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 23歲
1月1日 米夫在《共產國際》第1期發表《中國革命的性質和動力》一文，認為「從中國革命在當前歷史階段的國內發展趨向來看，這個革命隻能是，而且不可能不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無產階級必須參加革命政府」。在「帝國主義和『政治動盪』的時代，存在著蘇聯的時代，要求中國無產階級組織力量，發動進攻，不僅『自下而上』；而且要『自上而下』地採取堅決行動」。米夫的觀點對王明有直接影響。王明在以後的文章中對此作了重述。
年初 加入蘇聯共產黨。[35]
2月初 奉命隨米夫率領的「聯邦共產黨中央代表團」來中國。[36]
《傳記與回憶》說：王明參加的是「聯共中央宣傳鼓動部幫助中共中央宣傳鼓動部工作組」，2月初由莫斯科動身，先到海參崴，然後乘船到中國。參加這個工作組的有八位蘇聯人和四位中國人，中國同誌是陳紹禹、閻駿鍾、潘家辰、劉國璋。工作組的主要任務是：1.幫助中共中央出版日報（為此帶去五萬美元作開辦費）；2.辦工農幹部政治軍事訓練班，時間為三至六個月，人數為三至五千人，作擴軍及領導農民武裝和土地改革的骨幹。
莊東曉回憶說：「根據分工，配備了四個翻譯，潘克魯（潘家辰）給米夫做翻譯，搞黨的材料，劉少文搞工會的，王明搞團的，我隨米夫的愛人搞婦女的。臨行前，我突患猩紅熱。馬上隔離，住院就醫，臨時由一男同誌代替。王明一心要找接近米夫的機會，他以為給米夫做翻譯就好了。但分配給米夫做翻譯的是潘克魯，於是潘克魯就成了他的障礙物，必須把這一障礙物搬掉，在米夫麵前不是說潘翻譯有問題，就是說潘掛念愛人，無心工作。終於私願得償，從此天天跟在米夫的後邊，大獻殷勤，及從中國回到莫斯科，米夫便倚為左右手，終於成了米夫言聽計從的座上客，在米夫的家裏也掛起了王明的相片來。」[37]
3月中旬 隨米夫乘蘇聯船由海參崴經蘇聯開闢的特殊航線繞道抵廣東。在海上，寫了《海洋繞道行》七律一首：
革命心雄藐險危，海洋繞道一船飛。
不因風浪迷趨向，自有磁針辨旨歸。
封帝勾連狼狽惡，中蘇聯合海山摧。
煙波浩渺無涯際，遙見廣東籠翠微。[38]
3月20日左右 到廣州，在廣州工作了十多天。[39]
3月21日 上海工人在周恩來等人領導下，取得第三次起義的勝利，王明在廣州寫《上海工人第三次起義勝利》詩一首，詩曰：
上海工人真英勇，武裝起義告成功。
勞工運動聲威大，革命風雲變幻中。
已往千年換朝代，而今一切靠工農。
自從共黨出生日，中國風光大不同。[40]
4月9日 離廣州前往上海。[41]
4月12日 蔣介石在上海發動政變，開始屠殺共產黨人。
4月14日 到達上海，歷經艱險。
《傳記與回憶》說：「工作組本來決定步行經江西到武漢去，以便沿路看看農村情況。但四月初，接上海蘇聯總領事館電說，時局可能有變化，廣州不能久住，應早日到武漢去。同時，廣東省委書記木青同誌和北伐軍後方留守主任孫本文同誌都說廣州情況不穩。」於是，工作組「四月九日離廣州，四月十四日到上海，所以工作組還不知道『四一二』政變」。因蘇聯船不能靠岸，停在了楊樹浦的江中，米夫讓四位中國同誌先上岸，於是他們隻好坐小劃子上了岸。潘家辰提出應到市政府去找羅亦農，哪知在英租界被巡捕查問了三次。在市政府旁邊的小旅館住下後，紹禹買來當天的報紙，這才知道情況已大變！四人急忙把每人帶的一大箱俄文書籍和他們在蘇聯學習的筆記等，都塞在旅館內的大櫃裏，雇了人力車到另一個旅館，然後馬上又換旅館。剛到第五個旅館，就聽到樓下有人查問，於是每人隻把錢帶在身上，從旅館後門逃走了。在英租界四馬路一個小旅館住下後，紹禹給他那位在滬江中學教書的四叔打電話，四叔來後把上海工人三次起義和蔣介石「四一二」政變的情況都說了一遍，並出去給四人買了中國衣帽襯衫和箱子鞋襪等，化了裝。
