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獨秀在論述「戰爭與革命」和「民主與專政」的問題時，多次提到鄭超麟的名字，進行批判。所以，鄭的這封信，對陳的意見也進行了比較全麵的分析與批駁。
第一，對於戰爭中爆發革命問題：鄭表示對陳的《我的根本意見》，「有許多條，在文字上，我都可以完全同意的……但有一個根本點，我和你不相同，就是，有無革命起來幹涉戰爭。不錯，現在是最反動的局麵，現在全憑事實看不出絲毫革命的影子，但革命究竟是客觀歷史過程，即使沒有一個黨，即使沒有人自覺地去準備革命，革命仍舊是要來的，而且就在這個戰爭之中到來。」他並且斷言「我們正處在（俄國）1915—1916年那樣的時代」。
第二，關於民主製與獨裁製的選擇問題。鄭由以上戰爭必然爆發革命，聯繫到這個選擇問題，他說：「我也不否認現在英美政製優於德意政製，但……我們現在的問題，並非是在資產階級這兩個統治形式（即獨裁製與民主製）中選擇一種較好的，而是根本不要這兩個形式，因為戰爭向我們提出了根本推翻資產階級統治的任務了。」由此，鄭同時批駁了陳的「選擇主人」說法：「我們革命黨隻能從革命前途出發，如果拿去這個前途，我們在中國隻好選擇做菲律賓人（當時是美國殖民地——引者）或高麗人（即朝鮮人，當時是日本殖民地）二條道路了。做菲律賓人自然比做高麗人好些，但不值得犧牲性命求做菲律賓人的，求做草字頭（即蔣介石——引者）統治底下的中國人也不很值得。」
第三，關於史達林與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的關係：鄭說：「我們有權利希望未來的無產階級專政不會產生『史大林』」；「蘇聯的試驗還不夠給我們證明這個理論是行不通的。再來一個試驗，如果再產生一個『史大林』的話，我們才肯懷疑這個理論。」
由此看到，當時陳獨秀是革命的穩健派和保守派，而鄭超麟是革命的激進派和理想派。
已如上述，彭述之堅持原來的「保衛主義」立場，即承認中國抗戰的「進步性」，執行「保衛中國抗戰」和「以國內戰爭轉變帝國主義戰爭、準備在戰爭危機（即失敗）時，發動社會主義革命，推翻國民黨」的策略，為此，他們把主要精力放在機關報上揭露導致抗戰不斷失敗的國民黨腐敗無能和共產黨的「背叛」上，反對國共合作。鄭超麟的「革命失敗主義」主張提出後，就出現了「保衛主義」與「失敗主義」的對立。但所謂「保衛」，由於力量太小又沒有行動，也隻是說說而已。彭述之原來處於少數。1941年初，李福仁根據托洛茨基生前指示精神，起草了一個決議，由「第四國際太平洋書記處」的名義通過後，帶到中國，支持彭述之的立場。[84]於是情況發生了變化，劉家良等人轉向彭的一方，使「保衛主義」成為「多數派」，控製了托派中央臨委。而王文元原屬多數派的，1941年世界大戰發生轉折時，發明了「中國抗戰變質論」，認為中國抗戰由原來保衛中華民族的正義戰爭，成為兩個帝國主義集團爭奪殖民地戰爭的一部分，失去了原有的進步性，於是，他與樓國華、陳其昌等人，轉而加入鄭超麟的「失敗主義」陣營，但他們在托派內部，還是「少數派」。[85]
1941年2月23日，彭述之控製的中央臨委會發出《通告》，要求在4月底以前，在托派內部，就抗戰性質和是否應該取「失敗主義」等問題進行討論。通告還附上以上陳獨秀和彭、鄭兩派的文章。兩派激烈爭論的結果，7月13日，彭述之、劉家良等人，在排除鄭超麟等4人的情況下，召開了「中國共產主義同盟——第四國際支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1931年5月初的托派統一大會被稱為第一次代表大會），發表了大會宣言，自吹自擂地宣稱：「中國四年來抗戰所以遭逢失敗，其主要的原因就是中國沒有一個能真正代表中國廣大工農群眾利益的革命黨……今後隻有集中力量創造一個新的無產階級政黨才能夠保證抗戰的勝利和工農的解放」，而中國共產主義同盟，「始終堅守無產階級革命的政綱……沒有向資產階級作過任何妥協，我們沒有在反動的『階級合作』輿論之下低頭」，因此「隻有它最有資格擔當新黨的組織任務」[86]。
