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6日 聯共（布）中央宣傳鼓動部副部長致函紅色教授學院，送去中山大學推薦王明等七人到該院學習的信。另六人為：張聞天、卜世奇、沈澤民、潘問友、王稼祥、李明昌。[145]
但《傳記與回憶》說「1927年暑假後，黨的區委決定」把「沈澤民、張聞天、王稼祥和陳紹禹等五人送進紅色教授學院深造。紹禹想早日回國參加實際工作，不願再學五年而未去」，後來郭紹棠補了這個缺。
6月 陪葉挺、鄧演達與布哈林談話。
有的文章說：葉挺接到黨組織的通知，要他趕到蘇聯莫斯科去。他在莫斯科結合自己在廣州起義的親身經歷與體會，給黨組織寫了一份關於廣州起義經驗教訓的報告，認為當時革命正處於低潮的時候，在廣州這樣的大城市舉行武裝起義是很難取得徹底勝利的。對在起義舉行後，由於敵眾我寡，起義部隊不能死守廣州，而應及時撤離，轉移到海陸豐與彭湃領導的農民運動相結合這一問題，葉挺在報告中仍然堅持自己的看法。這時，中國共產黨的六大正在莫斯科召開。大會成立了以蘇兆征為召集人的「廣州暴動委員會」，對廣州起義問題進行了專門的討論。在大會上，葉挺的報告受到米夫、王明集團的嚴厲批評與無情打擊。王明等人並沒有認真研究過葉挺所寫的報告，更沒有認真聽取葉挺的申明，僅憑個人主觀臆測，就無理斥罵和攻擊葉挺，毫無根據地斥責他「政治動搖」。[146]但《傳記與回憶》說，王明隻是按米夫的指示陪葉挺去和布哈林談了一次話。在這前後，王明還陪鄧演達與布哈林談了一次話，認為「葉挺和鄧演達都是可以爭取說服的有用的人」。
7月11日 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閉幕。
因為大會閉幕後有的代表還沒有離開莫斯科，就組織了幾次報告會，王明作了《關於江浙同鄉會問題》的報告。王明後來在《中共半世紀》一書中說：「由於我同共產國際東方書記處和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一起積極反對由托陳兩派分子組織起來的所謂『江浙同鄉會』，根據黨的六大主席團決定，我又在六大上作過『關於江浙同鄉會問題』的報告。」[147]
在此前後 把中共六大上的爭論帶到中山大學，在同學中挑起爭論。
陳一誠回憶說：「王明等人由於米夫的關係，作為大會的工作人員參加了大會。『六大』會議上，關於陳獨秀投降主義路線的批判及黨在今後的任務等問題上曾有不同意見。王明等人了解這些爭論情況，但是，他們無視黨的紀律，別有用心地把會上的爭論帶到勞動大學裏來，在同學中間挑起了激烈的爭論。那時，我們每周都要召開辯論大會，在辯論中，絕大多數同誌都反對王明等人的意見。但支部局的這些委員們總認為自己的意見正確，對廣大黨員的意見一概聽不進去。」[148]
7月14日 向忠發召集中共代表團開會，當眾宣布了「江浙同鄉會」事件發生的經過及最初的處理過程，要求「同誌們絕對不要懷疑，這完全是一個事實的東西」。王明在這一天會議上的發言，儼然成為對「江浙同鄉會」蓋棺論定的係統結論。他的發言分為如下五個方麵：1.江浙同鄉會的來源；2.江浙同鄉會的實質；3.江浙同鄉會的行動；4.江浙同鄉會的前途；5.我們對江浙同鄉會應采的辦法。關於「江浙同鄉會」的來源，王明明確認為它起源於中大前此的派別鬥爭，即所謂「教務處派」和「黨委員會派」之爭。「江浙同鄉會」的基礎，就是教務處派。俞秀鬆等參與派遣學生學習軍事的分配工作，就是對於組織「江浙同鄉會」的一種重要步驟。按照他的說法，「如果說江浙同鄉會組織成功的直接原因是軍營中為互相開玩笑，但其歷史根源則是與周達文、俞秀鬆、董亦湘等派人學軍事時之準備工作有很大的關係」。而他提出的處理辦法是：「首要者除用黨紀製裁外，還須採用其他辦法，次要者用黨的組織辦法解決，一般會員用黨的教育方法解決。」會後提出的《對於江浙同鄉會的意見》，除了在處理辦法上與王明的意見有區別外，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他的看法。[149]
