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凡西在《雙山回憶錄》中說，王明曾企圖對周恩來做工作。他說：「陳紹禹在各方麵和周恩來相比，都隻好算是一個侏儒，但他有一點強於周恩來，就是他有奪取第一把交椅的野心和韌性；為達此目的，他甚至不惜應用任何手段的（包括非革命的和最卑劣的在內）。因為歸根結蒂說，陳紹禹不是革命家，而是一個富有冒險精神，工於心計，能玩無恥手段的政客。」「那時候，以陳紹禹在黨內的地位（即一無地位）說，離爭取『第一』的路程還非常之遠，但憑他和史達林直係的結托之親且密，他卻有充分理由來從事準備。以向忠發代替瞿秋白，陳紹禹的時間表上不過是將來取而自代的一個步驟。拉攏周恩來，隻是一出先期演出的隆中求賢罷了。」[157]
陸定一回憶說：「這個時期裏，王明集團開始在莫斯科形成。這個集團自稱是『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或者『百分之百的布爾什維克』。王明集團實際上是米夫（共產國際東方部部長）組織起來，要奪取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權的……米夫組織了王明集團，首先就在莫斯科反對中國共產黨代表團，揚言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使中國革命遭到失敗，所以所有老的領導人都是機會主義者，非推翻不可……張國燾當時可恥地向王明集團投降，所以中國代表團裏就發生以瞿秋白同誌為首的同誌們同張國燾和王明集團的鬥爭。瞿秋白同誌成了米夫和王明集團在黨內的主要打擊對象，我成了他們在青年團內的主要打擊對象。」[158]
8月10日 聯共（布）中央監察委員會黨務委員會作出《關於「江浙同鄉會儲金互助會」問題決議》，認為沒有材料證明所謂「江浙同鄉會」組織的存在，對「江浙同鄉會」成員的指控和懷疑「都是沒有根據的」，從根本上否定了這個冤案。[159]
8月15日 瞿秋白以中共代表團的名義，給蘇共中央政治局寫信，對聯共監委根據「格別烏」提供的材料所作的錯誤結論，提出不同意見。同時寫信給中共中央，說明在江浙籍同學中，對某些問題意見不一致，並不是罪過，不能說他們是有組織的派別活動。[160]
在此前後 周恩來經過調查後認為「江浙同鄉會」並不存在。張國燾回憶說：「我們曾將這件事交由周恩來處理。周恩來調查的結果，覺得所謂江浙同鄉會事實上並不存在。因此，這個小組織的案子，就不了了之。」[161]
8月前後 作《七夕觀星》詩一首，詩曰：
女郎銀漢各西東，暮暮朝朝顧盼中。
一旦兩心成一體，鵲橋不架也相逢。[162]
據袁溥之回憶，王明在這時繼續追求孟慶樹。她說：「一九二八年中共『六大』之後，我同孟慶樹住一間房，王明經常跑到我們房間裏來。孟慶樹起初不喜歡他。他個子矮小、外表的確配不上她，但他卻死皮賴臉地纏著，有時甚至跪在孟慶樹床前。有一次，孟慶樹生氣打了他，他還嘻［嬉］皮笑臉不以為恥。我當時就認為，這個人在女人麵前沒有一個男子漢的氣概，在外國人麵前沒有一個中國人的氣概。但是，由於歷史的誤會，這個人卻統治我們黨長達四年之久。他使無數同誌犧牲在他的機會主義路線之下，白區損失百分之百，蘇區損失百分之九十五，差一點葬送了中國革命。」[163]
8月前後 中山大學的學生發生打架問題。
關於這次打架事件的發生，有的認為是由於在「江浙同鄉會」事件中受嫌疑的學生準備致信共產國際監委和聯共中央監委，要求立即公布有關「江浙同鄉會」的調查結論，為受嫌疑學生恢復名譽。結果，這件事為部分工人學生所偵知，並在中大黨支部一些人的暗中支持下，以查找所謂「反對派文件」為名，演出了一幕強行搜查同學寢室，雙方大打出手的「全武行」。[164]
有的人認為這完全是由王明等人指使或挑動起來的。如李一凡回憶說：由於米夫、王明等人的倒行逆施，「在以李劍如、餘篤三、郭秉元等優秀工人同誌為首的廣大黨、團員群眾和米夫、王明當權派之間產生矛盾自然就不可避免了。矛盾日積月累，鬥爭越來越激烈、尖銳。1928年8月在莫斯科近郊奧列霍沃休養所和1929年8月在黑海之濱阿魯什塔休養所，王明一夥就曾挑起了好幾次武鬥」。[165]
王凡西也回憶說：王明為了打擊反對他的「反對派」，曾採取各種手段，甚至「成立打手團（這自然並非專門對付反對派）。在『提拔工人』的名義之下，陳紹禹們捧出了幾個孔武有力，蠻不講理的工人同誌來。其中有數位是從法國轉來的山東人，第一次歐戰時候派去法國的華工。他們在法國的唯一工作，就是和曾琦們的國家主義的棍徒們打架。人很忠實，可惜頭腦非常簡單，他們信任了霸占著黨部的陳紹禹們，把其他同誌，陳派的異己者，看成為『國家主義派』一類的敵人；另一些是從上海來的。其中最出名的是一個姓李的江北工人和另一個姓王的（可惜我都忘記了他們的名字；二人的下場據說姓李的後來在瑞金被槍決，姓王的回國後就投向國民黨了）。這些人時常打架，完全是陳紹禹的『馬仔』作風。陳氏所到之處，這些人大抵形影不離，前呼後擁，趾高氣揚，叫人非常看不順眼」。[166]
