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明傑在1928年8月31日致中國共產黨參加國際第六次世界大會的全體同誌的信中也說：「遷延到這麽長久，使同誌相互的懷疑、猜想、傾陷、挑撥，不斷地發展和增加，這樣繼續下去，將達到什麽地步！……據向忠發同誌的報告說得怎樣嚴重，如說要槍斃他們的首領等等；如沈澤民、陳紹禹同誌向同誌們中的宣傳說他們的組織怎樣嚴密，他們的人數如何之多，如中山大學有一百餘人，而炮兵學校、東方大學、列寧格拉（勒）到處都有他們的組織。忽而同鄉會，忽而儲金互助會，捕風捉影，弄得風雨滿城，許多同誌犯了嫌疑不能參加一切學習和工作，許多同誌犯了嫌疑開除黨籍和遣派回國。」他還說：「在莫斯科的同誌，他如果頭上被人加上了『幌子』［『帽子』］，如什麽主義，或什麽傾向……特別是犯了江浙同鄉會的嫌疑的同誌，他根本就失丟了大部分的政治生命，可說是沒有工作的可能！這是多麽的嚴重而可怕呀！」[177]
9月26日 莫斯科中國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教員班、研究生和研究員問題委員會舉行會議，決定研究員、研究生和教員班的組成，確定王明等七人為研究所的研究生。[178]
10月 在一次做翻譯時暈倒。
《傳記與回憶》說：1928年10月某日，紹禹因過度疲勞，不能工作，躺在自己床上休息。可是中共代表團的餘飛堅持要王明去做翻譯，結果「翻了不多時，即頭暈不能支持下去了」。米夫和秋白來問時，紹禹「想把情況講明，還未說完，已暈倒了」。「經醫生看過，證明是由於過度疲勞，心髒衰弱，第一次出現心髒神經症。」
秋末 莫斯科中國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開展反「先鋒主義」、「工人反對派」和「第二條路線」的鬥爭。
關於反「第二條路線」，莊東曉說是從1929年初開始的。她說：1929年初，聯共中央發起了反「布哈林右派反黨聯盟」運動，王明一派立即在支部中布置行動，發動「反右傾路線」的鬥爭。這個時期，盛忠亮身為支部局的秘書，暗通「格別烏」，起了極壞的作用。他們名為反「第二條路線」鬥爭，實則是為整掉一批人，包括肉體的消滅。這真是「殘酷鬥爭」、「無情打擊」。支部局的目的是利用米夫的權勢，打擊一批不聽話的同學。誰對支部局有不滿的意見，必將指為「反黨」或者戴上其他帽子，最普遍的是「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一頂時髦帽子。亂戴帽子的結果，引起同學們普遍的不滿，所以支部局派到後來隻剩下少數人。[179]
但多數人認為反「第二條路線」是從這年秋末開始的。
對於這場鬥爭的起因，莊東曉回憶說：由於製造「江浙同鄉會」冤案不得人心，「於是米夫一夥又利用權力再製造更為廣泛的所謂『兩條路線鬥爭』，以打擊一大批同學，並拉攏一大批人作為幫凶，攻擊中共代表團，為奪取中國黨的領導權，作好思想與組織的準備」。另外還因為「王明經常以『領導人』自居，來參加『中大』的大會（師生員工大會等），發表長篇大論，手捧經典著作，言必稱馬列主義，引經據典，以未來的『中國列寧』的姿態出現在『中大』同學的眼前，使人厭惡，於是逐漸形成『反支部局』的一派。王明為首的支部局派則申言，從中國去的同學因為中國大革命失敗，情緒消極、思想『右傾』，又是什麽背後有中共代表團支持，有俞秀鬆一派的策動，結成聯合戰線實行反黨，進行『第二條路線』鬥爭，等等」。[180]
