紹禹說話時，弄堂裏站的人聽得鴉雀無聲。而反對派為首的人也隻好聲明他們不是有意要反對支部局，隻是不滿意支部局的一些工作方法，可能有不對的地方等等。
會後青年團支書波爾賽娃對米夫、沈澤民和黨的支書別爾曼說：「哥魯別夫（即紹禹）真是個有頭腦的人！他一下子就從原則問題開始，不是打中了他們的眉毛，而是打中了他們的眼睛。一個月來，我們和他們爭論，互相打擊，但基本上我們站在防守的地位。而我們愈防守，他們就愈向我們進攻。在哥魯別夫講話後，他們立即退卻了。我請哥魯別夫同誌明天到共青團支部局會上講話。」別爾曼說：「這樣好，要考慮一下我們應如何繼續作。我想以後這樣辦：1.哥魯別夫（紹禹）寫兩篇文章，一是解釋什麽是旅莫支部；二是解釋什麽是第二條路線；2.召開黨團活動分子會；3.召開黨團支部大會。」
1928年 24歲
1月初 在莫斯科中山大學牆報上發表《反對第二條路線》。[86]
1月13日 寫《旅莫支部麵麵觀》。[87]
孟慶樹根據王明的回憶談話整理的回憶錄說：「紹禹同誌當時是聯共中大支部局的宣傳委員，又是最早的反『旅莫支部』的積極分子之一。所以聯共中大支部局決定要他寫一篇論文，名為『旅莫支部麵麵觀』。這篇論文曾發表在中大牆報上，從各方麵揭露了所謂『旅莫支部』的真相，打破了托洛茨基派和陳獨秀派分子的各種造謠侮蔑。」[88]
文章分引言、旅莫支部的理論與實際、孫東兩大[89]反旅莫支部的經過、旅莫支部的錯誤實質、旅莫支部的社會基礎、中共工作中的旅莫支部式的現象、旅莫支部的命運、孫大及中共現在還有沒有旅莫支部餘孽、反對旅莫支部與效法旅莫支部、結論等十個部分。
文章在「引言」中說，他寫這篇文章的目的，是因為旅莫支部這一問題，不僅過去很重要，還因為「效法（主觀的或客觀的）旅莫支部和反對旅莫支部這一問題，一定還要繼續成為莫斯科的中東兩大及中共全黨的同誌們的各種黨內鬥爭的主要鬥爭之一！因此，使每個同誌都能盡力去營救和盡量去了解旅莫支部這一問題的各方麵，成為目前的工作任務之一主要部門」。文章說旅莫支部的實質「是反國際性的組織」，其「教育原則是建立在唯心論基礎上」的，「社會基礎是小資產階級……特別是落後國家的知識分子與手工業者的小資產階級」，旅莫支部在1926年5月就「連根帶蒂的剷除了」，「從組織上講，無論在中共，在孫東兩大，旅莫支部這個東西，都完全沒有了，但是從旅莫支部性的活動上，無論在莫斯科或中國多多少少地都還有」。
1月 米夫通知王明參加中共六大的準備工作。
《傳記與回憶》說：「1928年一月初，米夫通知紹禹：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決定在莫斯科召開中共六次大會，要紹禹抽出時間，參加兩部分工作：一部分是翻譯和幫助起草文件，另一部分是幫助國際交通局的工作。為了使大會時間不太長，而得到結果，國際東方書記處決定把一些重要問題先準備好，寫成重要草案：政治決議草案由國際東方書記負責起草，組織工作決議由別爾曼和另一蘇聯同誌負責起草，宣傳工作要紹禹和中大的黨史教員諾林二人起草，關於紅軍和軍事問題，由蘇聯軍事委員會第四局幫助起草，還有蘇維埃問題、土地農民問題由沃林和躍爾克起草。這些草案大都由紹禹譯成中文。（政治、農民問題在準備期間未寫完，大會期間才寫成，紹禹也參加了翻譯工作。）」
初春 於莫斯科郊區寫《初春（接我黨六大代表百餘人來莫開會即景隨感）》，詩曰：
野曠春來早，林深雪化遲。
經多鬆柏健，挺立吐新枝。[90]
春 莫斯科中山大學開始開展反對「江浙同鄉會」的鬥爭，王明在其中推波助瀾。
