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評》文總結說：「從陳獨秀上述的整個觀點看來，從陳獨秀對於中國前途觀點看來，他是反三民主義的；所以，在事實上，陳獨秀不但是共產主義事業的背叛者，而且是民族的背叛者，而且是中國文化的背叛者；他在現在的一切言論和行動，完全是於日寇有利的，完全是為日寇服役，並且是假借反共的名義去在實際上反對國民黨的。這樣，陳獨秀還不是全民族的公敵！還不是國共兩黨的公敵！」[78]
1942年5月8日，延安《解放日報》發表署名李心清的文章《斥陳獨秀的投降主義理論》，重複陳伯達的邏輯，批判陳文「否認蘇聯社會主義，否認中國三民主義，否認全世界的民族主義與民主主義，否認反法西斯陣線的存在和力量，否論戰後任何光明前途」，是「漢奸理論」，反映了「陳獨秀的漢奸本質」。
上海托派中央對陳獨秀的攻擊更加厲害了。
1941年1月10日，中央常委會專門通過《關於ds對民主和獨裁等問題的意見的決議》，對陳的「民主與專政」的見解進行係統的批判：指出陳表示的「最根本的意見，是根本否認無產階級專政」，是美國與西歐「小資產階級自由派之特別『發明品』。這班人把史大林官僚專製的一切罪惡都歸咎於布爾塞維克主義，歸咎於馬克思主義，特別歸咎於十月後蘇聯無產階級專政的製度本身，因而以便服務於資產階級而從根本上反對無產階級的革命，反對無產階級專政的前途。我們的ds亦完全是如此。」《決議》重申了「無產階級專政思想」是馬克思主義和列寧的根本思想，隻有第二國際的修正主義者才加以反對。《決議》還批駁陳獨秀否認在這次大戰中有發展任何革命可能的觀點，重申列寧在第一次大戰中的「全部政策（如轉變帝國主義戰爭為國內戰爭，失敗主義，前線雙方兵士聯歡等）完全是正確的」。
《決議》最後寫道：「ds對於戰爭與革命的意見，對於民主與專政等問題的意見，現在已經發展到了完全離開第四國際的立場，完全離開了馬克思主義，離開了無產階級的立場而站到最庸俗的最反動的小資產階級的機會主義的立場上去了。現在的問題是：不是ds完全放棄他的立場，就是他離開第四國際，離開革命，中間的道路是沒有的。」[79]
這個決議與其說是做給陳獨秀看的，不如說是做給鄭超麟、王文元、陳其昌、樓國華等人看的。因為他們知道陳不會「放棄他的立場」，而且上海的決議對遠在大後方的陳獨秀沒有任何約束力，而這幾個人在理論觀點上是與彭述之等基本一致的，但由於感情上的關係，在組織上反對對陳採取製裁和開除的極端措施。所以決議的核心是最後一句：「中間的道路是沒有的。」
為什麽是這樣的呢？
1940年7月，出獄後與陳獨秀話不投機、在家鄉養病三年的鄭超麟回到上海。被托派尊為最高「理論家」的他，立即進入相當於托派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中央機關報《鬥爭》編委會，然後他積極寫作，為托派的極左傳統觀念提出一係列理論根據，大力宣傳中國抗戰的「反動」性質，大力呼籲對國民黨領導的國共合作進行的全國抗戰實行列寧的「失敗主義」策略，堅決堅持「在戰爭中引發革命」的原則，特別維護列寧托洛茨基主義的「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維護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世界革命」的理論。