孫耀文《風雨五載》一書分析說：在大多數同學對陳紹禹宗派的做法非常不滿的情況下，這個宗派為了保持對中山大學的控製，就採用高壓手段，製造新的政治帽子，硬扣到反對者頭上。這樣，在中山大學便新造出了所謂「先鋒主義派」和「工人反對派」，等等。同時，陳紹禹一夥又誣指它們同托洛茨基派（「托派」已被聯共（布）斥為「敵人」，這時已成為一頂十分嚇人的危險帽子）緊密勾結，聯合起來反對支部局、反對支部局的「布爾什維克路線」，並照搬史達林的提法，說它們執行「反黨」的「第二條路線」（即機會主義路線）。陳紹禹宗派由此又把這些並不真正存在的「派」一起稱為「第二條路線聯盟」，並實施了「各個擊破」的策略，最先下手打擊的是「先鋒主義派」。所謂「先鋒主義」，本是中國國內共青團中存在過的一種脫離共產黨的領導，甚至與黨組織鬧對立的錯誤傾向。但是，在莫斯科中山大學的共青團員中並沒有誰提出過這種「先鋒主義」，無非是有些團員對校內濃厚的宗派主義，對控製黨支部局的陳紹禹宗派的惡劣作風有所不滿而已，在校內團員中影響還不大。陳紹禹宗派為了壓製不同意見，打擊敢於反對他們宗派活動的人，就給他們扣上「先鋒主義」帽子。[181]
有的著作說反「先鋒主義」是從1928年初開始的，當時中山大學少共支部局中的一些人對支部局的工作不滿，其代表人物是少共支部局宣傳部長西門宗華及高承烈、林其濤等人。支部局以無視黨的領導為名，給他們扣上了「先鋒主義」的帽子，並重新改組少共支部。[182]但據製造「先鋒主義」這頂帽子的盛嶽說，這場鬥爭主要是在「秋末」，他說：「反第二條路線鬥爭剛一開始，中大有許多共青團員就表示支持第二條路線。中大共青團支部辦公室的某些負責人，甚至公開鼓吹同黨支部辦公室對著幹。在這些共青團領導人中，數西門宗華調子最高，但高承烈、林其濤等人都毫不掩飾。他們使用和第二條路線其他追隨者使用的同樣中傷語言來批評支部局。」「在1928年舉行的黨員大會上，我作了主要的發言，批判了西門—高小集團。我把他的路線定性為『先鋒主義』。因為他堅持要黨支部局改變路線，公開無視黨的領導，在那以後，他們就以『先鋒主義者』聞名，而且變成第二條路線聯盟的重要組成部分。」「為了削弱這個第二條路線聯盟，學校當局根據黨支部局的建議，從一九二八年十月開始，把最調皮搗蛋的第二條路線同盟成員送到西伯利亞去做苦工。高承烈和林其濤等都被送到了西伯利亞。其他人如西門宗華則在第二年送回中國。」[183]
9月26日 莫斯科中國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教員班、研究生和研究員問題委員會舉行會議，決定研究員、研究生和教員班的組成，確定王明等七人為研究所的研究生。[178]
10月 在一次做翻譯時暈倒。
《傳記與回憶》說：1928年10月某日，紹禹因過度疲勞，不能工作，躺在自己床上休息。可是中共代表團的餘飛堅持要王明去做翻譯，結果「翻了不多時，即頭暈不能支持下去了」。米夫和秋白來問時，紹禹「想把情況講明，還未說完，已暈倒了」。「經醫生看過，證明是由於過度疲勞，心髒衰弱，第一次出現心髒神經症。」
秋末 莫斯科中國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開展反「先鋒主義」、「工人反對派」和「第二條路線」的鬥爭。
關於反「第二條路線」，莊東曉說是從1929年初開始的。她說：1929年初，聯共中央發起了反「布哈林右派反黨聯盟」運動，王明一派立即在支部中布置行動，發動「反右傾路線」的鬥爭。這個時期，盛忠亮身為支部局的秘書，暗通「格別烏」，起了極壞的作用。他們名為反「第二條路線」鬥爭，實則是為整掉一批人，包括肉體的消滅。這真是「殘酷鬥爭」、「無情打擊」。支部局的目的是利用米夫的權勢，打擊一批不聽話的同學。誰對支部局有不滿的意見，必將指為「反黨」或者戴上其他帽子，最普遍的是「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一頂時髦帽子。亂戴帽子的結果，引起同學們普遍的不滿，所以支部局派到後來隻剩下少數人。[179]
