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石在《王明留學莫斯科》一文中說：在一次黨員大會上，抓住大家要讀書和反對開檢討會的共同心理，對旅莫支部的指導方針提出嚴厲批評，與支部負責人葉青進行麵對麵的交鋒。他還提出，共產黨員不分國籍，旅居他國的共產黨員理應受所在國的共產黨組織的領導。不久，旅莫支部被宣布解散，中山大學學生黨組織歸屬學校所在地莫斯科市一個區委領導。王明因此聲譽鵲起。[17]
同月 中山大學校長拉狄克召開會議，宣布撤銷中山大學旅莫支部，中山大學黨組織由莫斯科市中大所在區的區委領導。同時，將中共黨員改為蘇共候補黨員。
孫冶方在《關於中共旅莫支部》中回憶說：「中大的蘇聯領導人發現旅莫支部的錯誤後，大概經過向蘇共和第三國際請示，就下令解散了。中共黨員，不論正式、候補、新的、老的，都成了蘇共的候補黨員。」[18]
王明1926年12月14日在中山大學填的登記表說：「一九二六年五月轉為正式黨員（六月候補期）。」
6月～8月 擔任讀書室委員會主席。[19]
7月7日 中山大學聯共（布）支部局召開會議，一致選舉阿戈爾為支部書記，王明等七人組成宣傳鼓動委員會，由董亦湘任主席。[20]
7月 中山大學組織學生到列寧格勒參觀，王明參觀後寫《參觀列寧格勒》七律一首。
9月初 中大學生公社改選，王明被選為主席。
王明1928年7月30日寫給中共代表團主席團蘇兆征、張國燾、項英、瞿秋白、周恩來的信中說：「自1926年九月起至1927年我回國以前止，我當學生公社主席（自十月起即當翻譯），這個工作是要拋棄一切學習的。」
王明在《紀念我們的回族烈士馬駿同誌》中回憶說：「1926年9月初，中大學生公社改選時，我和馬駿同誌均當選為公社的負責人（我作主席，馬駿同誌作書記）。」[21]
《傳記與回憶》說：「1926年下半年，紹禹當選為中大學生公社主席，回民共產黨員馬駿同誌任公社秘書……學生公社除了管理學生生活上的一些問題外，主要的是配合黨團組織進行對學生的政治教育。在反國民黨右派鬥爭結束後，接著又公開進行了反托派反拉迪克的鬥爭。」[22]
江澤民回憶說：「1926年冬，中山大學選舉學生公社主席時，由於黨務派和教務派的爭鬥，兩派的人都不能當選。王明藉機兩麵討好，被選為學生公社主席。從此以後，他接觸副校長米夫的機會多了，得到米夫的歡心。」[23]
唐有章回憶說：「他（王明）在中山大學時，本來既無任何地位，又無過人表現，當然更談不上有什麽勢力了。但由於他當時不屬於任何一派，又善於趨奉討好，以致在1927年3月[24]學生公社因主席馬駿同誌要回國（後曾任北京市委書記）而改選主席時，當上了學生公社主席。那時公社主席的權力很大，他可以通過俱樂部指導全校學生的文化、娛樂、體育、參觀等活動，可以通過班長、室長掌握學生的一切動態，是學校領導的得力助手。王明工於心計，還在拉狄克任中山大學校長時，他就認定當時在該校任教並因研究史達林的《列寧主義問題》而出名的教師米夫一定會走紅，於是一頭鑽到米夫所講的史達林的《列寧主義問題》的學科裏去，因此頗得米夫歡心。後來米夫當上了中山大學副校長，而他也一躍成了學生公社主席，便極盡溜須拍馬之能事，更得到米夫的賞識。」[25]
李一凡回憶說：「當『孫大』學生公社主席馬駿同誌1927年初決定回國而必須改選時，黨務派和教務派各都不肯讓對方的人當選；於是，王明便乘時鵲起，兩麵討好，左右逢源，爬上了公社主席寶座而『得其所哉』了。這樣一來，他同米夫接觸的機會多起來，從而極盡其溜須拍馬之能事，終於取得了米夫的信任。」[26]
吳亮平回憶說：「王明在學校拉拉扯扯，搞教條宗派活動，其中有李竹聲、沈澤民、盛忠亮[27]、汪盛狄等。他們作風很壞，一方麵拉攏俄國人，一方麵在中國人中搞小宗派，引起大多數中國學生的反感……王明通過搞教條宗派活動在支委會中起作用。王明上課、回家途中，常看到他們一夥拉拉扯扯，搞小宗派。王明既會拍馬，又會吹牛，大家討厭他，在群眾中沒有威信，卻得到校長米夫的器重。」[28]
