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8日前幾天 在史達林與中國共產黨負責人談話時，擔任翻譯。
《傳記與回憶》說：「六大開會前幾天」，「史達林和代表團一起吃了晚飯。8時開始談話。先把當時中國革命的性質、階段和形勢問題，從理論上、實踐上反覆地說明，說了三個鍾頭」。「在史達林同誌談話時，參加談話的中國同誌又給他提了很多問題，他都詳細地回答了。」「大家基本上同意了史達林同誌的意見。就連有些幼稚得可笑的問題，史達林也不厭其煩地給以解釋」。「談完時，已是次晨8時。史達林問還有什麽疑問，還可以再提出來，大家都說沒有了。史達林說：『餓了吃飯吧。』並說：『哥魯別夫（紹禹）！應該給你這個翻譯一個列寧勳章。』秋白懂俄文，聽見了笑說：『是的，很對，史達林同誌。』」
王明後來談到這次的情形時說：參加講話的六大的有些代表，對於馬克思列寧主義和革命的基本問題都懂得很少，因為有時向史達林同誌提出一些很可笑的問題，但是史達林同誌總是很嚴肅地諄諄然地作解答。例如，有人發問：「中國新的革命高漲到哪一天來呢？」「革命高漲是直線的呢？還是曲線呢？」等類的幼稚問題。史達林詳細地解釋，革命高潮來到的日期不能預定，但是，中國革命現階段的基本任務——反帝國主義，反封建餘孽，八小時工作製等，並未解決。因此，新的革命高漲必不可免地要到來；而到來的快慢早遲，不僅要看國內外各種客觀的條件如何，而且首先要看黨對於教育群眾組織群眾所作的準備工作如何，才能決定……又如有人發問：「中國革命須要好些個馬列主義理論家才能勝利呢？」史達林同誌答道：大約五十個，因為你們中國很大，沒有五十個真正精通馬列主義理論並能獨立地運用馬列主義去解決問題和領導工作的同誌，是不行的。不過，這五十個要是真懂馬列主義的，而不是隻能在馬列主義下喊革命口號的人等等。諸如此類並且比這更幼稚的問題還很多，史達林同誌始終是有問必答，表現出難以比擬的那種真正誨人不倦的風度。[137]
這次談話，使王明更加目空一切。陳鐵健在《從書生到領袖——瞿秋白》中說：「瞿秋白、李立三等向史達林請教的一些問題，在王明看來，都很可笑，因而更加目空一切，以馬克思主義理論家自許。米夫則散布對中國黨負責人輕視和不信任的話，推崇王明等人，暗示可以提拔他們參加中央領導層。當時雖未得逞，但造成了中國留俄學生中對中共代表團及中央負責人的輕視和不信任。」[138]
6月18日～7月11日 作為米夫的助手和大會秘書處翻譯科主任參加中共第六次代表大會。[139]
有的著作說：「會議期間在米夫的安排下，『中大』的陳紹禹（王明）、潘問友、沈澤民、李培之、孟慶樹、朱自純、秦曼雲、杜作祥、瞿景白等作為『指定參加及旁聽代表』參加了大會秘書處的工作。」[140]
周恩來在《關於黨的「六大」的研究》中說：米夫「起的主要作用是：一、散布了一些對中國黨負責人輕視、不相信的話，有影響。在六大籌備選舉時，他在籌備選舉的委員會中說過，中國黨負責人理論上很弱，現在有些較強的同誌如王明、沈澤民等，暗示可以提拔他們參加中央。當然，當時是沒有什麽人理他的（後來傳出去說，米夫要提拔他們當中央委員），可是這種說法卻起了影響，造成了東方大學等校學生對黨的負責人輕視，以致後來發生反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的鬥爭。二、造成了工學界限。例如他對向忠發極力地捧，利用他放炮，要他反『江浙同鄉會』等。在六大會後，有的代表沒有走，還召集了幾個報告會，王明還報告了反『江浙同鄉會』的鬥爭。一般地說，代表們對米夫印象不好。三、在組織上起了些作用，但不是主要的。例如，在六大工作人員的人選上，東方部的人員多，這是有宗派的意味的」。[141]