4月18日 離開上海，乘英國船前往漢口。米夫等也同船前往。在離九江五六十裏的地方，同船的李立三、鄭超麟、潘家辰等唱起《國際歌》來，結果英國船長要把船開回上海，致使船在九江停了五個鍾頭。[42]
4月22日 到達漢口俄租界的蘇聯同誌招待所。
孟慶樹根據王明回憶談話整理的回憶錄，詳細敘述了王明等人在漢口的活動情況：
到漢口後，米夫帶著紹禹去見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各負責同誌。見到陳獨秀時，米夫把工作組的主要任務是幫助中共辦日報和辦幹部訓練班，並告訴陳帶來五萬美金作開辦費。那知陳獨秀說：「我們現在忙得很，沒有功夫搞這個玩意兒！」米夫又向他解釋了為什麽要辦和具體辦法，但陳獨秀堅決不同意。
原定訓練班收三千到五千人，培養從班級到連級的幹部，準備成立三個軍（15萬人，由葉挺等各兼一個軍的軍長，實則是作組織工農紅軍的打算，真正地武裝工農）。準備由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河南、廣東等省抽調覺悟的工農和革命知識分子來受訓。受訓後，一部分派到軍隊去做幹部，另一部分派到農村去領導土地革命和武裝鬥爭。訓練班應收百分之七十五的工人農民和百分之廿五的青年學生。陳獨秀不同意這個成分，他主張收百分之廿五的工人農民，百分之七十五的青年學生。爭了許久，最後達成協議是：工農占百分之五十，學生占百分之五十。陳獨秀派張秋人去找房子，但直到武漢撤退前，他們仍未找到房子，實則是陳獨秀不願意辦這樣的訓練班！米夫和紹禹見到蔡和森同誌（當時的中共中央宣傳部長）時，把辦訓練班的意見和他談了，蔡很贊成，但他說，他做不了主。蔡又說：中央宣傳部隻有他和尹寬（宣傳科長）二人，而尹還時常不來辦公。另外有個材料科（有陳伯達、朱自牧等三人）。蔡決定叫紹禹做中央宣傳部秘書，叫米夫兼中央宣傳部的宣傳科長，出版科他指定任卓宣擔任，但任始終未來。
1月1日 米夫在《共產國際》第1期發表《中國革命的性質和動力》一文，認為「從中國革命在當前歷史階段的國內發展趨向來看，這個革命隻能是，而且不可能不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無產階級必須參加革命政府」。在「帝國主義和『政治動盪』的時代，存在著蘇聯的時代，要求中國無產階級組織力量，發動進攻，不僅『自下而上』；而且要『自上而下』地採取堅決行動」。米夫的觀點對王明有直接影響。王明在以後的文章中對此作了重述。
年初 加入蘇聯共產黨。[35]
2月初 奉命隨米夫率領的「聯邦共產黨中央代表團」來中國。[36]
《傳記與回憶》說：王明參加的是「聯共中央宣傳鼓動部幫助中共中央宣傳鼓動部工作組」，2月初由莫斯科動身，先到海參崴，然後乘船到中國。參加這個工作組的有八位蘇聯人和四位中國人，中國同誌是陳紹禹、閻駿鍾、潘家辰、劉國璋。工作組的主要任務是：1.幫助中共中央出版日報（為此帶去五萬美元作開辦費）；2.辦工農幹部政治軍事訓練班，時間為三至六個月，人數為三至五千人，作擴軍及領導農民武裝和土地改革的骨幹。
莊東曉回憶說：「根據分工，配備了四個翻譯，潘克魯（潘家辰）給米夫做翻譯，搞黨的材料，劉少文搞工會的，王明搞團的，我隨米夫的愛人搞婦女的。臨行前，我突患猩紅熱。馬上隔離，住院就醫，臨時由一男同誌代替。王明一心要找接近米夫的機會，他以為給米夫做翻譯就好了。但分配給米夫做翻譯的是潘克魯，於是潘克魯就成了他的障礙物，必須把這一障礙物搬掉，在米夫麵前不是說潘翻譯有問題，就是說潘掛念愛人，無心工作。終於私願得償，從此天天跟在米夫的後邊，大獻殷勤，及從中國回到莫斯科，米夫便倚為左右手，終於成了米夫言聽計從的座上客，在米夫的家裏也掛起了王明的相片來。」[37]
3月中旬 隨米夫乘蘇聯船由海參崴經蘇聯開闢的特殊航線繞道抵廣東。在海上，寫了《海洋繞道行》七律一首：
