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稼祥也曾說：王明到中山大學後不久，就和「米夫勾搭上了，他們二人互相吹拍，彼此利用」。[32]
孫耀文在《風雨五載》一書中，分析了米夫和王明相互勾結的原因。書中說：
共產國際和聯共（布）中央領導力圖用完全忠誠地執行共產國際決策和指示的人，也就是對「國際路線」亦步亦趨、把國際指示視為包醫百病的藥方的人，來掌握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權。當年在莫斯科擔任中共代表團團員的陸定一後來一針見血地指出：聯共（布）黨領導人想用陳紹禹等「米夫的走狗」做控製中國共產黨的工具，他們「這批搞大國主義、老子黨的人，認為中國黨的老領導都是機會主義者，要用『百分之百的布爾什維克』來代替他們，奪他們的權」。
共產國際、特別是米夫看上陳紹禹，正是出於上述需要。不僅如此，米夫個人也有打算。米夫知道，他自己是依靠史達林和聯共（布）中央多數的支持，才當上了中山大學校長，不久又成為共產國際東方部副部長的。他要保住他的職位，甚至還要爭取提升，就必須堅決支持史達林和聯共（布）中央多數，努力推行共產國際的政策、方針（特別是有關中國的）。米夫還小有野心，很想由他個人對一些國家的共產黨發號施令。於是，尋找合適的人員，組織願意聽從聯共（布）中央和共產國際指揮、同時又聽命於他米夫的小宗派，就不可避免了。
但是，米夫少年得誌，想在莫斯科中山大學眾多學生麵前一顯身手，殊非易事。須知，他們之中有一些人不僅黨齡較長，而且因多年從事國內革命鬥爭有一定經驗，不少學生還受過革命戰爭的嚴峻考驗。因而米夫隻好把眼睛轉向那些沒有經驗卻自以為是、遠離革命實踐卻能背幾句馬列詞句的人。陳紹禹恰好是他物色的對象。陳紹禹的「聰明」和「乖巧」又正好表現在他善於投其所好，迎合共產國際和米夫個人的「需要」。
陳紹禹有些鬼機靈，也有野心，不甘寂寞，工於心計，善於趨炎附勢、鑽營拍馬。還在拉狄克當校長時，他就猜測副校長米夫會繼續高升，便想方設法討好米夫，一頭栽到米夫一邊。米夫也逐漸發現了這個特殊學生，賞識他，直到把他當作心腹走狗。第一期學生到校不久，學校為增加課堂翻譯而開設了俄文l班。陳紹禹在這個班就開始了投靠米夫的活動……
陳紹禹的根深蒂固的教條主義也是從老師米夫那裏嫡傳的。米夫隻會拿史達林論列寧主義的小冊子照本宣科。陳紹禹起而效尤。他對中國歷史隻有在國內上學時學的那一點點，而對中國革命，他還沒有幹多少事，就到莫斯科上學了，幾乎沒有一點實際革命經驗。他除了記住一些名詞術語，背誦現成結論之外，並不懂得要掌握立場、觀點和方法。在討論會上他能講得頭頭是道，卻不過是紙上談兵，他之所以這樣誇誇其談，原本是為了討得米夫的歡心，並不是要真正領會列寧主義的精神實質，以便更好地解決中國革命的實際問題。他所學得的「列寧主義」，無非是一些著作中的詞句或結論，以及機械地加工之後的蘇聯經驗的某些條條。但他卻自命不凡，靠這點本錢便以為自己已是「百分之百的布爾什維克」了。
除了列寧主義課，陳紹禹對俄語也用功學習，因為隻有學好俄語才能更多地同米夫直接來往。而米夫也脫離大多數中國學生，隻在少數幾個會說俄語的學生中尋找親信。陳紹禹俄語掌握得比較快，也使他易於受到米夫的寵愛。[33]
10月11日 參加由校長拉狄克召開的校務會議，中山大學開始開展反托派的鬥爭。
《傳記與回憶》說：
中大原來沒有公開的反托派鬥爭，因反托派鬥爭開始時，還隻是聯共黨內的事。但1926年雙十節十五周年，中大借東大（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的禮堂開紀念會。拉迪克（當時是中大校長）在會上講話時，東大教員別爾曼等呼口號：『打倒拉迪克！』「打倒托洛茨基！』『擁護列寧主義！』等口號。次日，拉迪克召開中大的校務會議。參加者有：校長拉迪克，副校長米夫，教務長阿古爾，支部書記伊格那托夫，學生公社主席陳紹禹（由此五人組成的校務委員會）。記錄是波古列也夫——副教務長兼管事務行政，他無表決權。拉迪克要求校務委員會通過一封抗議信給東大，抗議東大搗亂中大雙十節紀念會和侮辱中大校長。提出意見付表決時，米夫、阿古爾、伊格那托夫都不贊成。拉迪克要學生公社主席付表決時，支書說：「你是黨員，應當和我們站到一起。」紹禹說：「我不投票，因為我不了解情況。」……會後，支書伊格那托夫向紹禹詳細地介紹了托派和反托派鬥爭問題，並說原定不在中大公開這個問題，現經中央同意，最近可以在中大展開這個鬥爭。隔了幾天，先召集支委擴大會議，討論中大的反托鬥爭……
當時，學生們都隻知道蘇共黨史課內提到的托洛茨基和托洛茨基主義問題。至於列寧死後，1923～1926年的新反對派托派的情況，學生們都不了解。所以在這次支委擴大會後，召開了全校的黨團員大會，支書伊格那托夫同誌作了關於托派問題的報告，這樣就在中大展開了反托洛茨基派的尖銳鬥爭。
12月31日 中山大學聯共（布）支部局召開會議，指定10位同誌做黨員重新登記工作，王明是成員之一。[34]