關於這個事件發生的時間，說法不一。師哲說是「發生於1927年下半年到1928年上半年之間」。[91]陳修良說是1928年初，她說：「1928年初的『中大』內不又發生了一件驚人的事件。有人謠傳學校內部有一個大規模組織——江浙同鄉會。並說是以董亦湘、俞秀鬆、周達明、孫冶方等為首的。支部局的一些別有用心的人，便乘機把他們作為『靶子』來打擊，製造了一個反革命的假案。」[92]江澤民說是1928年春，他說：「米夫和王明在改組了中山大學的支部局之後，原來被稱為教務派的一些學生，同廣大學生一起反對他們的倒行逆施。王明一夥為消除這些學生在群眾中的影響，進而威嚇支持他們的廣大學生，又把他們稱為教務派殘餘，並編造罪名，誣陷他們組織封建性團體——江浙同鄉會。」[93]此處兼采陳修良和江澤民的說法。
關於「江浙同鄉會」事件的來源，一種說法是來自孫冶方請客和王長熙的一句話。當事人孫冶方回憶說：「在我們同期畢業的同學中，除了回國工作的以外，大部分升到別的學校學習，極少數的人留校工作，我和雲澤（烏蘭夫）同誌以及一個後來成為托派分子的綦樹功被派到東方大學當翻譯。繼續學習的學生隻發給津貼，有些到軍校學習的，按紅軍士兵待遇，津貼特別少。我們做翻譯工作的拿工資，有近百盧布，生活較好，因此在暑假開學前，有幾個去初級軍校的同學提出，在星期天敲我的竹槓，叫我買肉買菜做中國飯吃。這天，除約好的幾位軍校的同學外，董亦湘也來了，軍事學校的陳君禮、左權同誌也來了，擠了一屋子的人，把同房間的烏蘭夫同誌都擠了出去。正在我們熱熱鬧鬧地做飯時，中山大學學生公社主任王長熙從窗外經過，聽到裏麵說話的都是江浙人，因此回校後同別人講起，某些人聚集在某人房間呱啦呱啦講得很熱鬧，像開『江浙同鄉會』似的（其實，陳君禮、左權兩同誌是湖南人）。這話傳到中大支部局中國同誌那裏，便添油加醋，說成是董亦湘等在我房裏成立了『江浙同鄉會』。」[94]
會後青年團支書波爾賽娃對米夫、沈澤民和黨的支書別爾曼說：「哥魯別夫（即紹禹）真是個有頭腦的人！他一下子就從原則問題開始，不是打中了他們的眉毛，而是打中了他們的眼睛。一個月來，我們和他們爭論，互相打擊，但基本上我們站在防守的地位。而我們愈防守，他們就愈向我們進攻。在哥魯別夫講話後，他們立即退卻了。我請哥魯別夫同誌明天到共青團支部局會上講話。」別爾曼說：「這樣好，要考慮一下我們應如何繼續作。我想以後這樣辦：1.哥魯別夫（紹禹）寫兩篇文章，一是解釋什麽是旅莫支部；二是解釋什麽是第二條路線；2.召開黨團活動分子會；3.召開黨團支部大會。」
1928年 24歲
1月初 在莫斯科中山大學牆報上發表《反對第二條路線》。[86]
1月13日 寫《旅莫支部麵麵觀》。[87]
孟慶樹根據王明的回憶談話整理的回憶錄說：「紹禹同誌當時是聯共中大支部局的宣傳委員，又是最早的反『旅莫支部』的積極分子之一。所以聯共中大支部局決定要他寫一篇論文，名為『旅莫支部麵麵觀』。這篇論文曾發表在中大牆報上，從各方麵揭露了所謂『旅莫支部』的真相，打破了托洛茨基派和陳獨秀派分子的各種造謠侮蔑。」[88]
文章分引言、旅莫支部的理論與實際、孫東兩大[89]反旅莫支部的經過、旅莫支部的錯誤實質、旅莫支部的社會基礎、中共工作中的旅莫支部式的現象、旅莫支部的命運、孫大及中共現在還有沒有旅莫支部餘孽、反對旅莫支部與效法旅莫支部、結論等十個部分。
