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說明兩派在與陳獨秀的論戰中，有這樣一個反差：少數派與陳獨秀觀點對立嚴重，但態度比較溫和，限於說理；多數派與陳觀點距離較小，但態度比較粗野，主要是背教條+謾罵，而且用語相當刻薄、下流，極具侮辱性。於是更加引起陳的反感。一封至今未見公開發表的信——1941年12月7日陳獨秀致某某的信中談到托派分裂時說：「文元等幾個人在上海開什麽全國大會，已夠令人發笑了；他們（指彭述之等人——引者）以全國代表大會的名義，排斥別人是少數派，這是史大林派的態度活現，這更加令人發笑。他們自以為是多數派即布爾什維克，其實布爾什維克並非馬克思主義，乃是俄國急進的小資產階級亦即法國的布朗基主義、德國此時的納粹主義即舊的普魯士與新的布爾什維克之混合物……弟將繼續為文說明布爾什維克的橫暴、欺詐等罪惡，有機會即公開發表。」[87]
從以上國民黨、共產黨以及托派中央對陳獨秀的批判情況看，陳獨秀真是四麵楚歌，好不孤立！特別是來自組織內部的孤立，是從來沒有過的。他真是成了孤家寡人。正如當時站在彭述之一邊的李福仁後來在《第四國際》雜誌上所言：「一方麵在四川鄉村中的陳獨秀，另方麵在上海的中央委員會，用書麵進行爭論，結果陳獨秀居於單獨一個人的少數」；「陳獨秀的政治思想，在中國組織內找不到一個擁護者。」[88]與他私交很深的鄭超麟、王文元、陳其昌等人，也不得不承認：「我們非但不擁護陳獨秀的主張，而且與他進行了最不含糊的爭辯，以致最後，這位『老人』發了脾氣，與我們絕交了。」[89]
可見，陳獨秀不怕孤立，這是作為一個思想家的基本特質。如果同流合汙或從眾而趨，就不是思想家了。早年，他寫過一首《感遇詩》，讚頌「誇父追日」和「精衛填海」的精神。他的一生執著地體現了這種精神，為了自己認定的真理，一息尚存，奮勇向前，即使是「孤軍奮戰」，也不退縮。
自然，陳獨秀是尊重事實的。當1941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發生轉折，蘇聯加入英美反法西斯同盟時，他在生前最後一篇所寫的文章《被壓迫民族之前途》中，修正了對蘇聯的一個看法，即隻從民族利益還是從世界革命的利益出發，對蘇聯採取了歷史的分析的態度，肯定了列寧領導的十月革命及「前期蘇聯」，依然否定史達林的獨裁統治的「後期蘇聯」。
筆者訪問現存的中國托派老人時，發現他們以此說明陳獨秀最後還是擁護列寧主義，擁護無產階級專政的。因此，他仍是托派的同誌。但是他隻是肯定了十月勝利後蘇維埃政府的外交政策對被壓迫民族的支持，也肯定了那時對俄國農奴的解放的「三大旗幟」。至於在擁護民主、反對托氏無產階級專政理論問題上，他沒有做任何修正。
陳獨秀去世時，不可能預見幾十年後的今天這樣的世界和歷史新經驗。但是他的「最後民主見解」，是非常偉大深刻的。
陳獨秀逝世時，他的托派朋友，就對他的最後一篇文章很感興趣，並給予高度評價。由於陳在文章中強調在帝國主義的現世界，任何一個民族單靠自己一個民族的力量，不可能抵抗帝國主義的入侵，「隻有和全世界被壓迫的勞動者，被壓迫的落後民族結合在一起，推翻帝國主義……」鄭超麟認為他至死也堅持托洛茨基的「世界革命」的原則，說陳還是一個「世界革命的老戰將」；他們與陳之間「有意見分歧」，但仍「視他為領袖」，「最有經驗的、最忠誠於革命的、最富剛強性格的領袖」，並且這樣總結其一生：「陳獨秀同誌能夠從盧騷主義，進於雅各賓主義，進於列寧主義托洛茨基主義。這個繁複而急劇的過程，完成於一個人的一生中，而且每個階段的轉變時候，這個人又居於主動的領導地位」；「從盧騷到羅伯斯庇爾和巴貝夫相隔半個世紀；從羅、巴諸人經過傅立葉到馬克思也相隔半個世紀；從馬克思、恩格斯到列寧、托洛茨基又相隔半個世紀。但歐洲這個漫長的過程，中國於半個世紀之間就可以過盡了……但中國這個發展縮在一個人之身，而且相隔不到幾年。」因此，陳獨秀「不愧為法蘭西十八世紀末葉的偉大思想家和偉大人物的同誌」，「不愧為俄羅斯二十世紀初葉的偉大思想家和偉大人物的同誌，不愧為列寧托洛茨基的同誌，不愧為中國布爾什維克——列寧托洛茨基黨的領袖……第四國際中國支部曾以中國這樣一個偉大思想家和偉大人物為領袖，是足以自豪的」！[90]