張國燾在《我的回憶》中說：在六大期間，陳紹禹等「這些中大學生，被認為是米夫派，在大會裏任翻譯等工作，他們是後進的同誌，大多自命不凡。聽了一些代表互相指責的言論，不免對於原有領導人物，意存輕視。他們聽了瞿秋白那種『半罐水』的馬列理論，往往在那裏暗中竊笑，覺得比他們的前輩懂得更多。對於有些代表，若幹不能自圓其說的發言，他們又認為過於缺乏理論。他們表示既反對瞿秋白的盲動主義，也反對張國燾的機會主義；似乎今後黨的重任要由他們來負擔了。這一切的一切，都被認為米夫是在那裏培養幹部，來打擊我們這些原有的領導人物」；米夫和陳紹禹等把向忠發「當作一張王牌，來批評我們的錯誤」；陳紹禹等還散布小道消息，「私下說到布哈林右傾，並不能代表史達林、俄共和共產國際的意見」。他還說：「中共六次大會開會的時候，向忠發陳紹禹等，逢人便說：『中山大學，問題大得很，裏麵有一個國民黨的江浙同鄉會的小組織，參加的有一百五十多人。』他們認為清除這些江浙同鄉會分子，是一件重要的事。向忠發回國時，還鄭重其事的要求我和瞿秋白重視這件事。」[142]
唐宏經還說：「在『六大』會上，王明擔任翻譯時，整天跟著米夫的腚轉，一副溜須拍馬相。」[143]
孫耀文在《風雨五載》中說：王明藉機在會上炫耀自己，但是，這次大會的任務是解決中國革命的一係列大政方針問題，對他們那一套不著邊際的空泛議論不感興趣。因此，6月23日召開的大會主席團第四次會議對前一決定作了修改：「鑑於中山大學和東方大學被指定參加大會的學生發言不切實際，主席團經過討論決定：仍允許他們發言，但須告訴他們不要隻重複理論，分配他們去各省代表團工作。」6月26日，主席團會議又對此作了進一步限製：「中山大學和東方大學學生發言有時間就講，沒有時間就不再發言。」這就使陳紹禹等人借大會發言以揚名全黨的打算落空。他還在會下賣弄自己，以此向人們顯示自己知道內部機密，是共產國際和史達林欣賞的人物。他和米夫混在一起，形影不離。代表們對米夫印象不好，對陳紹禹的表現也十分反感，非常厭惡他誇誇其談，自以為是，看不起革命前輩，有宗派主義的氣味。[144]
《傳記與回憶》說：「六大開會前幾天」，「史達林和代表團一起吃了晚飯。8時開始談話。先把當時中國革命的性質、階段和形勢問題，從理論上、實踐上反覆地說明，說了三個鍾頭」。「在史達林同誌談話時，參加談話的中國同誌又給他提了很多問題，他都詳細地回答了。」「大家基本上同意了史達林同誌的意見。就連有些幼稚得可笑的問題，史達林也不厭其煩地給以解釋」。「談完時，已是次晨8時。史達林問還有什麽疑問，還可以再提出來，大家都說沒有了。史達林說：『餓了吃飯吧。』並說：『哥魯別夫（紹禹）！應該給你這個翻譯一個列寧勳章。』秋白懂俄文，聽見了笑說：『是的，很對，史達林同誌。』」
王明後來談到這次的情形時說：參加講話的六大的有些代表，對於馬克思列寧主義和革命的基本問題都懂得很少，因為有時向史達林同誌提出一些很可笑的問題，但是史達林同誌總是很嚴肅地諄諄然地作解答。例如，有人發問：「中國新的革命高漲到哪一天來呢？」「革命高漲是直線的呢？還是曲線呢？」等類的幼稚問題。史達林詳細地解釋，革命高潮來到的日期不能預定，但是，中國革命現階段的基本任務——反帝國主義，反封建餘孽，八小時工作製等，並未解決。因此，新的革命高漲必不可免地要到來；而到來的快慢早遲，不僅要看國內外各種客觀的條件如何，而且首先要看黨對於教育群眾組織群眾所作的準備工作如何，才能決定……又如有人發問：「中國革命須要好些個馬列主義理論家才能勝利呢？」史達林同誌答道：大約五十個，因為你們中國很大，沒有五十個真正精通馬列主義理論並能獨立地運用馬列主義去解決問題和領導工作的同誌，是不行的。不過，這五十個要是真懂馬列主義的，而不是隻能在馬列主義下喊革命口號的人等等。諸如此類並且比這更幼稚的問題還很多，史達林同誌始終是有問必答，表現出難以比擬的那種真正誨人不倦的風度。[137]