文章在「引言」中說，他寫這篇文章的目的，是因為旅莫支部這一問題，不僅過去很重要，還因為「效法（主觀的或客觀的）旅莫支部和反對旅莫支部這一問題，一定還要繼續成為莫斯科的中東兩大及中共全黨的同誌們的各種黨內鬥爭的主要鬥爭之一！因此，使每個同誌都能盡力去營救和盡量去了解旅莫支部這一問題的各方麵，成為目前的工作任務之一主要部門」。文章說旅莫支部的實質「是反國際性的組織」，其「教育原則是建立在唯心論基礎上」的，「社會基礎是小資產階級……特別是落後國家的知識分子與手工業者的小資產階級」，旅莫支部在1926年5月就「連根帶蒂的剷除了」，「從組織上講，無論在中共，在孫東兩大，旅莫支部這個東西，都完全沒有了，但是從旅莫支部性的活動上，無論在莫斯科或中國多多少少地都還有」。
1月 米夫通知王明參加中共六大的準備工作。
《傳記與回憶》說：「1928年一月初，米夫通知紹禹：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決定在莫斯科召開中共六次大會，要紹禹抽出時間，參加兩部分工作：一部分是翻譯和幫助起草文件，另一部分是幫助國際交通局的工作。為了使大會時間不太長，而得到結果，國際東方書記處決定把一些重要問題先準備好，寫成重要草案：政治決議草案由國際東方書記負責起草，組織工作決議由別爾曼和另一蘇聯同誌負責起草，宣傳工作要紹禹和中大的黨史教員諾林二人起草，關於紅軍和軍事問題，由蘇聯軍事委員會第四局幫助起草，還有蘇維埃問題、土地農民問題由沃林和躍爾克起草。這些草案大都由紹禹譯成中文。（政治、農民問題在準備期間未寫完，大會期間才寫成，紹禹也參加了翻譯工作。）」
初春 於莫斯科郊區寫《初春（接我黨六大代表百餘人來莫開會即景隨感）》，詩曰：
野曠春來早，林深雪化遲。
經多鬆柏健，挺立吐新枝。[90]
春 莫斯科中山大學開始開展反對「江浙同鄉會」的鬥爭，王明在其中推波助瀾。
關於這個事件發生的時間，說法不一。師哲說是「發生於1927年下半年到1928年上半年之間」。[91]陳修良說是1928年初，她說：「1928年初的『中大』內不又發生了一件驚人的事件。有人謠傳學校內部有一個大規模組織——江浙同鄉會。並說是以董亦湘、俞秀鬆、周達明、孫冶方等為首的。支部局的一些別有用心的人，便乘機把他們作為『靶子』來打擊，製造了一個反革命的假案。」[92]江澤民說是1928年春，他說：「米夫和王明在改組了中山大學的支部局之後，原來被稱為教務派的一些學生，同廣大學生一起反對他們的倒行逆施。王明一夥為消除這些學生在群眾中的影響，進而威嚇支持他們的廣大學生，又把他們稱為教務派殘餘，並編造罪名，誣陷他們組織封建性團體——江浙同鄉會。」[93]此處兼采陳修良和江澤民的說法。
關於「江浙同鄉會」事件的來源，一種說法是來自孫冶方請客和王長熙的一句話。當事人孫冶方回憶說：「在我們同期畢業的同學中，除了回國工作的以外，大部分升到別的學校學習，極少數的人留校工作，我和雲澤（烏蘭夫）同誌以及一個後來成為托派分子的綦樹功被派到東方大學當翻譯。繼續學習的學生隻發給津貼，有些到軍校學習的，按紅軍士兵待遇，津貼特別少。我們做翻譯工作的拿工資，有近百盧布，生活較好，因此在暑假開學前，有幾個去初級軍校的同學提出，在星期天敲我的竹槓，叫我買肉買菜做中國飯吃。這天，除約好的幾位軍校的同學外，董亦湘也來了，軍事學校的陳君禮、左權同誌也來了，擠了一屋子的人，把同房間的烏蘭夫同誌都擠了出去。正在我們熱熱鬧鬧地做飯時，中山大學學生公社主任王長熙從窗外經過，聽到裏麵說話的都是江浙人，因此回校後同別人講起，某些人聚集在某人房間呱啦呱啦講得很熱鬧，像開『江浙同鄉會』似的（其實，陳君禮、左權兩同誌是湖南人）。這話傳到中大支部局中國同誌那裏，便添油加醋，說成是董亦湘等在我房裏成立了『江浙同鄉會』。」[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