9月1日 新學年開始，「東方共產主義勞動大學」的中國班和軍事速成班併入中大，中山大學改名為「中國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簡稱「勞大」，習慣上仍稱中大，米夫任校長，王明在該校任翻譯及聯共黨史教員。
陸定一回憶說：「這個時期裏，王明集團開始在莫斯科形成。這個集團自稱是『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或者『百分之百的布爾什維克』。王明集團實際上是米夫（共產國際東方部部長）組織起來，要奪取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權的……米夫組織了王明集團，首先就在莫斯科反對中國共產黨代表團，揚言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使中國革命遭到失敗，所以所有老的領導人都是機會主義者，非推翻不可……張國燾當時可恥地向王明集團投降，所以中國代表團裏就發生以瞿秋白同誌為首的同誌們同張國燾和王明集團的鬥爭。瞿秋白同誌成了米夫和王明集團在黨內的主要打擊對象，我成了他們在青年團內的主要打擊對象。」[158]
8月10日 聯共（布）中央監察委員會黨務委員會作出《關於「江浙同鄉會儲金互助會」問題決議》，認為沒有材料證明所謂「江浙同鄉會」組織的存在，對「江浙同鄉會」成員的指控和懷疑「都是沒有根據的」，從根本上否定了這個冤案。[159]
8月15日 瞿秋白以中共代表團的名義，給蘇共中央政治局寫信，對聯共監委根據「格別烏」提供的材料所作的錯誤結論，提出不同意見。同時寫信給中共中央，說明在江浙籍同學中，對某些問題意見不一致，並不是罪過，不能說他們是有組織的派別活動。[160]
在此前後 周恩來經過調查後認為「江浙同鄉會」並不存在。張國燾回憶說：「我們曾將這件事交由周恩來處理。周恩來調查的結果，覺得所謂江浙同鄉會事實上並不存在。因此，這個小組織的案子，就不了了之。」[161]
8月前後 作《七夕觀星》詩一首，詩曰：
女郎銀漢各西東，暮暮朝朝顧盼中。
一旦兩心成一體，鵲橋不架也相逢。[162]
據袁溥之回憶，王明在這時繼續追求孟慶樹。她說：「一九二八年中共『六大』之後，我同孟慶樹住一間房，王明經常跑到我們房間裏來。孟慶樹起初不喜歡他。他個子矮小、外表的確配不上她，但他卻死皮賴臉地纏著，有時甚至跪在孟慶樹床前。有一次，孟慶樹生氣打了他，他還嘻［嬉］皮笑臉不以為恥。我當時就認為，這個人在女人麵前沒有一個男子漢的氣概，在外國人麵前沒有一個中國人的氣概。但是，由於歷史的誤會，這個人卻統治我們黨長達四年之久。他使無數同誌犧牲在他的機會主義路線之下，白區損失百分之百，蘇區損失百分之九十五，差一點葬送了中國革命。」[163]
8月前後 中山大學的學生發生打架問題。
關於這次打架事件的發生，有的認為是由於在「江浙同鄉會」事件中受嫌疑的學生準備致信共產國際監委和聯共中央監委，要求立即公布有關「江浙同鄉會」的調查結論，為受嫌疑學生恢復名譽。結果，這件事為部分工人學生所偵知，並在中大黨支部一些人的暗中支持下，以查找所謂「反對派文件」為名，演出了一幕強行搜查同學寢室，雙方大打出手的「全武行」。[164]
有的人認為這完全是由王明等人指使或挑動起來的。如李一凡回憶說：由於米夫、王明等人的倒行逆施，「在以李劍如、餘篤三、郭秉元等優秀工人同誌為首的廣大黨、團員群眾和米夫、王明當權派之間產生矛盾自然就不可避免了。矛盾日積月累，鬥爭越來越激烈、尖銳。1928年8月在莫斯科近郊奧列霍沃休養所和1929年8月在黑海之濱阿魯什塔休養所，王明一夥就曾挑起了好幾次武鬥」。[165]
王凡西也回憶說：王明為了打擊反對他的「反對派」，曾採取各種手段，甚至「成立打手團（這自然並非專門對付反對派）。在『提拔工人』的名義之下，陳紹禹們捧出了幾個孔武有力，蠻不講理的工人同誌來。其中有數位是從法國轉來的山東人，第一次歐戰時候派去法國的華工。他們在法國的唯一工作，就是和曾琦們的國家主義的棍徒們打架。人很忠實，可惜頭腦非常簡單，他們信任了霸占著黨部的陳紹禹們，把其他同誌，陳派的異己者，看成為『國家主義派』一類的敵人；另一些是從上海來的。其中最出名的是一個姓李的江北工人和另一個姓王的（可惜我都忘記了他們的名字；二人的下場據說姓李的後來在瑞金被槍決，姓王的回國後就投向國民黨了）。這些人時常打架，完全是陳紹禹的『馬仔』作風。陳氏所到之處，這些人大抵形影不離，前呼後擁，趾高氣揚，叫人非常看不順眼」。[166]
9月1日 新學年開始，「東方共產主義勞動大學」的中國班和軍事速成班併入中大，中山大學改名為「中國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簡稱「勞大」，習慣上仍稱中大，米夫任校長，王明在該校任翻譯及聯共黨史教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