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承認在蘇聯有一反黨的小組織存在，其名稱為聯合會（互助會）。其分子為軍校與大學學生中的青年團同誌和黨員。該組織雖帶有表麵上工會的名義，但是毫無疑義的含有政治上的性質。
（二）認為參加該組織的分子未表現很明顯的政治目的，但傾向於擁護中共以前的機會主義的指導……
（三）該組織現已吸收那些最動搖的少共團員和黨員（特別是對於中國問題和聯共問題為反對派的分子）加入其內，甚至不拒絕與右派國民黨員發生直接的關係。
（四）認為用黨的純粹教育性質的方法，對於該組織已用盡了。這些同誌未曾利用黨部給他們的可能，以公開承認自己的錯誤，停止活動，解散組織……因此本會認為必須經過相當的機關，採用組織上與法律上的辦法，以達肅清此組織之目的。
（五）委任米夫和米利斯二同誌起草一詳細信致中國學生所在學校的黨部，該信中應說明該組織的歷史和行動、及其有害的性質……同時委任米夫同誌與相當機關發生關係採取相當辦法以肅清該組織.
（六）黨部根據此信除相當機關的組織辦法以外，應依自身方麵的路線採取辦法以肅清該聯合會在學生中的影響，且對各個參加者為黨紀上的處罰。
這是自「江浙同鄉會」事件發生以來，共產國際、中共代表團和蘇聯有關部門正式提出的第一次處理意見和為事件定性的決議。由於會議明確認為「江浙同鄉會」是一個秘密的反黨性質的小組織，因此它所採取的處置方法，不僅僅是黨紀上的，而且還準備動用專政機關給以製裁。[119]
4月18日 與張聞天等合譯《武裝暴動》（俄文）一書。
關於這本小冊子，張聞天在後來整風筆記中曾說：是王明「將國際關於各國武裝暴動經驗的幾篇文章用米夫名義要我們幫他翻譯，他自己卻為這本小冊子寫了一篇序」。[120]但張培森主編的《張聞天年譜》說該書作者為戈列夫與達謝夫斯基。全書共分六部分：（一）第二國際與暴動；（二）暴動的條件、時間的選擇；（三）組織暴動之正確的例子；（四）暴動之組織技術前提；（五）在工業城市內武裝暴動之組織與技術；（六）在農業國中暴動之特點。這本中文小冊子於同年在中山大學作為教材印行，並作為中共六大會議材料之一發給與會代表。[121]孟慶樹根據王明回憶談話整理的回憶錄則說：這本小冊子是蘇聯軍事委員會第四局編的，除了總結上海三次起義和廣州起義的經驗外，還有關於俄國1905年12月和1917年10月革命的武裝起義的經驗以及德國和保加利亞的武裝起義經驗等論文。全部小冊子都是由紹禹譯成中文的。[122]
4月～5月 王明在延安寫的簡歷說自己在這期間任「中大翻譯及聯共黨史教員」。
