洛茨基匪徒」。結果，三十年代末周達文、董亦湘、俞秀鬆等，仍舊受此牽連而冤死。中大幾乎所有曾經擁護教務處派、第三派，或同情俞秀鬆一派的仍在蘇聯的中國學生，而後也仍舊因此而受到各種形式的迫害。[173]
孫冶方也回憶說：「此後，王明、博古控製的支部局的同誌們不再用『江浙同鄉會』這頂帽子嚇人了。但是由於學生群眾反對王明、博古控製的支部局領導集團的宗派主義、官僚主義的鬥爭始終沒有終止，而王明、博古他們不從檢查自己的宗派主義、官僚主義著手改進自己的領導作風，總是懷疑學生中反支部局領導的鬥爭是由秘密的反革命組織策動的。他們所懷疑的對象主要還不是真正的托派，而是俞、董、周以及過去被懷疑是江浙同鄉會分子的那些人。」[174]他在《給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和中共中央組織部的報告》中還說：「在此後兩年間，由於王明、博古宗派集團領導不得人心，群眾仍然不斷反對他們，他們不作自我批評，依然歸罪於莫須有的同鄉會、反革命組織的陰謀活動，把黨員群眾中反對他們的積極分子都視作同鄉會反革命組織分子。」[175]
餘貫真、梁荊山等在1928年8月14日致中共代表團的信中也說：「自去年『暴露江浙同鄉會』的聲浪高唱入雲以後，中大就充滿著恐怖的不自安的空氣……不但江浙的一般同誌不敢談論其事，低頭不敢講黨委的工作和黨的生活，即許多各省的同誌，也個個自危。同誌們互相猜疑，互助嫉視，同誌關係變為非同誌的互相暗裏偵察的關係。」[1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