但多數人認為反「第二條路線」是從這年秋末開始的。
對於這場鬥爭的起因，莊東曉回憶說：由於製造「江浙同鄉會」冤案不得人心，「於是米夫一夥又利用權力再製造更為廣泛的所謂『兩條路線鬥爭』，以打擊一大批同學，並拉攏一大批人作為幫凶，攻擊中共代表團，為奪取中國黨的領導權，作好思想與組織的準備」。另外還因為「王明經常以『領導人』自居，來參加『中大』的大會（師生員工大會等），發表長篇大論，手捧經典著作，言必稱馬列主義，引經據典，以未來的『中國列寧』的姿態出現在『中大』同學的眼前，使人厭惡，於是逐漸形成『反支部局』的一派。王明為首的支部局派則申言，從中國去的同學因為中國大革命失敗，情緒消極、思想『右傾』，又是什麽背後有中共代表團支持，有俞秀鬆一派的策動，結成聯合戰線實行反黨，進行『第二條路線』鬥爭，等等」。[180]
孫耀文《風雨五載》一書分析說：在大多數同學對陳紹禹宗派的做法非常不滿的情況下，這個宗派為了保持對中山大學的控製，就採用高壓手段，製造新的政治帽子，硬扣到反對者頭上。這樣，在中山大學便新造出了所謂「先鋒主義派」和「工人反對派」，等等。同時，陳紹禹一夥又誣指它們同托洛茨基派（「托派」已被聯共（布）斥為「敵人」，這時已成為一頂十分嚇人的危險帽子）緊密勾結，聯合起來反對支部局、反對支部局的「布爾什維克路線」，並照搬史達林的提法，說它們執行「反黨」的「第二條路線」（即機會主義路線）。陳紹禹宗派由此又把這些並不真正存在的「派」一起稱為「第二條路線聯盟」，並實施了「各個擊破」的策略，最先下手打擊的是「先鋒主義派」。所謂「先鋒主義」，本是中國國內共青團中存在過的一種脫離共產黨的領導，甚至與黨組織鬧對立的錯誤傾向。但是，在莫斯科中山大學的共青團員中並沒有誰提出過這種「先鋒主義」，無非是有些團員對校內濃厚的宗派主義，對控製黨支部局的陳紹禹宗派的惡劣作風有所不滿而已，在校內團員中影響還不大。陳紹禹宗派為了壓製不同意見，打擊敢於反對他們宗派活動的人，就給他們扣上「先鋒主義」帽子。[181]
有的著作說反「先鋒主義」是從1928年初開始的，當時中山大學少共支部局中的一些人對支部局的工作不滿，其代表人物是少共支部局宣傳部長西門宗華及高承烈、林其濤等人。支部局以無視黨的領導為名，給他們扣上了「先鋒主義」的帽子，並重新改組少共支部。[182]但據製造「先鋒主義」這頂帽子的盛嶽說，這場鬥爭主要是在「秋末」，他說：「反第二條路線鬥爭剛一開始，中大有許多共青團員就表示支持第二條路線。中大共青團支部辦公室的某些負責人，甚至公開鼓吹同黨支部辦公室對著幹。在這些共青團領導人中，數西門宗華調子最高，但高承烈、林其濤等人都毫不掩飾。他們使用和第二條路線其他追隨者使用的同樣中傷語言來批評支部局。」「在1928年舉行的黨員大會上，我作了主要的發言，批判了西門—高小集團。我把他的路線定性為『先鋒主義』。因為他堅持要黨支部局改變路線，公開無視黨的領導，在那以後，他們就以『先鋒主義者』聞名，而且變成第二條路線聯盟的重要組成部分。」「為了削弱這個第二條路線聯盟，學校當局根據黨支部局的建議，從一九二八年十月開始，把最調皮搗蛋的第二條路線同盟成員送到西伯利亞去做苦工。高承烈和林其濤等都被送到了西伯利亞。其他人如西門宗華則在第二年送回中國。」[1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