5月16日 為他參加翻譯、準備給中共六大代表看的《武裝暴動》一書寫《序言》。他在序言中首先說明：「序言的內容是想向讀者說明下列兩點的：（一）小冊子中未曾充分說明的與暴動問題有關聯的問題；（二）與中國革命現在階段的暴力問題有聯繫的問題。」在第一點中，王明首先講了巴黎公社失敗的教訓，然後講述了總罷工和武裝暴動的關係。第二點是序言的重點，共講了五個問題：1.關於武裝暴動本身的問題；2.關於遊擊戰爭問題；3.論土匪；4.在軍隊中的工作；5.關於黨員軍事化、武裝工農建設紅軍的問題。他不是從中國的實際出發提出和論證問題，而是以共產國際文件為立論基礎，因此，他在中國革命低潮時，得出「目前的主要任務是組織和實現群眾的武裝暴動」的結論。他寫道：「黨應準備應付新的廣大的革命浪濤的高漲；黨對這新高漲的革命浪濤必須的任務，便是組織，實現群眾的武裝暴動」，這是1928年共產國際執委會第九次擴大會議對於中國問題的決議案上特別指明的。由此，可見中國共產黨目前的主要任務是組織和實現群眾的武裝暴動。為了實現這一主要任務，王明提出必須糾正下列三種「錯誤傾向」：1.「原則上反對暴動的傾向」；2.「兒戲暴動的傾向」；3.「過於重視軍事行動和不相信群眾力量的傾向」。序言中還反覆強調城市中心論，說農村的「遊擊鬥爭必須與工業中心的暴動相聯合」，「我們應當把這種鬥爭與階級鬥爭的最高形式——工人階級的武裝暴動聯貫起來，應當把它與為社會主義而戰的光榮鬥爭銜接起來」。
《傳記與回憶》說：米夫和別爾珍叫紹禹為他翻譯的《武裝暴動》小冊子寫篇序言，介紹和解釋小冊子的內容。這是紹禹第一次用俄文寫軍事問題的論文。序言稿寫好後，道格馬羅夫同誌看後，隻改了幾個字的字尾，並和米夫說：「哥魯別夫（紹禹）寫得這樣好，我簡直分不出那裏是列寧說的和那裏是他說的。」米夫看後，也說他沒有意見，又交別爾珍看，看後也說寫得好，他沒有什麽意見。這是第一次用「韶玉」筆名寫的。小冊子先用玻璃板印刷了二百多份，給六大代表作參考，六大以後，上海中央又鉛印了。
《寫作要目》說：「這本書是共產國際東方書記處請蘇聯軍事機關編寫的，為中共六大代表用的。由紹禹譯成中文後，兩有關機關領導同誌決定由紹禹寫一篇序言，介紹馬列主義關於武裝暴動問題的基本論點和該書內容。先由莫斯科玻璃板印刷，後由上海中共中央鉛印。此篇序言寫好後，曾交道格馬洛夫同誌先作技術校閱，然後由米夫和柏爾遜同誌先後校閱批準付印的。這序言是作者第一次用俄文寫的論文。」
（二）認為參加該組織的分子未表現很明顯的政治目的，但傾向於擁護中共以前的機會主義的指導……
（三）該組織現已吸收那些最動搖的少共團員和黨員（特別是對於中國問題和聯共問題為反對派的分子）加入其內，甚至不拒絕與右派國民黨員發生直接的關係。
（四）認為用黨的純粹教育性質的方法，對於該組織已用盡了。這些同誌未曾利用黨部給他們的可能，以公開承認自己的錯誤，停止活動，解散組織……因此本會認為必須經過相當的機關，採用組織上與法律上的辦法，以達肅清此組織之目的。
（五）委任米夫和米利斯二同誌起草一詳細信致中國學生所在學校的黨部，該信中應說明該組織的歷史和行動、及其有害的性質……同時委任米夫同誌與相當機關發生關係採取相當辦法以肅清該組織.
