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是國民黨政府，為了維持與蘇聯的「盟邦外交」，禁止《大公報》刊登陳獨秀的《戰後世界大勢之輪廓》（下篇），因為此文較長，故分兩次發表。有國民黨人就趁機打擊陳。同月29日是黃花崗七十二烈士殉難紀念日，江津縣長羅宗文在江津東門外體育場舉行盛大的群眾大會，有學生，工人、機關職工、人民群眾約四千人參加，羅主持大會，號召大家學習烈士的革命精神，不怕犧牲，在各個崗位奮發努力，爭取抗日戰爭的最後勝利。講畢，雙目失明的安徽大老淩鐵庵，由其女扶到前台，厲聲譴責陳獨秀亂寫文章投稿，散布悲觀情緒，大大影響群眾的抗戰積極性，應群起而聲討之，雲雲。言詞異常尖銳激烈。羅宗文回憶說：「散會後，《江津日報》社長張西洛（進步報人，解放後任全國政協委員，《光明日報》經理，是我支持他在江津辦日報的）問我：『淩鐵老的講話，上不上報？』我說：『沒有必要。』後來，重慶衛戍總部派遣在江津縣稽查室的李主任（江西人），曾問我：『羅縣長為啥偏袒陳獨秀？』可見特務還是時刻盯住陳老的。我聽後一笑置之。」[75]
事不止此，4月2日，國民黨軍事委員會戰時新聞檢查局審查陳獨秀的《輪廓》一文，指示：該文「內容乖謬，違反抗戰國策」，要求電飭各新聞檢查處室「注意檢扣」。次日，國民黨中央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即復函軍事委員會戰時新聞檢查局，稱已「通令各省市圖書雜誌審查處一體注意檢扣」。[76]19日，當得知陳獨秀撰寫續篇《再論世界大勢》後，國民黨中央宣傳部禁止刊登，理由是：「顧慮對蘇外交」。
在共產黨那裏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被上升為「右傾投降主義」。
早在1938年7月，剛入川時，陳獨秀接連寫了四篇全麵抨擊中共基本理論和路線的文章或演講稿：《民族野心》《論遊擊隊》《說老實話》《資本主義在中國的發展——在重慶民生公司的演講》。在延安的陳伯達立即在中共中央理論機關報《解放》上發表長達1.2萬多字的重頭文章《評陳獨秀的亡國論》進行回擊。《評》文首先從批判陳的《說老實話》開始。因為陳在此文中一開頭便說：「全民抗戰、各黨合作、全國精誠團結、民眾奮起、殲滅敵人、最後勝利，如此等等」，現在「成了抗戰八股大流行」，「而不容許我說我所應說的老實話」；指責「政府使人不敢說老實話，事情已經夠嚴重了；社會不容許人說老實話，則更糟。至於純潔的有誌青年，也不願聽老實話，而樂於接受浮誇欺騙的宣傳，尤其盲目信從在野黨（指中共——引者）的胡吹亂道，那便是無可救藥了！」[77]
《評》文批駁陳獨秀攻擊的所謂「抗戰八股」，「是中國民族從極苦痛的歷史教訓中得出的真理，中國的獲救，必將是因為堅決執行這些真理，而不是什麽八股」；要陳說的「在野黨的胡吹亂道」和「浮誇欺騙的宣傳」「拿出真憑實據」來，批駁說：「中共黨人從來以『做實事，說真話』的德行為矜尚，而在民族危亡的時機更不斷地以此互相督責，以此互相勸慰……」以此攻擊陳獨秀是「血口噴人」。
進而，《評》文批判陳獨秀在《論遊擊隊》一文中所說的「老實話」——「城市中心論」。陳獨秀說：「敵人……占據了我們全國的大城市和交通要道，即使遊擊隊布滿了全國的農村和小城市，甚至避開敵人的勢力在偏僻的地方建立一些可憐的邊區政府，仍然算是亡了國。沒有大城市，便沒有國家。」《評》文指出：「在抗日戰爭一定時期中，由於本來敵強我弱，由於我方的進步還不夠，大城市的暫時陷於敵手，本來是抗戰中大家是預料到的，然而大家始終沒有認此即等於亡國；反之，卻認為是抗戰勝利、存國建國之不可免的一段艱苦過程……如果說失掉大城市即等於亡國，這也就是等於說：抗戰就不可免亡國，也就是抗戰亡國論。」《評》文以此斷定陳獨秀是「抗戰亡國論者」，又無限上綱說陳「文不對題地對於目前抗戰遊擊運動進行混亂是非，企圖使同胞們對於遊擊隊和遊擊戰灰心失望……『這正是敵人所求之不得的事』」；「而其一切目的就是歸結在於執行托洛茨基對其徒弟有名的指令：『不阻止日本侵略中國』。」這就又把陳獨秀和中國托派打成「漢奸」了。
更有甚者，《評》文在接著批判陳的演講《資本主義在中國》中表現的「亡國哲學」和「亡國論的中國社會觀」後，竟然把陳說成是「全民族的公敵」「國共兩黨的公敵」！《評》文以所謂「量變」和「質變」的辯證法，把陳說的人類進化有「漸進」和「跳躍」兩種形式、而「跳躍的進化，則大半由於外界之影響」的觀點，說成是「否認革命」，「否認抗日戰爭」，而「不進行抗日戰爭，那就是中國的滅亡」；又把陳的跳躍的進化大半是「外界之影響」說成是「亡國的外力論」，接著侮蔑說：「他的這個『哲學』是日寇所歡迎的，因為日寇就正是宣稱中國是所謂無組織和不長進的民族，隻有日本帝國這『外來的力量』，可『為中國解除水深火熱之痛苦』。」