33年以後，即1975年12月，王文元在英國某大學歷史係演講時，進一步發揮上述鄭的觀點，說：「先進國從啟蒙運動的年代到社會主義革命的年代，一般要經過幾百年（如英法）。不夠先進的國家（如俄國）也經過了八、九十年。但是在落後的中國卻僅是二十年，而且是反映在甚至實現在一個人身上」，「現代中國思想的躍進清晰地反映在陳獨秀的身上」；「給陳獨秀做一個總評價。照我看來，陳獨秀這個人，雖然政治上是失敗的，理論上有局限，但是他不僅是中國最勇敢的思想家，而且是歷史上偉大的革命家之一。」[91]他還說：「假使『天假以年』，陳獨秀獲見中國第三次革命的來臨，那末，不管他今天懷著的思想是多麽錯誤，在事變的刺激之下，他仍能顯出一個正確而光輝革命家來的。」[92]他甚至認為，那時的陳獨秀「仍將是托派的同誌」。[93]
從以上國民黨、共產黨以及托派中央對陳獨秀的批判情況看，陳獨秀真是四麵楚歌，好不孤立！特別是來自組織內部的孤立，是從來沒有過的。他真是成了孤家寡人。正如當時站在彭述之一邊的李福仁後來在《第四國際》雜誌上所言：「一方麵在四川鄉村中的陳獨秀，另方麵在上海的中央委員會，用書麵進行爭論，結果陳獨秀居於單獨一個人的少數」；「陳獨秀的政治思想，在中國組織內找不到一個擁護者。」[88]與他私交很深的鄭超麟、王文元、陳其昌等人，也不得不承認：「我們非但不擁護陳獨秀的主張，而且與他進行了最不含糊的爭辯，以致最後，這位『老人』發了脾氣，與我們絕交了。」[89]
可見，陳獨秀不怕孤立，這是作為一個思想家的基本特質。如果同流合汙或從眾而趨，就不是思想家了。早年，他寫過一首《感遇詩》，讚頌「誇父追日」和「精衛填海」的精神。他的一生執著地體現了這種精神，為了自己認定的真理，一息尚存，奮勇向前，即使是「孤軍奮戰」，也不退縮。
自然，陳獨秀是尊重事實的。當1941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發生轉折，蘇聯加入英美反法西斯同盟時，他在生前最後一篇所寫的文章《被壓迫民族之前途》中，修正了對蘇聯的一個看法，即隻從民族利益還是從世界革命的利益出發，對蘇聯採取了歷史的分析的態度，肯定了列寧領導的十月革命及「前期蘇聯」，依然否定史達林的獨裁統治的「後期蘇聯」。
筆者訪問現存的中國托派老人時，發現他們以此說明陳獨秀最後還是擁護列寧主義，擁護無產階級專政的。因此，他仍是托派的同誌。但是他隻是肯定了十月勝利後蘇維埃政府的外交政策對被壓迫民族的支持，也肯定了那時對俄國農奴的解放的「三大旗幟」。至於在擁護民主、反對托氏無產階級專政理論問題上，他沒有做任何修正。
陳獨秀去世時，不可能預見幾十年後的今天這樣的世界和歷史新經驗。但是他的「最後民主見解」，是非常偉大深刻的。
陳獨秀逝世時，他的托派朋友，就對他的最後一篇文章很感興趣，並給予高度評價。由於陳在文章中強調在帝國主義的現世界，任何一個民族單靠自己一個民族的力量，不可能抵抗帝國主義的入侵，「隻有和全世界被壓迫的勞動者，被壓迫的落後民族結合在一起，推翻帝國主義……」鄭超麟認為他至死也堅持托洛茨基的「世界革命」的原則，說陳還是一個「世界革命的老戰將」；他們與陳之間「有意見分歧」，但仍「視他為領袖」，「最有經驗的、最忠誠於革命的、最富剛強性格的領袖」，並且這樣總結其一生：「陳獨秀同誌能夠從盧騷主義，進於雅各賓主義，進於列寧主義托洛茨基主義。這個繁複而急劇的過程，完成於一個人的一生中，而且每個階段的轉變時候，這個人又居於主動的領導地位」；「從盧騷到羅伯斯庇爾和巴貝夫相隔半個世紀；從羅、巴諸人經過傅立葉到馬克思也相隔半個世紀；從馬克思、恩格斯到列寧、托洛茨基又相隔半個世紀。但歐洲這個漫長的過程，中國於半個世紀之間就可以過盡了……但中國這個發展縮在一個人之身，而且相隔不到幾年。」因此，陳獨秀「不愧為法蘭西十八世紀末葉的偉大思想家和偉大人物的同誌」，「不愧為俄羅斯二十世紀初葉的偉大思想家和偉大人物的同誌，不愧為列寧托洛茨基的同誌，不愧為中國布爾什維克——列寧托洛茨基黨的領袖……第四國際中國支部曾以中國這樣一個偉大思想家和偉大人物為領袖，是足以自豪的」！[90]
33年以後，即1975年12月，王文元在英國某大學歷史係演講時，進一步發揮上述鄭的觀點，說：「先進國從啟蒙運動的年代到社會主義革命的年代，一般要經過幾百年（如英法）。不夠先進的國家（如俄國）也經過了八、九十年。但是在落後的中國卻僅是二十年，而且是反映在甚至實現在一個人身上」，「現代中國思想的躍進清晰地反映在陳獨秀的身上」；「給陳獨秀做一個總評價。照我看來，陳獨秀這個人，雖然政治上是失敗的，理論上有局限，但是他不僅是中國最勇敢的思想家，而且是歷史上偉大的革命家之一。」[91]他還說：「假使『天假以年』，陳獨秀獲見中國第三次革命的來臨，那末，不管他今天懷著的思想是多麽錯誤，在事變的刺激之下，他仍能顯出一個正確而光輝革命家來的。」[92]他甚至認為，那時的陳獨秀「仍將是托派的同誌」。[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