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凡西在《雙山回憶錄》中也說，反「江浙同鄉會」是為了掌握整個中國黨的一次預演。他說：「我說過，米夫陳紹禹集團利用了東大的鬥爭，逐走了『旅莫支部殘餘』，把中國人的訓練工作集中在他們手中了。我又說過，這個集團看上了中共派來出席國際會議的代表向忠發。企圖以此來掌握整個中國黨的領導。為了準備這個鬥爭，陳紹禹們在孫大裏先就進行一次預演，發動了所謂反『江浙同鄉會』的鬥爭……在孫大初辦時，派來的學生中有不少上海大學的學生和職教員，他們大多是江浙人，再加上從上海和無錫等地派來的工人，江浙人在學生中就占了相當大的比例。這些人中較為出名的，有董亦湘、顧穀宜等。他們在初期的學校黨部中，具有相當勢力。反對者為了方便和易於煽動起見，便給這班人一頂帽子，名之曰『江浙同鄉會』。其實，根本沒有，也不能有這種組織的。而事實上，被指為『江浙同鄉會』的不全是江浙人，而圍繞在陳紹禹周圍的反對者中，卻有不少江浙人，例如陳的大將秦邦憲（博古）是無錫人，他們手下的一些群眾也有不少是江蘇籍的工人，至於像張聞天，沈澤民，沈誌遠，吳黎平，竺廷璋等翻譯，被攻擊為江浙係（因為他們都是江浙人），卻與董、顧等所謂『同鄉會』頭子根本搞不到一起。」「當我們被併入孫大的時候，『江浙同鄉會』早已被打倒了，此時執掌大權的是陳紹禹，王稼穡（祥），陳源（原）道等人的所謂『安徽係』。不過帶有迫害性的『江浙同鄉會』這個名字，仍舊像個鬼影似的被時常指責著，不時流傳於人們的口上，有時還可以聽到被引用來攻擊某一個特定的人。這情形我當初不大明白，人們為什麽要打這個並不存在的鬼；後來才逐漸弄清楚了：原來這是陳紹禹們的陰謀，目的在於打擊瞿秋白。他們企圖把瞿秋白描寫為『同鄉會』的最高領導者。」[110]
有的人雖然開始相信這個小組織存在，但最後也否認了。例如張國燾曾認為「江浙同鄉會」是存在的，而且是「反黨分子的結合」，「在那裏進行反黨陰謀」，但又說「經過周恩來調查的結果，覺得所謂江浙同鄉會事實上並不存在」。[111]
4月1日 《布爾塞維克》雜誌第2卷第6期發表王明的《武裝暴動》的序言，署名韶玉。
4月2日或3日 通過米夫邀請向忠發到中山大學作報告，宣布「江浙同鄉會」為反黨集團。[112]
盛嶽在《莫斯科中山大學和中國革命》中回憶說：「為了想嚇唬一下第二條路線聯盟，米夫採納了陳紹禹的建議，把向忠發拉來講話，反對據說是存在於中山大學和有中國學生的莫斯科、列寧格勒大專院校的江浙同鄉會。於是，他有一天來中山大學，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講了一通話。他在講話中認定在僑居蘇聯的中共黨員中存在著江浙同鄉會的宗派組織。他嚴詞譴責了那些組織這一同鄉會的人，並把它定為反黨組織；他警告這一組織的全體人員，現已掌握的證據已足以對他們進行懲處。他甚至威脅說要把同鄉會的頭頭統統槍斃。他這次最後通牒講話那種刺耳的漢口方言，至今仍縈迴於我的耳際。據我所知，他根本沒有親自調查這件事，隻是聽了米夫的一麵之詞。不出所料，他的講話在中山大學和東方共大等學校的江浙學生當中，引起了憤怒和恐懼，因為他們和俞秀鬆、董亦湘有著長期的密切關係。那些在反對黨支部局和米夫的鬥爭中聯合起來的人，也自然深感不安。向忠發的講話，不僅對俞秀鬆、董亦湘及其支持者，而且對第二條路線作為一個整體，無疑都是一個極大的恫嚇。」[113]
陳修良回憶說：「大約1928年春，支部局召開了一次全校師生大會，請中共中央總書記向忠發[114]到校作報告。他憤怒地斥責江浙同鄉會是社會主義國家所不允許的反革命組織，如不坦白，要逮捕、槍斃。這『槍斃』二字特別響亮，至今不能忘記。因為是總書記講的，當然不能置疑，從此人們更加相信有這樣一個反革命組織的存在，江浙同學們互相不敢多打招呼，各有戒心。」[115]
袁溥之回憶說：「一九二八年四月他在中山大學發表講話說，在黨內搞這種封建性的團體簡直應該槍決！這樣所謂『江浙同鄉會』又罪加一等。向忠發本來同我很熟，但他沒有問過我一句話，我對『江浙同鄉會』的看法沒有機會向他反映。」[116]
