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有一種說法是「江浙同鄉會」來自蔣經國的一封信。最早揭發「江浙同鄉會」問題的王長熙1928年8月12日給中共代表團的報告說：1927年在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野營結束後，由孫逸仙大學畢業派到各軍事學校的中國同誌，完全住在炮科學校第五連。蔣經國離開莫斯科三四天的光景，就給朱茂榛、周策、尤赤、胡世傑、郭景惇、陳啟科、劉仁壽、黃中美、劉移山等人一封信，這封信信封上寫的是朱茂臻，但由於當時朱茂臻不在，嶽少文就代收了。他很希望知道這批同誌到校的情形，因之不等收信人回家便拆閱了，看到信中寫的大意如下：「我們的組織應該行動起來，雖然你們現在還沒有得著薪水，但是我們的章程第一條就是按月繳納會金，所以你們無論如何應該設法徵收會費等。」嶽少文看見我們同誌中發生這種小組織，非常奇怪的。他就把這封信給其他兩個人看了，他們看著黨內發生這種不容許的東西，非常驚慌，不知如何處置，又不敢把信隱藏，亦不敢把信交給黨部。到嶽少文離開炮科學校的夜晚，我送他們走的時候，他才告訴我，我又很慎重地問了其他幾個人，他們都說是有這封信以後，「我才轉告黨部」。「自從有幾位同誌看著他們有這種小組織的行動以後，轉相告訴，當時留在炮科學校的各軍校未走的同誌們，很多都知道了，都留意他們的行動。但是這部分有小組織傾向的同誌，他們還不知道自己的行動泄露了，所以仍然常常舉行他們的秘密會議」。[95]師哲也回憶說：「事情起因於蔣經國等人。蔣經國原在中山大學念書，那裏的江浙同學比較多，相互間關係也比較密切，大家常把每月發的津貼費湊起來，十天半月到中國飯館吃頓飯。1927年10月，蘇聯從中山大學、東方大學抽調了一部分同誌到陸軍大學（在莫斯科）、軍政大學（在列寧格勒）等軍事院校學習。蔣經國同肖勁光、李卓然、曾湧泉等一齊到列寧格勒的軍政大學學習。這時，蔣經國享受紅軍軍官的待遇，每月領津貼費約七、八十元。留在中山大學的江浙同鄉們給他寫信，開玩笑說：你的會費還沒有交，意思是向他要錢，也就是要他請客。蔣經國寄信時也戲稱是交會費。這些信不知落到了什麽人的手裏，便傳出他們在搞小組織活動，組織『江浙同鄉會』。」[96]
楊尚昆在回憶中則說兩個原因都有，他說：「『江浙同鄉會』是王明為了排除異己而捏造出來的。中大的江浙籍同學，出於同鄉情誼，常在一起吃中國餐。一次，在東方大學當翻譯的孫冶方，約請董亦湘、俞秀鬆等老鄉在家裏聚餐，有人開玩笑說：他們是開江浙同鄉會。無獨有偶，蔣經國轉到列寧格勒的軍政學院後，月津貼增加了，俞秀鬆、董亦湘等老鄉寫信要他做點『貢獻』，戲稱『繳會費』。事情傳到中大的支部局，王明便誣陷這是一個秘密的政治派別組織，不但莫斯科有，列寧格勒也有，頭頭是原教務派的俞秀鬆、董亦湘、周達文，重要成員有蔣經國、左權、朱務善等，而『工人反對派』被認為是受『江浙同鄉會』指使的群眾。他企圖一石三鳥，這樣來打擊所謂的『第二條路線』聯盟。米夫請格別烏派人參加調查。結果，『隻發現一些微不足道的證據』。王明不肯罷休。這時，中共中央派向忠發、李震瀛到莫斯科出席赤色職工國際第四屆代表大會。米夫和王明就請向忠發到中大來作報告。」[97]
楊放之在回憶中說，王明等人捏造「江浙同鄉會」的罪名，就是為了打擊教務派。他說：「一九二六年中大反對教務派的鬥爭中，俞秀鬆、周達文、董亦湘這些資格比較老的同誌，是參加中山大學教務處幫助工作的。當時俞秀鬆等雖是學生，但他們是比較有經驗的老黨員，蘇共人員創辦中山大學，也要依靠中國同誌，吸收中國學生幫助工作。俞秀鬆等在教務處工作中，幫助製定教學方針、實施教學方案、購置中文圖書等等，得到教務處主任阿郭（古）爾的信任。但由於阿郭爾與中大副校長米夫有矛盾，米夫極力排斥阿郭爾，這就勢必形成王明與俞秀鬆等同誌的對立。王明也看不起這些老一輩的同誌，王明的俄語學得快，深得副校長米夫的欣賞。為了打擊教務派，王明等人捏造罪名，於是出現了『江浙同鄉會』。」[98]