汪雲生在《二十九個人的歷史》中說：「王明的初步成功，固然與他本人的努力有很大關係，但同時卻離不開這樣兩個非常重要的條件：一是爭得米夫的重視和支持，一是迎合了當時大多數學生的迫切需要，順應並領導了中大的潮流。前者是王明走『上層路線』結出的『碩果』，後者則是王明走『群眾路線』的結晶。」[29]
9月 為了盡快地培養出一批通曉俄語、能做翻譯工作的人才，中山大學從中國學生中挑選了十多個人，另組一個俄文班，直接用俄語講課，王明和李培之、莊東曉、俞秀鬆、董亦湘、劉少文等都被選入。[30]
由於俄語和列寧主義課學得好，王明很快得到副校長米夫的賞識。與王明同桌的莊東曉回憶說：「這個班的課程不多，僅有列寧主義，政治經濟學，聯共黨史，世界革命史四科，每科都配有專門教師，教學法是先由主講教師定出學習提綱，指定必讀書籍參考書籍及有關輔助材料，在課堂上教師作了概括的簡單引言之後，學生自己分頭去準備，定期集中討論，討論結束，由教師歸納作結論。在學習進行中，王明〈在〉對政治經濟，聯共黨史，世界革命史的討論時，很少發言，甚至一言不發。但每逢列寧主義課進行討論時，則經常是第一個首先發言，而且發言時緊張得兩頰青筋暴露，口水四濺，以致坐在他側邊的同學（座位是固定的）也要受口水的光顧，於是就引起了大家的注意：為什麽他對其他課那樣冷淡，獨對列寧主義課如此積極，是否出於興趣問題？日子一久，人們就覺察出來，原來列寧主義課是米夫主講的，米夫是莫斯科中大校長，在校長麵前自我表現表現吧了。果然，『克勞白夫』（王明）這個名字，很快就留在米夫的腦子裏。每到小組討論，發生了意見分歧，爭執不休時，米夫就指名叫克勞白夫說說自己的看法。於是王明就受寵若驚，機會難得，站起來滔滔不斷的［地］大放厥詞，從而『克勞白夫』便以『有天才』的學生的形象深深留在米夫的印象裏。王明也自認為是米夫門下的高才生，傲視一切，學校牆報上署名『紹禹』的文章更多起來，在同學中也常聽到王明的高談闊論了。」[31]
同月 中山大學校長拉狄克召開會議，宣布撤銷中山大學旅莫支部，中山大學黨組織由莫斯科市中大所在區的區委領導。同時，將中共黨員改為蘇共候補黨員。
孫冶方在《關於中共旅莫支部》中回憶說：「中大的蘇聯領導人發現旅莫支部的錯誤後，大概經過向蘇共和第三國際請示，就下令解散了。中共黨員，不論正式、候補、新的、老的，都成了蘇共的候補黨員。」[18]
王明1926年12月14日在中山大學填的登記表說：「一九二六年五月轉為正式黨員（六月候補期）。」
6月～8月 擔任讀書室委員會主席。[19]
7月7日 中山大學聯共（布）支部局召開會議，一致選舉阿戈爾為支部書記，王明等七人組成宣傳鼓動委員會，由董亦湘任主席。[20]
7月 中山大學組織學生到列寧格勒參觀，王明參觀後寫《參觀列寧格勒》七律一首。
9月初 中大學生公社改選，王明被選為主席。
王明1928年7月30日寫給中共代表團主席團蘇兆征、張國燾、項英、瞿秋白、周恩來的信中說：「自1926年九月起至1927年我回國以前止，我當學生公社主席（自十月起即當翻譯），這個工作是要拋棄一切學習的。」
王明在《紀念我們的回族烈士馬駿同誌》中回憶說：「1926年9月初，中大學生公社改選時，我和馬駿同誌均當選為公社的負責人（我作主席，馬駿同誌作書記）。」[21]
《傳記與回憶》說：「1926年下半年，紹禹當選為中大學生公社主席，回民共產黨員馬駿同誌任公社秘書……學生公社除了管理學生生活上的一些問題外，主要的是配合黨團組織進行對學生的政治教育。在反國民黨右派鬥爭結束後，接著又公開進行了反托派反拉迪克的鬥爭。」[22]