鄭認為：「中國沒有民族的革命」。因為中國革命「不是資產階級民主性的革命」，將來的政權「不是工農民主專政」，不是建立獨立自由發展資本主義經濟的「民族國家」。托洛茨基也從來不稱中國革命為「民族的革命」，而稱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革命。鄭說：「說中國沒有民族革命，這並不是說未來中國革命中沒有民族解放運動」，但是，「在未來中國革命之中，民族解放運動是沒有力量的，而且在某種限度之下帶著反動的性質，因為有些力量表麵上似乎是『民族的』，而其實不過是掩飾著十足的階級鬥爭」；「所謂『國民』，所謂『人民』，所謂『people』，是不存在的，存在的是無產階級、農民、城鄉小資產階級、資產階級、地主，他們重視各自階級的利益過於中華民族的利益……殖民地的階級分化和鬥爭如此之深刻和激烈，使得殖民地中不能存在一個人群為了共同的民族利益而暫時忘記其階級利益」。因此，群眾的「愛國主義」隻是一種「幻想和成見」，勢必被「反革命所利用」。[80]
他甚至說：「中國對日戰爭自始即沒有客觀的進步意義」；「無論在殖民地和非殖民地，愛國主義都是反動的」。為了打破這種「反動」，「惟有赤裸裸的階級鬥爭！」宣稱：「我們第一步應當破壞資產階級政府（即國民黨政府——引者）機構和軍隊係統，即是應當實行失敗主義。『轉變帝國主義戰爭為國內戰爭』，列寧這個舊口號恰合新中國的需要」；「『先安內而攘外』，蔣介石這話說得比中國一切馬克思主義者都高明……我們隻有徹底解決中國的國內問題，才能排除外國的侵略。」[81]
最後他說：「我們把堂堂正正的革命的失敗主義大旗樹起來！這個大旗將為中國的革命者和非革命者的分界點。」[82]
恐怕在當時的中國很難找到如此極左的言論了。盡管他解釋說所謂「失敗主義」並不是在對日戰爭中使中國失敗，而是使國民黨政府失敗，以造成他們進行十月革命式的「社會主義革命的時機」。他是堅信在這次戰爭中是能引發革命的。正如他在批駁陳獨秀的一封信中所說：「你把『革命的失敗主義』誤解為禿頭無字的失敗主義了。『革命的失敗主義』並不是說本國失敗比敵國失敗好些，而是說：本國戰爭失敗對本國革命是有好處的。l.d.（即托洛茨基——引者）給革命的失敗主義下了一個『足夠的定義』說：徹底實行階級鬥爭不必顧慮本國戰爭勝敗。」[83]
1942年5月8日，延安《解放日報》發表署名李心清的文章《斥陳獨秀的投降主義理論》，重複陳伯達的邏輯，批判陳文「否認蘇聯社會主義，否認中國三民主義，否認全世界的民族主義與民主主義，否認反法西斯陣線的存在和力量，否論戰後任何光明前途」，是「漢奸理論」，反映了「陳獨秀的漢奸本質」。
上海托派中央對陳獨秀的攻擊更加厲害了。
1941年1月10日，中央常委會專門通過《關於ds對民主和獨裁等問題的意見的決議》，對陳的「民主與專政」的見解進行係統的批判：指出陳表示的「最根本的意見，是根本否認無產階級專政」，是美國與西歐「小資產階級自由派之特別『發明品』。這班人把史大林官僚專製的一切罪惡都歸咎於布爾塞維克主義，歸咎於馬克思主義，特別歸咎於十月後蘇聯無產階級專政的製度本身，因而以便服務於資產階級而從根本上反對無產階級的革命，反對無產階級專政的前途。我們的ds亦完全是如此。」《決議》重申了「無產階級專政思想」是馬克思主義和列寧的根本思想，隻有第二國際的修正主義者才加以反對。《決議》還批駁陳獨秀否認在這次大戰中有發展任何革命可能的觀點，重申列寧在第一次大戰中的「全部政策（如轉變帝國主義戰爭為國內戰爭，失敗主義，前線雙方兵士聯歡等）完全是正確的」。
《決議》最後寫道：「ds對於戰爭與革命的意見，對於民主與專政等問題的意見，現在已經發展到了完全離開第四國際的立場，完全離開了馬克思主義，離開了無產階級的立場而站到最庸俗的最反動的小資產階級的機會主義的立場上去了。現在的問題是：不是ds完全放棄他的立場，就是他離開第四國際，離開革命，中間的道路是沒有的。」[79]