陳修良在《莫斯科中山大學裏的鬥爭》中也回憶說：「江浙同鄉會問題為什麽鬧得這樣凶，其原因是王明宗派小集團想通過這一件事，打擊俞秀鬆一派人，以抬高自己的地位；同時，取悅於聯共中央，表示對肅反的積極，以求提拔為高級幹部。至於他們又為什麽恨俞秀鬆這些人呢，那正因為他們是中共的老幹部，在中國同誌中間頗有威信，俞秀鬆還是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的第一任書記呢。這種『打擊別人，抬高自己』的手法，雖然巧妙，騙了許多不明真相的人，但經不起實踐的考驗，當問題揭穿後，很不得人心。」[99]
吳亮平回憶說，王明打擊俞秀鬆等人，是因為俞秀鬆等人對他不滿。他說：「學校中不滿意王明的人很多。一般有兩部分人。一種是比較老的同誌，像俞秀鬆、董亦湘、周達文等，對王明那種吹牛拍馬的資產階級作風不滿意。這部分人在學生中有影響。另一種是比較年輕的同誌，如左權、陳啟科和我，也對王明的資產階級作風很反感。」王明為了打擊這些對他不滿的人，就「假造江浙同鄉會案件，把一些浙江、江蘇籍的同學，甚至其他省籍的同學，誣為江浙同鄉會成員。那時大家批評總支的工作，批評王明，王明卻把這說成是反總支的鬥爭，胡說俞秀鬆、董亦湘、周達文都是這一鬥爭的組織者，說他們是江浙同鄉會的頭頭」。[100]
楊尚昆在回憶中則說兩個原因都有，他說：「『江浙同鄉會』是王明為了排除異己而捏造出來的。中大的江浙籍同學，出於同鄉情誼，常在一起吃中國餐。一次，在東方大學當翻譯的孫冶方，約請董亦湘、俞秀鬆等老鄉在家裏聚餐，有人開玩笑說：他們是開江浙同鄉會。無獨有偶，蔣經國轉到列寧格勒的軍政學院後，月津貼增加了，俞秀鬆、董亦湘等老鄉寫信要他做點『貢獻』，戲稱『繳會費』。事情傳到中大的支部局，王明便誣陷這是一個秘密的政治派別組織，不但莫斯科有，列寧格勒也有，頭頭是原教務派的俞秀鬆、董亦湘、周達文，重要成員有蔣經國、左權、朱務善等，而『工人反對派』被認為是受『江浙同鄉會』指使的群眾。他企圖一石三鳥，這樣來打擊所謂的『第二條路線』聯盟。米夫請格別烏派人參加調查。結果，『隻發現一些微不足道的證據』。王明不肯罷休。這時，中共中央派向忠發、李震瀛到莫斯科出席赤色職工國際第四屆代表大會。米夫和王明就請向忠發到中大來作報告。」[97]
楊放之在回憶中說，王明等人捏造「江浙同鄉會」的罪名，就是為了打擊教務派。他說：「一九二六年中大反對教務派的鬥爭中，俞秀鬆、周達文、董亦湘這些資格比較老的同誌，是參加中山大學教務處幫助工作的。當時俞秀鬆等雖是學生，但他們是比較有經驗的老黨員，蘇共人員創辦中山大學，也要依靠中國同誌，吸收中國學生幫助工作。俞秀鬆等在教務處工作中，幫助製定教學方針、實施教學方案、購置中文圖書等等，得到教務處主任阿郭（古）爾的信任。但由於阿郭爾與中大副校長米夫有矛盾，米夫極力排斥阿郭爾，這就勢必形成王明與俞秀鬆等同誌的對立。王明也看不起這些老一輩的同誌，王明的俄語學得快，深得副校長米夫的欣賞。為了打擊教務派，王明等人捏造罪名，於是出現了『江浙同鄉會』。」[98]
陳修良在《莫斯科中山大學裏的鬥爭》中也回憶說：「江浙同鄉會問題為什麽鬧得這樣凶，其原因是王明宗派小集團想通過這一件事，打擊俞秀鬆一派人，以抬高自己的地位；同時，取悅於聯共中央，表示對肅反的積極，以求提拔為高級幹部。至於他們又為什麽恨俞秀鬆這些人呢，那正因為他們是中共的老幹部，在中國同誌中間頗有威信，俞秀鬆還是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的第一任書記呢。這種『打擊別人，抬高自己』的手法，雖然巧妙，騙了許多不明真相的人，但經不起實踐的考驗，當問題揭穿後，很不得人心。」[99]
吳亮平回憶說，王明打擊俞秀鬆等人，是因為俞秀鬆等人對他不滿。他說：「學校中不滿意王明的人很多。一般有兩部分人。一種是比較老的同誌，像俞秀鬆、董亦湘、周達文等，對王明那種吹牛拍馬的資產階級作風不滿意。這部分人在學生中有影響。另一種是比較年輕的同誌，如左權、陳啟科和我，也對王明的資產階級作風很反感。」王明為了打擊這些對他不滿的人，就「假造江浙同鄉會案件，把一些浙江、江蘇籍的同學，甚至其他省籍的同學，誣為江浙同鄉會成員。那時大家批評總支的工作，批評王明，王明卻把這說成是反總支的鬥爭，胡說俞秀鬆、董亦湘、周達文都是這一鬥爭的組織者，說他們是江浙同鄉會的頭頭」。[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