江澤民回憶說：「1926年冬，中山大學選舉學生公社主席時，由於黨務派和教務派的爭鬥，兩派的人都不能當選。王明藉機兩麵討好，被選為學生公社主席。從此以後，他接觸副校長米夫的機會多了，得到米夫的歡心。」[23]
唐有章回憶說：「他（王明）在中山大學時，本來既無任何地位，又無過人表現，當然更談不上有什麽勢力了。但由於他當時不屬於任何一派，又善於趨奉討好，以致在1927年3月[24]學生公社因主席馬駿同誌要回國（後曾任北京市委書記）而改選主席時，當上了學生公社主席。那時公社主席的權力很大，他可以通過俱樂部指導全校學生的文化、娛樂、體育、參觀等活動，可以通過班長、室長掌握學生的一切動態，是學校領導的得力助手。王明工於心計，還在拉狄克任中山大學校長時，他就認定當時在該校任教並因研究史達林的《列寧主義問題》而出名的教師米夫一定會走紅，於是一頭鑽到米夫所講的史達林的《列寧主義問題》的學科裏去，因此頗得米夫歡心。後來米夫當上了中山大學副校長，而他也一躍成了學生公社主席，便極盡溜須拍馬之能事，更得到米夫的賞識。」[25]
李一凡回憶說：「當『孫大』學生公社主席馬駿同誌1927年初決定回國而必須改選時，黨務派和教務派各都不肯讓對方的人當選；於是，王明便乘時鵲起，兩麵討好，左右逢源，爬上了公社主席寶座而『得其所哉』了。這樣一來，他同米夫接觸的機會多起來，從而極盡其溜須拍馬之能事，終於取得了米夫的信任。」[26]
吳亮平回憶說：「王明在學校拉拉扯扯，搞教條宗派活動，其中有李竹聲、沈澤民、盛忠亮[27]、汪盛狄等。他們作風很壞，一方麵拉攏俄國人，一方麵在中國人中搞小宗派，引起大多數中國學生的反感……王明通過搞教條宗派活動在支委會中起作用。王明上課、回家途中，常看到他們一夥拉拉扯扯，搞小宗派。王明既會拍馬，又會吹牛，大家討厭他，在群眾中沒有威信，卻得到校長米夫的器重。」[28]
汪雲生在《二十九個人的歷史》中說：「王明的初步成功，固然與他本人的努力有很大關係，但同時卻離不開這樣兩個非常重要的條件：一是爭得米夫的重視和支持，一是迎合了當時大多數學生的迫切需要，順應並領導了中大的潮流。前者是王明走『上層路線』結出的『碩果』，後者則是王明走『群眾路線』的結晶。」[29]
9月 為了盡快地培養出一批通曉俄語、能做翻譯工作的人才，中山大學從中國學生中挑選了十多個人，另組一個俄文班，直接用俄語講課，王明和李培之、莊東曉、俞秀鬆、董亦湘、劉少文等都被選入。[30]
由於俄語和列寧主義課學得好，王明很快得到副校長米夫的賞識。與王明同桌的莊東曉回憶說：「這個班的課程不多，僅有列寧主義，政治經濟學，聯共黨史，世界革命史四科，每科都配有專門教師，教學法是先由主講教師定出學習提綱，指定必讀書籍參考書籍及有關輔助材料，在課堂上教師作了概括的簡單引言之後，學生自己分頭去準備，定期集中討論，討論結束，由教師歸納作結論。在學習進行中，王明〈在〉對政治經濟，聯共黨史，世界革命史的討論時，很少發言，甚至一言不發。但每逢列寧主義課進行討論時，則經常是第一個首先發言，而且發言時緊張得兩頰青筋暴露，口水四濺，以致坐在他側邊的同學（座位是固定的）也要受口水的光顧，於是就引起了大家的注意：為什麽他對其他課那樣冷淡，獨對列寧主義課如此積極，是否出於興趣問題？日子一久，人們就覺察出來，原來列寧主義課是米夫主講的，米夫是莫斯科中大校長，在校長麵前自我表現表現吧了。果然，『克勞白夫』（王明）這個名字，很快就留在米夫的腦子裏。每到小組討論，發生了意見分歧，爭執不休時，米夫就指名叫克勞白夫說說自己的看法。於是王明就受寵若驚，機會難得，站起來滔滔不斷的［地］大放厥詞，從而『克勞白夫』便以『有天才』的學生的形象深深留在米夫的印象裏。王明也自認為是米夫門下的高才生，傲視一切，學校牆報上署名『紹禹』的文章更多起來，在同學中也常聽到王明的高談闊論了。」[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