這次談話，使王明更加目空一切。陳鐵健在《從書生到領袖——瞿秋白》中說：「瞿秋白、李立三等向史達林請教的一些問題，在王明看來，都很可笑，因而更加目空一切，以馬克思主義理論家自許。米夫則散布對中國黨負責人輕視和不信任的話，推崇王明等人，暗示可以提拔他們參加中央領導層。當時雖未得逞，但造成了中國留俄學生中對中共代表團及中央負責人的輕視和不信任。」[138]
6月18日～7月11日 作為米夫的助手和大會秘書處翻譯科主任參加中共第六次代表大會。[139]
有的著作說：「會議期間在米夫的安排下，『中大』的陳紹禹（王明）、潘問友、沈澤民、李培之、孟慶樹、朱自純、秦曼雲、杜作祥、瞿景白等作為『指定參加及旁聽代表』參加了大會秘書處的工作。」[140]
周恩來在《關於黨的「六大」的研究》中說：米夫「起的主要作用是：一、散布了一些對中國黨負責人輕視、不相信的話，有影響。在六大籌備選舉時，他在籌備選舉的委員會中說過，中國黨負責人理論上很弱，現在有些較強的同誌如王明、沈澤民等，暗示可以提拔他們參加中央。當然，當時是沒有什麽人理他的（後來傳出去說，米夫要提拔他們當中央委員），可是這種說法卻起了影響，造成了東方大學等校學生對黨的負責人輕視，以致後來發生反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的鬥爭。二、造成了工學界限。例如他對向忠發極力地捧，利用他放炮，要他反『江浙同鄉會』等。在六大會後，有的代表沒有走，還召集了幾個報告會，王明還報告了反『江浙同鄉會』的鬥爭。一般地說，代表們對米夫印象不好。三、在組織上起了些作用，但不是主要的。例如，在六大工作人員的人選上，東方部的人員多，這是有宗派的意味的」。[141]
張國燾在《我的回憶》中說：在六大期間，陳紹禹等「這些中大學生，被認為是米夫派，在大會裏任翻譯等工作，他們是後進的同誌，大多自命不凡。聽了一些代表互相指責的言論，不免對於原有領導人物，意存輕視。他們聽了瞿秋白那種『半罐水』的馬列理論，往往在那裏暗中竊笑，覺得比他們的前輩懂得更多。對於有些代表，若幹不能自圓其說的發言，他們又認為過於缺乏理論。他們表示既反對瞿秋白的盲動主義，也反對張國燾的機會主義；似乎今後黨的重任要由他們來負擔了。這一切的一切，都被認為米夫是在那裏培養幹部，來打擊我們這些原有的領導人物」；米夫和陳紹禹等把向忠發「當作一張王牌，來批評我們的錯誤」；陳紹禹等還散布小道消息，「私下說到布哈林右傾，並不能代表史達林、俄共和共產國際的意見」。他還說：「中共六次大會開會的時候，向忠發陳紹禹等，逢人便說：『中山大學，問題大得很，裏麵有一個國民黨的江浙同鄉會的小組織，參加的有一百五十多人。』他們認為清除這些江浙同鄉會分子，是一件重要的事。向忠發回國時，還鄭重其事的要求我和瞿秋白重視這件事。」[142]
唐宏經還說：「在『六大』會上，王明擔任翻譯時，整天跟著米夫的腚轉，一副溜須拍馬相。」[143]
孫耀文在《風雨五載》中說：王明藉機在會上炫耀自己，但是，這次大會的任務是解決中國革命的一係列大政方針問題，對他們那一套不著邊際的空泛議論不感興趣。因此，6月23日召開的大會主席團第四次會議對前一決定作了修改：「鑑於中山大學和東方大學被指定參加大會的學生發言不切實際，主席團經過討論決定：仍允許他們發言，但須告訴他們不要隻重複理論，分配他們去各省代表團工作。」6月26日，主席團會議又對此作了進一步限製：「中山大學和東方大學學生發言有時間就講，沒有時間就不再發言。」這就使陳紹禹等人借大會發言以揚名全黨的打算落空。他還在會下賣弄自己，以此向人們顯示自己知道內部機密，是共產國際和史達林欣賞的人物。他和米夫混在一起，形影不離。代表們對米夫印象不好，對陳紹禹的表現也十分反感，非常厭惡他誇誇其談，自以為是，看不起革命前輩，有宗派主義的氣味。[1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