《評》文以中國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觀，批判陳獨秀說的中國是「初步的資本主義」社會、「沒有什麽一半一半」的觀點：「陳獨秀的否認這『一半一半』，不是為的什麽，就正是否認這民主革命，就正是為的由否認民主革命到否認抗日戰爭……歡迎中國的滅亡。」
事不止此，4月2日，國民黨軍事委員會戰時新聞檢查局審查陳獨秀的《輪廓》一文，指示：該文「內容乖謬，違反抗戰國策」，要求電飭各新聞檢查處室「注意檢扣」。次日，國民黨中央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即復函軍事委員會戰時新聞檢查局，稱已「通令各省市圖書雜誌審查處一體注意檢扣」。[76]19日，當得知陳獨秀撰寫續篇《再論世界大勢》後，國民黨中央宣傳部禁止刊登，理由是：「顧慮對蘇外交」。
在共產黨那裏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被上升為「右傾投降主義」。
早在1938年7月，剛入川時，陳獨秀接連寫了四篇全麵抨擊中共基本理論和路線的文章或演講稿：《民族野心》《論遊擊隊》《說老實話》《資本主義在中國的發展——在重慶民生公司的演講》。在延安的陳伯達立即在中共中央理論機關報《解放》上發表長達1.2萬多字的重頭文章《評陳獨秀的亡國論》進行回擊。《評》文首先從批判陳的《說老實話》開始。因為陳在此文中一開頭便說：「全民抗戰、各黨合作、全國精誠團結、民眾奮起、殲滅敵人、最後勝利，如此等等」，現在「成了抗戰八股大流行」，「而不容許我說我所應說的老實話」；指責「政府使人不敢說老實話，事情已經夠嚴重了；社會不容許人說老實話，則更糟。至於純潔的有誌青年，也不願聽老實話，而樂於接受浮誇欺騙的宣傳，尤其盲目信從在野黨（指中共——引者）的胡吹亂道，那便是無可救藥了！」[77]
《評》文批駁陳獨秀攻擊的所謂「抗戰八股」，「是中國民族從極苦痛的歷史教訓中得出的真理，中國的獲救，必將是因為堅決執行這些真理，而不是什麽八股」；要陳說的「在野黨的胡吹亂道」和「浮誇欺騙的宣傳」「拿出真憑實據」來，批駁說：「中共黨人從來以『做實事，說真話』的德行為矜尚，而在民族危亡的時機更不斷地以此互相督責，以此互相勸慰……」以此攻擊陳獨秀是「血口噴人」。
進而，《評》文批判陳獨秀在《論遊擊隊》一文中所說的「老實話」——「城市中心論」。陳獨秀說：「敵人……占據了我們全國的大城市和交通要道，即使遊擊隊布滿了全國的農村和小城市，甚至避開敵人的勢力在偏僻的地方建立一些可憐的邊區政府，仍然算是亡了國。沒有大城市，便沒有國家。」《評》文指出：「在抗日戰爭一定時期中，由於本來敵強我弱，由於我方的進步還不夠，大城市的暫時陷於敵手，本來是抗戰中大家是預料到的，然而大家始終沒有認此即等於亡國；反之，卻認為是抗戰勝利、存國建國之不可免的一段艱苦過程……如果說失掉大城市即等於亡國，這也就是等於說：抗戰就不可免亡國，也就是抗戰亡國論。」《評》文以此斷定陳獨秀是「抗戰亡國論者」，又無限上綱說陳「文不對題地對於目前抗戰遊擊運動進行混亂是非，企圖使同胞們對於遊擊隊和遊擊戰灰心失望……『這正是敵人所求之不得的事』」；「而其一切目的就是歸結在於執行托洛茨基對其徒弟有名的指令：『不阻止日本侵略中國』。」這就又把陳獨秀和中國托派打成「漢奸」了。
更有甚者，《評》文在接著批判陳的演講《資本主義在中國》中表現的「亡國哲學」和「亡國論的中國社會觀」後，竟然把陳說成是「全民族的公敵」「國共兩黨的公敵」！《評》文以所謂「量變」和「質變」的辯證法，把陳說的人類進化有「漸進」和「跳躍」兩種形式、而「跳躍的進化，則大半由於外界之影響」的觀點，說成是「否認革命」，「否認抗日戰爭」，而「不進行抗日戰爭，那就是中國的滅亡」；又把陳的跳躍的進化大半是「外界之影響」說成是「亡國的外力論」，接著侮蔑說：「他的這個『哲學』是日寇所歡迎的，因為日寇就正是宣稱中國是所謂無組織和不長進的民族，隻有日本帝國這『外來的力量』，可『為中國解除水深火熱之痛苦』。」
《評》文以中國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觀，批判陳獨秀說的中國是「初步的資本主義」社會、「沒有什麽一半一半」的觀點：「陳獨秀的否認這『一半一半』，不是為的什麽，就正是否認這民主革命，就正是為的由否認民主革命到否認抗日戰爭……歡迎中國的滅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