7月17日～9月1日 作為翻譯工作人員，參加了在莫斯科舉行的共產國際第六次代表大會。
《傳記與回憶》說：「中共六大開完後，接著1928年8月間共產國際六次大會開幕。紹禹擔任所有主席團的中文翻譯工作，並負責所有中文翻譯工作的組織審閱等。除作口頭翻譯外，並參加翻譯共產國際綱領等主要文件。」「直到中共代表團大多數離莫後，審閱的工作還未完，結果累病了。醫生要他休息，他不肯，仍回中大去作黨的工作和授課。一直繼續工作到回國前。」
7月19日 舉行中共第六屆中央委員會第一次會議。在這次會上和7月21日的中央政治局第一次會議上，推選出以瞿秋白為負責人，由張國燾、鄧中夏、餘飛、王若飛參加的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
7月30日 給中共代表團蘇兆征、張國燾、項英、瞿秋白、周恩來寫信，說「聽說主席團會議已決定我回國，我現在向您們請求我在此地還學習二年」，理由是：第一，「我在莫斯科不到兩年的時間內，差不多盡是作工，沒有讀書」；第二，許多同誌都想從國內來此地學習，「我現在既有此機會，何必令我失去？」「在莫斯科有許多真正學足了三年的同誌，他們的經驗和理論都比我這個小孩子強，如果要調好一點的人回國吧，則應該調他們」；第三，「我自去年冬季起就有心髒病」，現在又得了肺病，正準備去南俄養病，這在中國是不可能的，「就是勉強馬上回去，一定變為一個心病和肺病鬼，坐在黨裏不能做事，靠救濟會去養老（但是又不夠養的資格）；這一點我實在不願意，我想您們一定也不願意。同誌們！讓我成為一個健全的青年回去吧！心病肺病鬼有什麽用處呢！」「因此，我誠懇的請求您們允許我的要求，我願學習的是農民土地問題及軍事政治，因為這兩個問題，我最有興趣；至於我到底學那一種問題，則全由您們，國際及我的身體在最近的將來如何而定。」
但《傳記與回憶》說「1927年暑假後，黨的區委決定」把「沈澤民、張聞天、王稼祥和陳紹禹等五人送進紅色教授學院深造。紹禹想早日回國參加實際工作，不願再學五年而未去」，後來郭紹棠補了這個缺。
6月 陪葉挺、鄧演達與布哈林談話。
有的文章說：葉挺接到黨組織的通知，要他趕到蘇聯莫斯科去。他在莫斯科結合自己在廣州起義的親身經歷與體會，給黨組織寫了一份關於廣州起義經驗教訓的報告，認為當時革命正處於低潮的時候，在廣州這樣的大城市舉行武裝起義是很難取得徹底勝利的。對在起義舉行後，由於敵眾我寡，起義部隊不能死守廣州，而應及時撤離，轉移到海陸豐與彭湃領導的農民運動相結合這一問題，葉挺在報告中仍然堅持自己的看法。這時，中國共產黨的六大正在莫斯科召開。大會成立了以蘇兆征為召集人的「廣州暴動委員會」，對廣州起義問題進行了專門的討論。在大會上，葉挺的報告受到米夫、王明集團的嚴厲批評與無情打擊。王明等人並沒有認真研究過葉挺所寫的報告，更沒有認真聽取葉挺的申明，僅憑個人主觀臆測，就無理斥罵和攻擊葉挺，毫無根據地斥責他「政治動搖」。[146]但《傳記與回憶》說，王明隻是按米夫的指示陪葉挺去和布哈林談了一次話。在這前後，王明還陪鄧演達與布哈林談了一次話，認為「葉挺和鄧演達都是可以爭取說服的有用的人」。
7月11日 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閉幕。
因為大會閉幕後有的代表還沒有離開莫斯科，就組織了幾次報告會，王明作了《關於江浙同鄉會問題》的報告。王明後來在《中共半世紀》一書中說：「由於我同共產國際東方書記處和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一起積極反對由托陳兩派分子組織起來的所謂『江浙同鄉會』，根據黨的六大主席團決定，我又在六大上作過『關於江浙同鄉會問題』的報告。」[147]