孫冶方回憶說：向忠發到了莫斯科以後，「王明、博古向他匯報留蘇中國學生情況時，硬說董亦湘等支部局派組織了一個『江浙同鄉會』。向忠發聽信了片麵之辭，不加調查就在一次留蘇學生大會講話時不指名地宣布，凡是在共產黨內組織同鄉會的都該槍斃。向忠發如此一講，引起了留蘇學生中極大的混亂」。[117]
楊奎鬆在《「江浙同鄉會」事件始末》中說：向忠發「在學生大會上明確宣布『江浙同鄉會』已經基本上調查清楚了，兩周後即可公布調查結果。這個反革命的秘密小組織有中央、有支部、有章程、有正式會員與名譽會員，還有會費，與蔣介石、第三黨、聯共反對派都有聯繫，他們的領袖夠得上被槍斃。這件事再不許有什麽懷疑了，『誰懷疑誰就是反革命』」。[118]
4月中旬 共產國際東方部米夫召集中共代表向忠發、蘇聯軍委代表和格別烏代表開會，通過了由王明起草的中國代表團《關於處理「江浙同鄉會」問題決議》。決議宣稱：
有的人雖然開始相信這個小組織存在，但最後也否認了。例如張國燾曾認為「江浙同鄉會」是存在的，而且是「反黨分子的結合」，「在那裏進行反黨陰謀」，但又說「經過周恩來調查的結果，覺得所謂江浙同鄉會事實上並不存在」。[111]
4月1日 《布爾塞維克》雜誌第2卷第6期發表王明的《武裝暴動》的序言，署名韶玉。
4月2日或3日 通過米夫邀請向忠發到中山大學作報告，宣布「江浙同鄉會」為反黨集團。[112]
盛嶽在《莫斯科中山大學和中國革命》中回憶說：「為了想嚇唬一下第二條路線聯盟，米夫採納了陳紹禹的建議，把向忠發拉來講話，反對據說是存在於中山大學和有中國學生的莫斯科、列寧格勒大專院校的江浙同鄉會。於是，他有一天來中山大學，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講了一通話。他在講話中認定在僑居蘇聯的中共黨員中存在著江浙同鄉會的宗派組織。他嚴詞譴責了那些組織這一同鄉會的人，並把它定為反黨組織；他警告這一組織的全體人員，現已掌握的證據已足以對他們進行懲處。他甚至威脅說要把同鄉會的頭頭統統槍斃。他這次最後通牒講話那種刺耳的漢口方言，至今仍縈迴於我的耳際。據我所知，他根本沒有親自調查這件事，隻是聽了米夫的一麵之詞。不出所料，他的講話在中山大學和東方共大等學校的江浙學生當中，引起了憤怒和恐懼，因為他們和俞秀鬆、董亦湘有著長期的密切關係。那些在反對黨支部局和米夫的鬥爭中聯合起來的人，也自然深感不安。向忠發的講話，不僅對俞秀鬆、董亦湘及其支持者，而且對第二條路線作為一個整體，無疑都是一個極大的恫嚇。」[113]
陳修良回憶說：「大約1928年春，支部局召開了一次全校師生大會，請中共中央總書記向忠發[114]到校作報告。他憤怒地斥責江浙同鄉會是社會主義國家所不允許的反革命組織，如不坦白，要逮捕、槍斃。這『槍斃』二字特別響亮，至今不能忘記。因為是總書記講的，當然不能置疑，從此人們更加相信有這樣一個反革命組織的存在，江浙同學們互相不敢多打招呼，各有戒心。」[115]
袁溥之回憶說：「一九二八年四月他在中山大學發表講話說，在黨內搞這種封建性的團體簡直應該槍決！這樣所謂『江浙同鄉會』又罪加一等。向忠發本來同我很熟，但他沒有問過我一句話，我對『江浙同鄉會』的看法沒有機會向他反映。」[116]
孫冶方回憶說：向忠發到了莫斯科以後，「王明、博古向他匯報留蘇中國學生情況時，硬說董亦湘等支部局派組織了一個『江浙同鄉會』。向忠發聽信了片麵之辭，不加調查就在一次留蘇學生大會講話時不指名地宣布，凡是在共產黨內組織同鄉會的都該槍斃。向忠發如此一講，引起了留蘇學生中極大的混亂」。[117]
楊奎鬆在《「江浙同鄉會」事件始末》中說：向忠發「在學生大會上明確宣布『江浙同鄉會』已經基本上調查清楚了，兩周後即可公布調查結果。這個反革命的秘密小組織有中央、有支部、有章程、有正式會員與名譽會員，還有會費，與蔣介石、第三黨、聯共反對派都有聯繫，他們的領袖夠得上被槍斃。這件事再不許有什麽懷疑了，『誰懷疑誰就是反革命』」。[118]
4月中旬 共產國際東方部米夫召集中共代表向忠發、蘇聯軍委代表和格別烏代表開會，通過了由王明起草的中國代表團《關於處理「江浙同鄉會」問題決議》。決議宣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