這個決議與其說是做給陳獨秀看的，不如說是做給鄭超麟、王文元、陳其昌、樓國華等人看的。因為他們知道陳不會「放棄他的立場」，而且上海的決議對遠在大後方的陳獨秀沒有任何約束力，而這幾個人在理論觀點上是與彭述之等基本一致的，但由於感情上的關係，在組織上反對對陳採取製裁和開除的極端措施。所以決議的核心是最後一句：「中間的道路是沒有的。」
為什麽是這樣的呢？
1940年7月，出獄後與陳獨秀話不投機、在家鄉養病三年的鄭超麟回到上海。被托派尊為最高「理論家」的他，立即進入相當於托派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中央機關報《鬥爭》編委會，然後他積極寫作，為托派的極左傳統觀念提出一係列理論根據，大力宣傳中國抗戰的「反動」性質，大力呼籲對國民黨領導的國共合作進行的全國抗戰實行列寧的「失敗主義」策略，堅決堅持「在戰爭中引發革命」的原則，特別維護列寧托洛茨基主義的「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維護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世界革命」的理論。
鄭認為：「中國沒有民族的革命」。因為中國革命「不是資產階級民主性的革命」，將來的政權「不是工農民主專政」，不是建立獨立自由發展資本主義經濟的「民族國家」。托洛茨基也從來不稱中國革命為「民族的革命」，而稱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革命。鄭說：「說中國沒有民族革命，這並不是說未來中國革命中沒有民族解放運動」，但是，「在未來中國革命之中，民族解放運動是沒有力量的，而且在某種限度之下帶著反動的性質，因為有些力量表麵上似乎是『民族的』，而其實不過是掩飾著十足的階級鬥爭」；「所謂『國民』，所謂『人民』，所謂『people』，是不存在的，存在的是無產階級、農民、城鄉小資產階級、資產階級、地主，他們重視各自階級的利益過於中華民族的利益……殖民地的階級分化和鬥爭如此之深刻和激烈，使得殖民地中不能存在一個人群為了共同的民族利益而暫時忘記其階級利益」。因此，群眾的「愛國主義」隻是一種「幻想和成見」，勢必被「反革命所利用」。[80]
他甚至說：「中國對日戰爭自始即沒有客觀的進步意義」；「無論在殖民地和非殖民地，愛國主義都是反動的」。為了打破這種「反動」，「惟有赤裸裸的階級鬥爭！」宣稱：「我們第一步應當破壞資產階級政府（即國民黨政府——引者）機構和軍隊係統，即是應當實行失敗主義。『轉變帝國主義戰爭為國內戰爭』，列寧這個舊口號恰合新中國的需要」；「『先安內而攘外』，蔣介石這話說得比中國一切馬克思主義者都高明……我們隻有徹底解決中國的國內問題，才能排除外國的侵略。」[81]
最後他說：「我們把堂堂正正的革命的失敗主義大旗樹起來！這個大旗將為中國的革命者和非革命者的分界點。」[82]
恐怕在當時的中國很難找到如此極左的言論了。盡管他解釋說所謂「失敗主義」並不是在對日戰爭中使中國失敗，而是使國民黨政府失敗，以造成他們進行十月革命式的「社會主義革命的時機」。他是堅信在這次戰爭中是能引發革命的。正如他在批駁陳獨秀的一封信中所說：「你把『革命的失敗主義』誤解為禿頭無字的失敗主義了。『革命的失敗主義』並不是說本國失敗比敵國失敗好些，而是說：本國戰爭失敗對本國革命是有好處的。l.d.（即托洛茨基——引者）給革命的失敗主義下了一個『足夠的定義』說：徹底實行階級鬥爭不必顧慮本國戰爭勝敗。」[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