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溥之在回憶中說：「一九二八年，王明等人又在莫斯科開展了反對『江浙同鄉會』的鬥爭。這一次比上一次還要厲害。其手段也更加毒辣。他們的目的是要把在反托派鬥爭中還沒有被整垮的人統統打倒。董亦湘是江蘇人，俞秀鬆是浙江人，在反對王明等人的學生中，也有一些江、浙人，這也是事實，但被他們打成『同鄉會』的人中許多根本不是江、浙人。例如被指為『同鄉會會長』的周達文，是貴州人。有的雖然是江、浙人，政治上同周達文、董亦湘、俞秀鬆等人並不接近，隻是在小事情上得罪了王明及其一夥（這裏的『及其一夥』四個字不可少，當時他們真是有一批人，這就是後來被稱為『二十八個半』的某些人）……有一位叫吳近的浙江籍同學，他是班代表，我是年級代表，我們經常在一起研究學習問題。他在某些觀點上不贊成王明那一套，也被宣布為『江浙同鄉會』成員，大會批，小會鬥。我不滿意，在批判會上沒有發言。實際上也沒有什麽可講，本沒有任何反黨活動或者反黨觀點，但給戴上『江浙同鄉會』的帽子，就是一個很大的罪名。王明等人叫嚷，『江浙同鄉會』是進行反黨的小組織，是『封建性的團體』，『至少除黨籍』等等。」「後來，被定了罪的『江浙同鄉會』成員，有的被送到西伯利亞做苦工，有的被開除黨籍、學籍，遣送回國。其中有一位同學叫相玉梅，山東人，一九二四年入黨，同我很好，經常開玩笑說，你們一九二五年入黨的算什麽？那是在革命高潮中入黨，一九二四年的黨員才寶貴。他是個樂天派，但也不能倖免。」[101]
江澤民回憶說：「王明這個人非常壞，在中山大學時把反對他的人，搞了個江浙同鄉會。俞秀鬆、周達文都是王明的死對頭。王明就把他們兩人說成是江浙同鄉會的頭頭，誣陷他們搞宗派。」[102]
但據楊奎鬆《「江浙同鄉會」事件始末》一文說，開始揭發江浙同鄉會的並不是王明，他隻是在揭發過程中推波助瀾。他異常活躍，到處找人談話，動員揭發。他甚至公開在牆報上撰稿，第一個上綱上線，指責「江浙同鄉會」是一個由黨內一切反對和不滿意中國革命，準備脫離黨另找出路的人，組織起來的一個反革命集團，他們與第三黨保持著秘密聯繫。這一說法立即引起相當一部分學生的不滿，五人調查委員會委員之一董亦湘當眾批評他不負責任，強調「江浙同鄉會」有無尚未調查清楚，即使存在充其量不過是一個黨內教育問題。雙方因此爭論不休。[103]邱路在《蔣經國險遭槍斃》一文中也說，向向忠發報告「江浙同鄉會」問題的，並不是王明，而是在蘇聯國家政治保衛局（又譯為格柏烏）中負責收集中國人中間情報的鄭家康，但王明在2月26日米夫召開中大黨員活動分子會議，公開動員黨員幹部協助清查這一組織以後，王明「第一個在牆報上就此上綱上線，聲稱『江浙同鄉會』是一個由黨內一切反對中國革命的人組織起來的反革命集團」。[104]
也有的論著認為：「清查『江浙同鄉會』是中山大學『反托派』『左』傾錯誤的繼續，不能把他純粹說成是王明的宗派活動，是王明從宗派主義出發發動起來的。至於王明在清查所謂反革命時，從宗派主義出發，利用了這場鬥爭，迫害了他不滿的人，這是他自己的責任，應當揭發批判。」[105]
但是，王明在反「江浙同鄉會」的鬥爭中，確實起了重要的作用。孫耀文在《風雨五載》中說：「陳紹禹控製的中山大學黨支部局一麵暗中派人監視，一麵加緊向人們散播流言，一傳十，十傳百，很快鬧得滿城風雨，人心惶惶。與此同時，在校長米夫的支持下，支部局應陳紹禹等人的『要求』，立即開始『徹底調查』，而且請蘇聯的反特、肅反機關『政治保衛局』（簡稱『格別烏』）派人參加。」[106]
反「江浙同鄉會」的鬥爭掀起以後，中山大學裏一片恐怖氣氛。孫冶方回憶說：「在捏造的『江浙同鄉會』案件發生以後，中國留學生中氣氛十分緊張，甚至可以說是處在一種恐怖的氣氛中，即使同住一個房間，互相也很少談心。例如，當時我和烏蘭夫同誌等四個人住在一個房間裏，除了日常生活上事務性的談話外，就很少談政治或學習的問題。那時俞、董、周三人在列寧學院學習，原『中大』的同學幾乎沒有人去看他們。」[107]袁溥之也回憶說：「我現在還記得當時公開反對米夫、王明等人的是董亦湘、俞秀鬆、周達文、錢介磐、吳近、方洛舟、薑常師、陳德森等人。上述各人幾乎沒有一個人逃脫厄運，有的被送進蘇聯集中營，有的被開除黨籍，遣送回國，有的在王明等人回國後遭到殘酷迫害。可以說，當年在莫斯科反對過米夫、王明的人後來被他們在黨內消滅殆盡。」[108]