孫耀文在《風雨五載》一書中，分析了米夫和王明相互勾結的原因。書中說：
共產國際和聯共（布）中央領導力圖用完全忠誠地執行共產國際決策和指示的人，也就是對「國際路線」亦步亦趨、把國際指示視為包醫百病的藥方的人，來掌握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權。當年在莫斯科擔任中共代表團團員的陸定一後來一針見血地指出：聯共（布）黨領導人想用陳紹禹等「米夫的走狗」做控製中國共產黨的工具，他們「這批搞大國主義、老子黨的人，認為中國黨的老領導都是機會主義者，要用『百分之百的布爾什維克』來代替他們，奪他們的權」。
共產國際、特別是米夫看上陳紹禹，正是出於上述需要。不僅如此，米夫個人也有打算。米夫知道，他自己是依靠史達林和聯共（布）中央多數的支持，才當上了中山大學校長，不久又成為共產國際東方部副部長的。他要保住他的職位，甚至還要爭取提升，就必須堅決支持史達林和聯共（布）中央多數，努力推行共產國際的政策、方針（特別是有關中國的）。米夫還小有野心，很想由他個人對一些國家的共產黨發號施令。於是，尋找合適的人員，組織願意聽從聯共（布）中央和共產國際指揮、同時又聽命於他米夫的小宗派，就不可避免了。
但是，米夫少年得誌，想在莫斯科中山大學眾多學生麵前一顯身手，殊非易事。須知，他們之中有一些人不僅黨齡較長，而且因多年從事國內革命鬥爭有一定經驗，不少學生還受過革命戰爭的嚴峻考驗。因而米夫隻好把眼睛轉向那些沒有經驗卻自以為是、遠離革命實踐卻能背幾句馬列詞句的人。陳紹禹恰好是他物色的對象。陳紹禹的「聰明」和「乖巧」又正好表現在他善於投其所好，迎合共產國際和米夫個人的「需要」。
陳紹禹有些鬼機靈，也有野心，不甘寂寞，工於心計，善於趨炎附勢、鑽營拍馬。還在拉狄克當校長時，他就猜測副校長米夫會繼續高升，便想方設法討好米夫，一頭栽到米夫一邊。米夫也逐漸發現了這個特殊學生，賞識他，直到把他當作心腹走狗。第一期學生到校不久，學校為增加課堂翻譯而開設了俄文l班。陳紹禹在這個班就開始了投靠米夫的活動……
陳紹禹的根深蒂固的教條主義也是從老師米夫那裏嫡傳的。米夫隻會拿史達林論列寧主義的小冊子照本宣科。陳紹禹起而效尤。他對中國歷史隻有在國內上學時學的那一點點，而對中國革命，他還沒有幹多少事，就到莫斯科上學了，幾乎沒有一點實際革命經驗。他除了記住一些名詞術語，背誦現成結論之外，並不懂得要掌握立場、觀點和方法。在討論會上他能講得頭頭是道，卻不過是紙上談兵，他之所以這樣誇誇其談，原本是為了討得米夫的歡心，並不是要真正領會列寧主義的精神實質，以便更好地解決中國革命的實際問題。他所學得的「列寧主義」，無非是一些著作中的詞句或結論，以及機械地加工之後的蘇聯經驗的某些條條。但他卻自命不凡，靠這點本錢便以為自己已是「百分之百的布爾什維克」了。
除了列寧主義課，陳紹禹對俄語也用功學習，因為隻有學好俄語才能更多地同米夫直接來往。而米夫也脫離大多數中國學生，隻在少數幾個會說俄語的學生中尋找親信。陳紹禹俄語掌握得比較快，也使他易於受到米夫的寵愛。[33]
10月11日 參加由校長拉狄克召開的校務會議，中山大學開始開展反托派的鬥爭。
《傳記與回憶》說：
中大原來沒有公開的反托派鬥爭，因反托派鬥爭開始時，還隻是聯共黨內的事。但1926年雙十節十五周年，中大借東大（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的禮堂開紀念會。拉迪克（當時是中大校長）在會上講話時，東大教員別爾曼等呼口號：『打倒拉迪克！』「打倒托洛茨基！』『擁護列寧主義！』等口號。次日，拉迪克召開中大的校務會議。參加者有：校長拉迪克，副校長米夫，教務長阿古爾，支部書記伊格那托夫，學生公社主席陳紹禹（由此五人組成的校務委員會）。記錄是波古列也夫——副教務長兼管事務行政，他無表決權。拉迪克要求校務委員會通過一封抗議信給東大，抗議東大搗亂中大雙十節紀念會和侮辱中大校長。提出意見付表決時，米夫、阿古爾、伊格那托夫都不贊成。拉迪克要學生公社主席付表決時，支書說：「你是黨員，應當和我們站到一起。」紹禹說：「我不投票，因為我不了解情況。」……會後，支書伊格那托夫向紹禹詳細地介紹了托派和反托派鬥爭問題，並說原定不在中大公開這個問題，現經中央同意，最近可以在中大展開這個鬥爭。隔了幾天，先召集支委擴大會議，討論中大的反托鬥爭……
當時，學生們都隻知道蘇共黨史課內提到的托洛茨基和托洛茨基主義問題。至於列寧死後，1923～1926年的新反對派托派的情況，學生們都不了解。所以在這次支委擴大會後，召開了全校的黨團員大會，支書伊格那托夫同誌作了關於托派問題的報告，這樣就在中大展開了反托洛茨基派的尖銳鬥爭。
12月31日 中山大學聯共（布）支部局召開會議，指定10位同誌做黨員重新登記工作，王明是成員之一。[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