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8月 在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調查處理「江浙同鄉會」問題時極力進行阻撓和反對，並反對瞿秋白等代表團領導人。
周恩來在《共產國際和中國共產黨》的報告中說：「六大後，中山大學裏以王明為首的宗派，集中力量反對駐共產國際的中共代表團……在中山大學內，宗派鬥爭很厲害。六大後，中山大學的宗派鬥爭繼續發展。王明宗派反對中國代表團，實質是反對黨中央，認為中國黨的中央不行了，要換人。」[150]
楊尚昆回憶說：向忠發到中山大學作報告以後，「中大的江浙籍學員人人自危，他們向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代表團提出申訴，要求重新調查。代表團指定瞿秋白等處理這件事。這樣，王明控製的支部局同瞿秋白為首的中共代表團展開了一場調查和抵製調查的鬥爭，這就是後來延安整風時博古所說的王明宗派『反對中國黨的第一戰』」。他還說：當時，「瞿秋白派中共代表團成員鄧中夏、餘飛來中大查對事實，支部局拒絕合作。代表團經共產國際同意到『格別烏』機關查閱『江浙同鄉會』的調查材料，他們又以種種藉口予以拒絕。出於無奈，代表團隻好通過在中大學習的親屬，像瞿秋白的愛人楊之華、弟弟瞿景白，陸定一的愛人唐義貞和張國燾的愛人楊子烈等找人個別交談。支部局又說他們是拉幫結夥，想奪學校的領導權；他們和誰來往，講了什麽，都有單子記著，甚至用竊聽等極不正派的手段。最後，瞿秋白向中共中央寫了報告，依據事實指出：被指控為同鄉會負責人的周達文是貴州人，『重要成員』的左權、朱務善是湖南人；而張聞天、沈澤民和博古等雖然是江浙人，卻和『同鄉會』的人觀點不同，可見不存在『江浙同鄉會』的組織；至於這些學員在一些問題上，確實對支部局有意見，但並不是派別活動。代表團要求王明等提供新的證據，王明等置之不理。國際監察委員會、聯共中央和中共代表團為此組成審查委員會。這時黨的六大已經閉幕，留在莫斯科處理未了事情的周恩來同誌參加審查委員會，召集中大支部局負責人和被指控的董亦湘、孫冶方等進行對質，結論是：指控不實，不存在『江浙同鄉會』。周恩來在中大全體師生大會上宣布了這個正確結論。米夫和王明反中共代表團的『第一戰』輸了。為了報這『一箭之仇』，1929年暑假前，在10天的總結工作大會上，又發生了一場鬥爭」。[151]
陳修良回憶說：「王明一夥自稱為『理論家』，他們把中共代表團看作機會主義者；他們看到不少同學經常去代表團談話，因而又對代表團的負責人言論非常注意，不惜到處搜集代表團成員們的文字與口頭言論，斷章取義，進行攻擊；而且對中國同學的言論也一起搜集，他們認為有『右傾』的無不想同中共代表團掛起鉤來，目的就是為了打倒中共代表團的領導人，其中特別是瞿秋白和鄧中夏同誌。」「王明一夥最恨的是瞿秋白同誌，因為他在共產國際和中共內部威信較高，不用說是他們奪權的主要對象，必欲打倒之而後快。」「『中大』內部經常有人散布流言蜚語攻擊代表團同誌，甚至在牆報上公開畫漫畫醜化他們的形象，進行人身攻擊。」[152]她還說：「我在莫斯科期間，王明這個野心家一心想奪權，把秋白看成阻礙他掌權的最大的敵人，千方百計地攻擊、造謠、謾罵，無所不用其極……連我們這些經常去看秋白的人也被罵成是『代表團的走狗』。他們這樣罵，妄圖迫使『中大』的學生不敢去接近秋白。我根本不理他們這一套，照常去看秋白和楊之華。當時，『中大』的牆報被王明派奪過去了，由他們的人任編輯，幾乎每一期牆報都不負責任地攻擊醜化秋白。秋白那時常抽板煙，他們就畫了個抽板煙的猴子。而我們的駁斥、辯論文章，他就是不登。」[153]
吳福海回憶說：「由於兩派的對立和鬥爭，有的同學到中共代表團去反映情況。中共代表團負責人瞿秋白、張國燾為此到勞動大學來講過話，他們表示支持多數派的意見，要求大家聽中共代表團的話，反對無原則的鬥爭等等。我們還找過當時在莫斯科的鄧中夏，他是工人運動的領袖，和我們工人學生比較接近，他對我們比較支持。但是支部局王明等人，以米夫為靠山，根本不把中共代表團放在眼裏，對代表團的意見也不加理睬。我們一些工人學生看到王明等人對待中共代表團的輕蔑態度非常反感。有一次，我和博古在會議散了之後，繼續進行爭論，他強詞奪理，我激動起來，失手打了他一拳。我動手打人是不應該的，但他卻由此對我懷恨在心。」[154]
陳一誠回憶說：「王明等人在勞動大學搞宗派活動，他們所攻擊的主要對象是瞿秋白。瞿秋白在黨的『六大』以後是我黨駐共產國際的代表團團長，他常到勞動大學來了解情況，同大家交談。他支持同學們的合理意見，對王明等人的錯誤言行進行了批評鬥爭。王明等人因此對瞿秋白恨之切骨。」[155]
袁溥之回憶說：「一九二八年冬，瞿秋白同誌擔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聽取了許多同誌的申訴後勇敢地為所謂『江浙同鄉會案件』翻案，給一些同誌恢復名譽。這樣，瞿秋白又成了米夫、王明等人的打擊對象。他們以中共駐莫斯科支部局為陣地，在米夫及共產國際某些人支持下，攻擊瞿秋白同誌。」[156]