很多人根本不相信「江浙同鄉會」小組織的存在。例如王明小宗派的盛嶽在《莫斯科中山大學和中國革命》一書中說，所謂「江浙同鄉會」隻不過是王明等人打擊別人的工具，是誇大其詞，連他自己也不相信。他說：「教務派被打敗了，阿古爾受到了撤職離校的紀律處分。然而俞秀鬆、董亦湘等形成這一派係的中國學生核心人物還在中山大學……流言說，他倆組織一個『江浙同鄉會』。這個說得煞有介事的同鄉會，為陳紹禹及其戰友提供了用來反對俞秀鬆、董亦湘及其追隨者的有力武器。因為組織這種團體違背了黨的組織原則，而無論如何這種據說是有的組織可以被加上封建性團體的帽子，因而陳紹禹等人要求對它進行徹底調查。而我當時並不相信他曾正式存在過。不過，在權力鬥爭中，誇大其詞的說法可謂屢見不鮮，而且在共產黨內比別處此風尤盛。」[109]
江澤民回憶說：「王明這個人非常壞，在中山大學時把反對他的人，搞了個江浙同鄉會。俞秀鬆、周達文都是王明的死對頭。王明就把他們兩人說成是江浙同鄉會的頭頭，誣陷他們搞宗派。」[102]
但據楊奎鬆《「江浙同鄉會」事件始末》一文說，開始揭發江浙同鄉會的並不是王明，他隻是在揭發過程中推波助瀾。他異常活躍，到處找人談話，動員揭發。他甚至公開在牆報上撰稿，第一個上綱上線，指責「江浙同鄉會」是一個由黨內一切反對和不滿意中國革命，準備脫離黨另找出路的人，組織起來的一個反革命集團，他們與第三黨保持著秘密聯繫。這一說法立即引起相當一部分學生的不滿，五人調查委員會委員之一董亦湘當眾批評他不負責任，強調「江浙同鄉會」有無尚未調查清楚，即使存在充其量不過是一個黨內教育問題。雙方因此爭論不休。[103]邱路在《蔣經國險遭槍斃》一文中也說，向向忠發報告「江浙同鄉會」問題的，並不是王明，而是在蘇聯國家政治保衛局（又譯為格柏烏）中負責收集中國人中間情報的鄭家康，但王明在2月26日米夫召開中大黨員活動分子會議，公開動員黨員幹部協助清查這一組織以後，王明「第一個在牆報上就此上綱上線，聲稱『江浙同鄉會』是一個由黨內一切反對中國革命的人組織起來的反革命集團」。[104]
也有的論著認為：「清查『江浙同鄉會』是中山大學『反托派』『左』傾錯誤的繼續，不能把他純粹說成是王明的宗派活動，是王明從宗派主義出發發動起來的。至於王明在清查所謂反革命時，從宗派主義出發，利用了這場鬥爭，迫害了他不滿的人，這是他自己的責任，應當揭發批判。」[105]
但是，王明在反「江浙同鄉會」的鬥爭中，確實起了重要的作用。孫耀文在《風雨五載》中說：「陳紹禹控製的中山大學黨支部局一麵暗中派人監視，一麵加緊向人們散播流言，一傳十，十傳百，很快鬧得滿城風雨，人心惶惶。與此同時，在校長米夫的支持下，支部局應陳紹禹等人的『要求』，立即開始『徹底調查』，而且請蘇聯的反特、肅反機關『政治保衛局』（簡稱『格別烏』）派人參加。」[106]
反「江浙同鄉會」的鬥爭掀起以後，中山大學裏一片恐怖氣氛。孫冶方回憶說：「在捏造的『江浙同鄉會』案件發生以後，中國留學生中氣氛十分緊張，甚至可以說是處在一種恐怖的氣氛中，即使同住一個房間，互相也很少談心。例如，當時我和烏蘭夫同誌等四個人住在一個房間裏，除了日常生活上事務性的談話外，就很少談政治或學習的問題。那時俞、董、周三人在列寧學院學習，原『中大』的同學幾乎沒有人去看他們。」[107]袁溥之也回憶說：「我現在還記得當時公開反對米夫、王明等人的是董亦湘、俞秀鬆、周達文、錢介磐、吳近、方洛舟、薑常師、陳德森等人。上述各人幾乎沒有一個人逃脫厄運，有的被送進蘇聯集中營，有的被開除黨籍，遣送回國，有的在王明等人回國後遭到殘酷迫害。可以說，當年在莫斯科反對過米夫、王明的人後來被他們在黨內消滅殆盡。」[108]
很多人根本不相信「江浙同鄉會」小組織的存在。例如王明小宗派的盛嶽在《莫斯科中山大學和中國革命》一書中說，所謂「江浙同鄉會」隻不過是王明等人打擊別人的工具，是誇大其詞，連他自己也不相信。他說：「教務派被打敗了，阿古爾受到了撤職離校的紀律處分。然而俞秀鬆、董亦湘等形成這一派係的中國學生核心人物還在中山大學……流言說，他倆組織一個『江浙同鄉會』。這個說得煞有介事的同鄉會，為陳紹禹及其戰友提供了用來反對俞秀鬆、董亦湘及其追隨者的有力武器。因為組織這種團體違背了黨的組織原則，而無論如何這種據說是有的組織可以被加上封建性團體的帽子，因而陳紹禹等人要求對它進行徹底調查。而我當時並不相信他曾正式存在過。不過，在權力鬥爭中，誇大其詞的說法可謂屢見不鮮，而且在共產黨內比別處此風尤盛。」[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