革命心雄藐險危，海洋繞道一船飛。
不因風浪迷趨向，自有磁針辨旨歸。
封帝勾連狼狽惡，中蘇聯合海山摧。
煙波浩渺無涯際，遙見廣東籠翠微。[38]
3月20日左右 到廣州，在廣州工作了十多天。[39]
3月21日 上海工人在周恩來等人領導下，取得第三次起義的勝利，王明在廣州寫《上海工人第三次起義勝利》詩一首，詩曰：
上海工人真英勇，武裝起義告成功。
勞工運動聲威大，革命風雲變幻中。
已往千年換朝代，而今一切靠工農。
自從共黨出生日，中國風光大不同。[40]
4月9日 離廣州前往上海。[41]
4月12日 蔣介石在上海發動政變，開始屠殺共產黨人。
4月14日 到達上海，歷經艱險。
《傳記與回憶》說：「工作組本來決定步行經江西到武漢去，以便沿路看看農村情況。但四月初，接上海蘇聯總領事館電說，時局可能有變化，廣州不能久住，應早日到武漢去。同時，廣東省委書記木青同誌和北伐軍後方留守主任孫本文同誌都說廣州情況不穩。」於是，工作組「四月九日離廣州，四月十四日到上海，所以工作組還不知道『四一二』政變」。因蘇聯船不能靠岸，停在了楊樹浦的江中，米夫讓四位中國同誌先上岸，於是他們隻好坐小劃子上了岸。潘家辰提出應到市政府去找羅亦農，哪知在英租界被巡捕查問了三次。在市政府旁邊的小旅館住下後，紹禹買來當天的報紙，這才知道情況已大變！四人急忙把每人帶的一大箱俄文書籍和他們在蘇聯學習的筆記等，都塞在旅館內的大櫃裏，雇了人力車到另一個旅館，然後馬上又換旅館。剛到第五個旅館，就聽到樓下有人查問，於是每人隻把錢帶在身上，從旅館後門逃走了。在英租界四馬路一個小旅館住下後，紹禹給他那位在滬江中學教書的四叔打電話，四叔來後把上海工人三次起義和蔣介石「四一二」政變的情況都說了一遍，並出去給四人買了中國衣帽襯衫和箱子鞋襪等，化了裝。
4月18日 離開上海，乘英國船前往漢口。米夫等也同船前往。在離九江五六十裏的地方，同船的李立三、鄭超麟、潘家辰等唱起《國際歌》來，結果英國船長要把船開回上海，致使船在九江停了五個鍾頭。[42]
4月22日 到達漢口俄租界的蘇聯同誌招待所。
孟慶樹根據王明回憶談話整理的回憶錄，詳細敘述了王明等人在漢口的活動情況：
到漢口後，米夫帶著紹禹去見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各負責同誌。見到陳獨秀時，米夫把工作組的主要任務是幫助中共辦日報和辦幹部訓練班，並告訴陳帶來五萬美金作開辦費。那知陳獨秀說：「我們現在忙得很，沒有功夫搞這個玩意兒！」米夫又向他解釋了為什麽要辦和具體辦法，但陳獨秀堅決不同意。
原定訓練班收三千到五千人，培養從班級到連級的幹部，準備成立三個軍（15萬人，由葉挺等各兼一個軍的軍長，實則是作組織工農紅軍的打算，真正地武裝工農）。準備由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河南、廣東等省抽調覺悟的工農和革命知識分子來受訓。受訓後，一部分派到軍隊去做幹部，另一部分派到農村去領導土地革命和武裝鬥爭。訓練班應收百分之七十五的工人農民和百分之廿五的青年學生。陳獨秀不同意這個成分，他主張收百分之廿五的工人農民，百分之七十五的青年學生。爭了許久，最後達成協議是：工農占百分之五十，學生占百分之五十。陳獨秀派張秋人去找房子，但直到武漢撤退前，他們仍未找到房子，實則是陳獨秀不願意辦這樣的訓練班！米夫和紹禹見到蔡和森同誌（當時的中共中央宣傳部長）時，把辦訓練班的意見和他談了，蔡很贊成，但他說，他做不了主。蔡又說：中央宣傳部隻有他和尹寬（宣傳科長）二人，而尹還時常不來辦公。另外有個材料科（有陳伯達、朱自牧等三人）。蔡決定叫紹禹做中央宣傳部秘書，叫米夫兼中央宣傳部的宣傳科長，出版科他指定任卓宣擔任，但任始終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