在此前後 把中共六大上的爭論帶到中山大學，在同學中挑起爭論。
陳一誠回憶說：「王明等人由於米夫的關係，作為大會的工作人員參加了大會。『六大』會議上，關於陳獨秀投降主義路線的批判及黨在今後的任務等問題上曾有不同意見。王明等人了解這些爭論情況，但是，他們無視黨的紀律，別有用心地把會上的爭論帶到勞動大學裏來，在同學中間挑起了激烈的爭論。那時，我們每周都要召開辯論大會，在辯論中，絕大多數同誌都反對王明等人的意見。但支部局的這些委員們總認為自己的意見正確，對廣大黨員的意見一概聽不進去。」[148]
7月14日 向忠發召集中共代表團開會，當眾宣布了「江浙同鄉會」事件發生的經過及最初的處理過程，要求「同誌們絕對不要懷疑，這完全是一個事實的東西」。王明在這一天會議上的發言，儼然成為對「江浙同鄉會」蓋棺論定的係統結論。他的發言分為如下五個方麵：1.江浙同鄉會的來源；2.江浙同鄉會的實質；3.江浙同鄉會的行動；4.江浙同鄉會的前途；5.我們對江浙同鄉會應采的辦法。關於「江浙同鄉會」的來源，王明明確認為它起源於中大前此的派別鬥爭，即所謂「教務處派」和「黨委員會派」之爭。「江浙同鄉會」的基礎，就是教務處派。俞秀鬆等參與派遣學生學習軍事的分配工作，就是對於組織「江浙同鄉會」的一種重要步驟。按照他的說法，「如果說江浙同鄉會組織成功的直接原因是軍營中為互相開玩笑，但其歷史根源則是與周達文、俞秀鬆、董亦湘等派人學軍事時之準備工作有很大的關係」。而他提出的處理辦法是：「首要者除用黨紀製裁外，還須採用其他辦法，次要者用黨的組織辦法解決，一般會員用黨的教育方法解決。」會後提出的《對於江浙同鄉會的意見》，除了在處理辦法上與王明的意見有區別外，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他的看法。[149]
7月17日～9月1日 作為翻譯工作人員，參加了在莫斯科舉行的共產國際第六次代表大會。
《傳記與回憶》說：「中共六大開完後，接著1928年8月間共產國際六次大會開幕。紹禹擔任所有主席團的中文翻譯工作，並負責所有中文翻譯工作的組織審閱等。除作口頭翻譯外，並參加翻譯共產國際綱領等主要文件。」「直到中共代表團大多數離莫後，審閱的工作還未完，結果累病了。醫生要他休息，他不肯，仍回中大去作黨的工作和授課。一直繼續工作到回國前。」
7月19日 舉行中共第六屆中央委員會第一次會議。在這次會上和7月21日的中央政治局第一次會議上，推選出以瞿秋白為負責人，由張國燾、鄧中夏、餘飛、王若飛參加的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
7月30日 給中共代表團蘇兆征、張國燾、項英、瞿秋白、周恩來寫信，說「聽說主席團會議已決定我回國，我現在向您們請求我在此地還學習二年」，理由是：第一，「我在莫斯科不到兩年的時間內，差不多盡是作工，沒有讀書」；第二，許多同誌都想從國內來此地學習，「我現在既有此機會，何必令我失去？」「在莫斯科有許多真正學足了三年的同誌，他們的經驗和理論都比我這個小孩子強，如果要調好一點的人回國吧，則應該調他們」；第三，「我自去年冬季起就有心髒病」，現在又得了肺病，正準備去南俄養病，這在中國是不可能的，「就是勉強馬上回去，一定變為一個心病和肺病鬼，坐在黨裏不能做事，靠救濟會去養老（但是又不夠養的資格）；這一點我實在不願意，我想您們一定也不願意。同誌們！讓我成為一個健全的青年回去吧！心病肺病鬼有什麽用處呢！」「因此，我誠懇的請求您們允許我的要求，我願學習的是農民土地問題及軍事政治，因為這兩個問題，我最有興趣；至於我到底學那一種問題，則全由您們，國際及我的身體在最近的將來如何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