這也算是對陳獨秀所說的這次戰爭中不能引發革命的一個主要原因——「沒有一個革命黨」的回應吧！但是，在遠離抗日戰場和國民黨統治中心的、被稱為「孤島」的上海租界裏，幾個人發出的聲音，的確如後來陳獨秀所說的「令人發笑」。
大會重新改選了新的領導機構，由彭、劉、李（福仁）、蔣（振東）、毛（鴻鑒）等人組成新「中央委員會」，樓國華、陳其昌從原臨委中被排擠出來，鄭超麟、王文元被排擠出《鬥爭》報編委會。他們提出抗議，並要求繼續討論政治問題，也被「新中央」拒絕。於是，他們也召開自己的代表大會，並另出版一個機關報《國際主義者》。從此，中國托派再次正式分裂成兩派：彭述之、劉家良為首的「多數派」，又稱「鬥爭報派」；鄭超麟、王文元為首的「少數派」，又稱「國際主義者」派。以後中國托派再也沒有統一。
總結以上陳獨秀與托派兩派的意見，可以看到以下奇怪的現象：
多數派與少數派在戰爭與革命、民主與專政及蘇聯問題上，意見基本相同，目標也相同，即在戰爭中引發社會主義革命，推翻國民黨統治，建立無產階級專政，隻是對當前抗戰性質（一是進步，一是反動）和策略（一是保衛，一是失敗）有些差異，二者就鬥得昏天黑地，但都限於口頭上，行動上誰也沒有跨出一步。少數派罵對方是「頑固的機會主義」，「愚蠢的機會主義」；多數派罵對方是「極左派」、「教派主義」、「長了鬍子的幼稚病」、「反陳獨秀機會主義上的中派主義、調和主義和折中主義」、「最無骨頭的機會主義」等等。而兩派與陳獨秀的對立，才是真正實在的。所以，彭述之罵陳獨秀是「機會主義的民主白癡」；少數派出於對陳獨秀的私誼，隻同陳獨秀講理辯論，不給陳扣帽子罵人。他們認為對多數派的批判，也就是對陳獨秀的批判，如上鄭給陳的信那樣。鄭在發表此信的按語中，還特別說明：「第四國際中國支部此次的大爭論，獨秀先生並未能直接參加，但他的意見還是知道的……保衛主義者把他當作『右派』，把我們當作『極左派』，一起來反對；他們寫的論文和議決案，幾乎沒有一篇不拿他來同我們對照的。我們則相反，我們過去的文字完全沒有提到他。這並非因為他的意見與此次爭論無關，也不是由於我們避免提到他，而是為了在我們爭論的問題上，即關於中國戰爭性質和無產階級對此戰爭策略的問題上，他的立場本質上就是那些保衛主義者的立場。我們批評了那些保衛主義者，也就是批評了他，本無需乎特別批評他的。」
第一，對於戰爭中爆發革命問題：鄭表示對陳的《我的根本意見》，「有許多條，在文字上，我都可以完全同意的……但有一個根本點，我和你不相同，就是，有無革命起來幹涉戰爭。不錯，現在是最反動的局麵，現在全憑事實看不出絲毫革命的影子，但革命究竟是客觀歷史過程，即使沒有一個黨，即使沒有人自覺地去準備革命，革命仍舊是要來的，而且就在這個戰爭之中到來。」他並且斷言「我們正處在（俄國）1915—1916年那樣的時代」。
第二，關於民主製與獨裁製的選擇問題。鄭由以上戰爭必然爆發革命，聯繫到這個選擇問題，他說：「我也不否認現在英美政製優於德意政製，但……我們現在的問題，並非是在資產階級這兩個統治形式（即獨裁製與民主製）中選擇一種較好的，而是根本不要這兩個形式，因為戰爭向我們提出了根本推翻資產階級統治的任務了。」由此，鄭同時批駁了陳的「選擇主人」說法：「我們革命黨隻能從革命前途出發，如果拿去這個前途，我們在中國隻好選擇做菲律賓人（當時是美國殖民地——引者）或高麗人（即朝鮮人，當時是日本殖民地）二條道路了。做菲律賓人自然比做高麗人好些，但不值得犧牲性命求做菲律賓人的，求做草字頭（即蔣介石——引者）統治底下的中國人也不很值得。」
第三，關於史達林與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的關係：鄭說：「我們有權利希望未來的無產階級專政不會產生『史大林』」；「蘇聯的試驗還不夠給我們證明這個理論是行不通的。再來一個試驗，如果再產生一個『史大林』的話，我們才肯懷疑這個理論。」
由此看到，當時陳獨秀是革命的穩健派和保守派，而鄭超麟是革命的激進派和理想派。