周恩來在《共產國際和中國共產黨》的報告中說：「六大後，中山大學裏以王明為首的宗派，集中力量反對駐共產國際的中共代表團……在中山大學內，宗派鬥爭很厲害。六大後，中山大學的宗派鬥爭繼續發展。王明宗派反對中國代表團，實質是反對黨中央，認為中國黨的中央不行了，要換人。」[150]
楊尚昆回憶說：向忠發到中山大學作報告以後，「中大的江浙籍學員人人自危，他們向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代表團提出申訴，要求重新調查。代表團指定瞿秋白等處理這件事。這樣，王明控製的支部局同瞿秋白為首的中共代表團展開了一場調查和抵製調查的鬥爭，這就是後來延安整風時博古所說的王明宗派『反對中國黨的第一戰』」。他還說：當時，「瞿秋白派中共代表團成員鄧中夏、餘飛來中大查對事實，支部局拒絕合作。代表團經共產國際同意到『格別烏』機關查閱『江浙同鄉會』的調查材料，他們又以種種藉口予以拒絕。出於無奈，代表團隻好通過在中大學習的親屬，像瞿秋白的愛人楊之華、弟弟瞿景白，陸定一的愛人唐義貞和張國燾的愛人楊子烈等找人個別交談。支部局又說他們是拉幫結夥，想奪學校的領導權；他們和誰來往，講了什麽，都有單子記著，甚至用竊聽等極不正派的手段。最後，瞿秋白向中共中央寫了報告，依據事實指出：被指控為同鄉會負責人的周達文是貴州人，『重要成員』的左權、朱務善是湖南人；而張聞天、沈澤民和博古等雖然是江浙人，卻和『同鄉會』的人觀點不同，可見不存在『江浙同鄉會』的組織；至於這些學員在一些問題上，確實對支部局有意見，但並不是派別活動。代表團要求王明等提供新的證據，王明等置之不理。國際監察委員會、聯共中央和中共代表團為此組成審查委員會。這時黨的六大已經閉幕，留在莫斯科處理未了事情的周恩來同誌參加審查委員會，召集中大支部局負責人和被指控的董亦湘、孫冶方等進行對質，結論是：指控不實，不存在『江浙同鄉會』。周恩來在中大全體師生大會上宣布了這個正確結論。米夫和王明反中共代表團的『第一戰』輸了。為了報這『一箭之仇』，1929年暑假前，在10天的總結工作大會上，又發生了一場鬥爭」。[151]
陳修良回憶說：「王明一夥自稱為『理論家』，他們把中共代表團看作機會主義者；他們看到不少同學經常去代表團談話，因而又對代表團的負責人言論非常注意，不惜到處搜集代表團成員們的文字與口頭言論，斷章取義，進行攻擊；而且對中國同學的言論也一起搜集，他們認為有『右傾』的無不想同中共代表團掛起鉤來，目的就是為了打倒中共代表團的領導人，其中特別是瞿秋白和鄧中夏同誌。」「王明一夥最恨的是瞿秋白同誌，因為他在共產國際和中共內部威信較高，不用說是他們奪權的主要對象，必欲打倒之而後快。」「『中大』內部經常有人散布流言蜚語攻擊代表團同誌，甚至在牆報上公開畫漫畫醜化他們的形象，進行人身攻擊。」[152]她還說：「我在莫斯科期間，王明這個野心家一心想奪權，把秋白看成阻礙他掌權的最大的敵人，千方百計地攻擊、造謠、謾罵，無所不用其極……連我們這些經常去看秋白的人也被罵成是『代表團的走狗』。他們這樣罵，妄圖迫使『中大』的學生不敢去接近秋白。我根本不理他們這一套，照常去看秋白和楊之華。當時，『中大』的牆報被王明派奪過去了，由他們的人任編輯，幾乎每一期牆報都不負責任地攻擊醜化秋白。秋白那時常抽板煙，他們就畫了個抽板煙的猴子。而我們的駁斥、辯論文章，他就是不登。」[153]
吳福海回憶說：「由於兩派的對立和鬥爭，有的同學到中共代表團去反映情況。中共代表團負責人瞿秋白、張國燾為此到勞動大學來講過話，他們表示支持多數派的意見，要求大家聽中共代表團的話，反對無原則的鬥爭等等。我們還找過當時在莫斯科的鄧中夏，他是工人運動的領袖，和我們工人學生比較接近，他對我們比較支持。但是支部局王明等人，以米夫為靠山，根本不把中共代表團放在眼裏，對代表團的意見也不加理睬。我們一些工人學生看到王明等人對待中共代表團的輕蔑態度非常反感。有一次，我和博古在會議散了之後，繼續進行爭論，他強詞奪理，我激動起來，失手打了他一拳。我動手打人是不應該的，但他卻由此對我懷恨在心。」[154]
陳一誠回憶說：「王明等人在勞動大學搞宗派活動，他們所攻擊的主要對象是瞿秋白。瞿秋白在黨的『六大』以後是我黨駐共產國際的代表團團長，他常到勞動大學來了解情況，同大家交談。他支持同學們的合理意見，對王明等人的錯誤言行進行了批評鬥爭。王明等人因此對瞿秋白恨之切骨。」[155]
袁溥之回憶說：「一九二八年冬，瞿秋白同誌擔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聽取了許多同誌的申訴後勇敢地為所謂『江浙同鄉會案件』翻案，給一些同誌恢復名譽。這樣，瞿秋白又成了米夫、王明等人的打擊對象。他們以中共駐莫斯科支部局為陣地，在米夫及共產國際某些人支持下，攻擊瞿秋白同誌。」[1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