（六）黨部根據此信除相當機關的組織辦法以外，應依自身方麵的路線採取辦法以肅清該聯合會在學生中的影響，且對各個參加者為黨紀上的處罰。
這是自「江浙同鄉會」事件發生以來，共產國際、中共代表團和蘇聯有關部門正式提出的第一次處理意見和為事件定性的決議。由於會議明確認為「江浙同鄉會」是一個秘密的反黨性質的小組織，因此它所採取的處置方法，不僅僅是黨紀上的，而且還準備動用專政機關給以製裁。[119]
4月18日 與張聞天等合譯《武裝暴動》（俄文）一書。
關於這本小冊子，張聞天在後來整風筆記中曾說：是王明「將國際關於各國武裝暴動經驗的幾篇文章用米夫名義要我們幫他翻譯，他自己卻為這本小冊子寫了一篇序」。[120]但張培森主編的《張聞天年譜》說該書作者為戈列夫與達謝夫斯基。全書共分六部分：（一）第二國際與暴動；（二）暴動的條件、時間的選擇；（三）組織暴動之正確的例子；（四）暴動之組織技術前提；（五）在工業城市內武裝暴動之組織與技術；（六）在農業國中暴動之特點。這本中文小冊子於同年在中山大學作為教材印行，並作為中共六大會議材料之一發給與會代表。[121]孟慶樹根據王明回憶談話整理的回憶錄則說：這本小冊子是蘇聯軍事委員會第四局編的，除了總結上海三次起義和廣州起義的經驗外，還有關於俄國1905年12月和1917年10月革命的武裝起義的經驗以及德國和保加利亞的武裝起義經驗等論文。全部小冊子都是由紹禹譯成中文的。[122]
4月～5月 王明在延安寫的簡歷說自己在這期間任「中大翻譯及聯共黨史教員」。
5月16日 為他參加翻譯、準備給中共六大代表看的《武裝暴動》一書寫《序言》。他在序言中首先說明：「序言的內容是想向讀者說明下列兩點的：（一）小冊子中未曾充分說明的與暴動問題有關聯的問題；（二）與中國革命現在階段的暴力問題有聯繫的問題。」在第一點中，王明首先講了巴黎公社失敗的教訓，然後講述了總罷工和武裝暴動的關係。第二點是序言的重點，共講了五個問題：1.關於武裝暴動本身的問題；2.關於遊擊戰爭問題；3.論土匪；4.在軍隊中的工作；5.關於黨員軍事化、武裝工農建設紅軍的問題。他不是從中國的實際出發提出和論證問題，而是以共產國際文件為立論基礎，因此，他在中國革命低潮時，得出「目前的主要任務是組織和實現群眾的武裝暴動」的結論。他寫道：「黨應準備應付新的廣大的革命浪濤的高漲；黨對這新高漲的革命浪濤必須的任務，便是組織，實現群眾的武裝暴動」，這是1928年共產國際執委會第九次擴大會議對於中國問題的決議案上特別指明的。由此，可見中國共產黨目前的主要任務是組織和實現群眾的武裝暴動。為了實現這一主要任務，王明提出必須糾正下列三種「錯誤傾向」：1.「原則上反對暴動的傾向」；2.「兒戲暴動的傾向」；3.「過於重視軍事行動和不相信群眾力量的傾向」。序言中還反覆強調城市中心論，說農村的「遊擊鬥爭必須與工業中心的暴動相聯合」，「我們應當把這種鬥爭與階級鬥爭的最高形式——工人階級的武裝暴動聯貫起來，應當把它與為社會主義而戰的光榮鬥爭銜接起來」。
《傳記與回憶》說：米夫和別爾珍叫紹禹為他翻譯的《武裝暴動》小冊子寫篇序言，介紹和解釋小冊子的內容。這是紹禹第一次用俄文寫軍事問題的論文。序言稿寫好後，道格馬羅夫同誌看後，隻改了幾個字的字尾，並和米夫說：「哥魯別夫（紹禹）寫得這樣好，我簡直分不出那裏是列寧說的和那裏是他說的。」米夫看後，也說他沒有意見，又交別爾珍看，看後也說寫得好，他沒有什麽意見。這是第一次用「韶玉」筆名寫的。小冊子先用玻璃板印刷了二百多份，給六大代表作參考，六大以後，上海中央又鉛印了。
《寫作要目》說：「這本書是共產國際東方書記處請蘇聯軍事機關編寫的，為中共六大代表用的。由紹禹譯成中文後，兩有關機關領導同誌決定由紹禹寫一篇序言，介紹馬列主義關於武裝暴動問題的基本論點和該書內容。先由莫斯科玻璃板印刷，後由上海中共中央鉛印。此篇序言寫好後，曾交道格馬洛夫同誌先作技術校閱，然後由米夫和柏爾遜同誌先後校閱批準付印的。這序言是作者第一次用俄文寫的論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