已如上述，彭述之堅持原來的「保衛主義」立場，即承認中國抗戰的「進步性」，執行「保衛中國抗戰」和「以國內戰爭轉變帝國主義戰爭、準備在戰爭危機（即失敗）時，發動社會主義革命，推翻國民黨」的策略，為此，他們把主要精力放在機關報上揭露導致抗戰不斷失敗的國民黨腐敗無能和共產黨的「背叛」上，反對國共合作。鄭超麟的「革命失敗主義」主張提出後，就出現了「保衛主義」與「失敗主義」的對立。但所謂「保衛」，由於力量太小又沒有行動，也隻是說說而已。彭述之原來處於少數。1941年初，李福仁根據托洛茨基生前指示精神，起草了一個決議，由「第四國際太平洋書記處」的名義通過後，帶到中國，支持彭述之的立場。[84]於是情況發生了變化，劉家良等人轉向彭的一方，使「保衛主義」成為「多數派」，控製了托派中央臨委。而王文元原屬多數派的，1941年世界大戰發生轉折時，發明了「中國抗戰變質論」，認為中國抗戰由原來保衛中華民族的正義戰爭，成為兩個帝國主義集團爭奪殖民地戰爭的一部分，失去了原有的進步性，於是，他與樓國華、陳其昌等人，轉而加入鄭超麟的「失敗主義」陣營，但他們在托派內部，還是「少數派」。[85]
1941年2月23日，彭述之控製的中央臨委會發出《通告》，要求在4月底以前，在托派內部，就抗戰性質和是否應該取「失敗主義」等問題進行討論。通告還附上以上陳獨秀和彭、鄭兩派的文章。兩派激烈爭論的結果，7月13日，彭述之、劉家良等人，在排除鄭超麟等4人的情況下，召開了「中國共產主義同盟——第四國際支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1931年5月初的托派統一大會被稱為第一次代表大會），發表了大會宣言，自吹自擂地宣稱：「中國四年來抗戰所以遭逢失敗，其主要的原因就是中國沒有一個能真正代表中國廣大工農群眾利益的革命黨……今後隻有集中力量創造一個新的無產階級政黨才能夠保證抗戰的勝利和工農的解放」，而中國共產主義同盟，「始終堅守無產階級革命的政綱……沒有向資產階級作過任何妥協，我們沒有在反動的『階級合作』輿論之下低頭」，因此「隻有它最有資格擔當新黨的組織任務」[86]。
這也算是對陳獨秀所說的這次戰爭中不能引發革命的一個主要原因——「沒有一個革命黨」的回應吧！但是，在遠離抗日戰場和國民黨統治中心的、被稱為「孤島」的上海租界裏，幾個人發出的聲音，的確如後來陳獨秀所說的「令人發笑」。
大會重新改選了新的領導機構，由彭、劉、李（福仁）、蔣（振東）、毛（鴻鑒）等人組成新「中央委員會」，樓國華、陳其昌從原臨委中被排擠出來，鄭超麟、王文元被排擠出《鬥爭》報編委會。他們提出抗議，並要求繼續討論政治問題，也被「新中央」拒絕。於是，他們也召開自己的代表大會，並另出版一個機關報《國際主義者》。從此，中國托派再次正式分裂成兩派：彭述之、劉家良為首的「多數派」，又稱「鬥爭報派」；鄭超麟、王文元為首的「少數派」，又稱「國際主義者」派。以後中國托派再也沒有統一。
總結以上陳獨秀與托派兩派的意見，可以看到以下奇怪的現象：
多數派與少數派在戰爭與革命、民主與專政及蘇聯問題上，意見基本相同，目標也相同，即在戰爭中引發社會主義革命，推翻國民黨統治，建立無產階級專政，隻是對當前抗戰性質（一是進步，一是反動）和策略（一是保衛，一是失敗）有些差異，二者就鬥得昏天黑地，但都限於口頭上，行動上誰也沒有跨出一步。少數派罵對方是「頑固的機會主義」，「愚蠢的機會主義」；多數派罵對方是「極左派」、「教派主義」、「長了鬍子的幼稚病」、「反陳獨秀機會主義上的中派主義、調和主義和折中主義」、「最無骨頭的機會主義」等等。而兩派與陳獨秀的對立，才是真正實在的。所以，彭述之罵陳獨秀是「機會主義的民主白癡」；少數派出於對陳獨秀的私誼，隻同陳獨秀講理辯論，不給陳扣帽子罵人。他們認為對多數派的批判，也就是對陳獨秀的批判，如上鄭給陳的信那樣。鄭在發表此信的按語中，還特別說明：「第四國際中國支部此次的大爭論，獨秀先生並未能直接參加，但他的意見還是知道的……保衛主義者把他當作『右派』，把我們當作『極左派』，一起來反對；他們寫的論文和議決案，幾乎沒有一篇不拿他來同我們對照的。我們則相反，我們過去的文字完全沒有提到他。這並非因為他的意見與此次爭論無關，也不是由於我們避免提到他，而是為了在我們爭論的問題上，即關於中國戰爭性質和無產階級對此戰爭策略的問題上，他的立場本質上就是那些保衛主義者的立場。我們批評了那些保衛主義者，也就是批評了他，本無需乎特別批評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