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獨秀從以上關於民主與專政的論述中，得出兩個總結論。
第一，徹底否定列寧和托洛茨基的無產階級專政理論及其在蘇聯的實踐。他說：
應該毫無成見的領悟蘇俄二十餘年來的教訓，科學而非宗教的重新估計布爾什維克的理論及其領袖（列寧托洛茨基都包含在內）之價值。我自己則已估定他們的價值，我認為納粹是普魯士與布爾什維克之混合物。[69]
第二，隻崇信「民主主義」，而徹底拋棄列寧主義和托洛茨基主義。他在給鄭學稼的信中說：
列（寧）托（洛茨基）之見解，在中國不合，在俄國及西歐又何嚐正確……弟久擬寫一冊《俄國革命的教訓》，將我輩以前的見解徹底推翻。[70]
在另一封給s和h的信中，他甚至這樣說：
「圈子」即是「教派」，「正統」等於中國的宋儒所謂「道統」，此等素與弟口胃不合，故而見得孔教道理有不對處，便反對孔教，見得第三國際道理不對處，便反對它，對第四國際、第五國際，第……國際亦然。適之兄說弟是一個「終身反對派」，實是如此，然非弟故意如此，乃事實迫我不得不如此也。[71]
胡適稱陳獨秀晚年民主思想「實在是他大覺大悟的見解」。這是1949年4月14日夜，胡適在太平洋一隻輪船上，為推薦正式出版《陳獨秀最後論文和書信》小冊子[72]而寫的長篇序言中的一句話。
「序言」首先引用陳獨秀自己的聲明「我已不隸屬任何黨派，不受任何人的命令指使」，強調陳的「最後思想——特別是他對於民主自由的見解」，是他「自己獨立的思想」，「很值得我們大家仔細想想」。然後，大段大段地引述介紹陳獨秀的民主見解，並給予高度的評價。他特別強調以下幾點。
其一，在介紹陳獨秀關於大戰誰勝利與民主關係時，胡適說：「他這裏提出了一個理論：『保持了資產階級民主，才有道路走向大眾民主』——這個理論在一切共產黨的眼裏真是大逆不道的謬論。因為自從一九一七年俄國革命以來，共產黨為了擁護『無產階級獨裁』的事實，造成了一套理論，說英美西歐的民主政治是『資產階級民主』，是資本主義的副產品，不是大眾無產階級需要的民主。他們要打倒『資產階級民主』，要重新建立『無產階級的民主』。這是一切共產黨在那二十多年中記得爛熟的口頭禪。托洛斯基失敗之後雖然高喊著黨要民主，工會要民主，各級蘇維埃要民主，但他實在沒有徹底想過整個政治民主自由的問題，所以托派的共產黨也承襲了二十年來共產黨攻擊『資產階級民主』的濫調。」
其二，胡適特別注意陳獨秀提到的民主政治（即所謂資產階級民主）的「真實價值」和四次提到的民主政治的「真實內容」，指出：「隻有他能大膽的指摘『自列寧、托洛斯基以下』均不曾懂得『資產階級民主政治之真實價值』。隻有他敢指出二十年（現在三十年了）來共產黨用來打擊民主政治的武器——『無產階級民主』原來隻是一個空洞的名詞！」；「獨秀的最大覺悟是他承認『民主政治的真實內容』有一套最基本的條款——一套最基本的自由權利——都是大家所需要的，並不是資產階級所獨需而大眾所不需要的。」胡適不厭其煩地把陳四次所述的民主政治的基本條款，用陳的原話一一列出，有時歸納為七條，有時為三條，有時為五條，而在提到「特別重要的是反對黨派之自由」時，他評論說：「在這十三個字的短短一句話裏，獨秀抓住了近代民主政治的生死關頭。近代民主政治與獨裁政製的基本區別就在這裏。承認反對黨派之自由，才有近代民主政治；獨裁製度就是不容許反對黨派的自由。」
胡適如此評述這個問題，因為「反對黨派之自由」正是他和獨秀最大的共同心願。二人無論對於共產黨還是國民黨，都是站在「反對黨」的立場上的。比較而言，從行動上看，獨秀追求反對黨派的自由最為堅決和徹底，最後甚至成為「托派共產黨」和「列、托主義」的反對派，所以胡適說他是「終身反對派」。
其三，胡適還注意到陳獨秀對於史達林問題的分析。陳獨秀說：「……明明是獨裁製產生了史大林，而不是有了史大林才產生獨裁製」；「……這些違反民主的製度，都非創自史大林」；「……這是勢所必然，並非史大林個人的心術特別壞些」等。胡適說：「這是很忠厚的評論。向來『托派』共產黨總要把蘇俄的一切罪惡歸咎於史大林一個人，獨秀這時候『已不隸屬任何黨派』了，所以他能透過黨派的成見，指出蘇俄的獨裁政製是一切黑暗與罪惡的原因。」
眾所周知，胡適與陳獨秀一樣，是激烈反對和批判史達林的，但是二人又都持冷靜的、實事求是的態度，這是非常可貴的。
一些學者，認為陳獨秀晚年關於民主的見解，表明他回到了1920年建黨以前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思想時期，即「回歸五四」。這是對陳獨秀晚年思想的誤解。陳獨秀晚年關於民主的見解，與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的民主思想，根本不能同日而語。它是陳一生艱苦奮鬥經驗教訓的思想結晶，也是包括中共無數革命者和烈士奮鬥犧牲經驗教訓的總結，更是蘇聯及整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歷史的高度總結，也是歐美民主製度和法西斯獨裁製度發展歷史的總結。這樣的思想，在五四時期不可能產生。再說，陳獨秀兩個時期的民主思想反對的對象也是根本不同的：五四時期的民主思想是反對封建專製主義，晚年的民主思想是反對史達林式的「無產階級專政」——對黨內、革命陣營內和人民內部不同意見者的專政。
第一，徹底否定列寧和托洛茨基的無產階級專政理論及其在蘇聯的實踐。他說：
應該毫無成見的領悟蘇俄二十餘年來的教訓，科學而非宗教的重新估計布爾什維克的理論及其領袖（列寧托洛茨基都包含在內）之價值。我自己則已估定他們的價值，我認為納粹是普魯士與布爾什維克之混合物。[69]
第二，隻崇信「民主主義」，而徹底拋棄列寧主義和托洛茨基主義。他在給鄭學稼的信中說：
列（寧）托（洛茨基）之見解，在中國不合，在俄國及西歐又何嚐正確……弟久擬寫一冊《俄國革命的教訓》，將我輩以前的見解徹底推翻。[70]
在另一封給s和h的信中，他甚至這樣說：
「圈子」即是「教派」，「正統」等於中國的宋儒所謂「道統」，此等素與弟口胃不合，故而見得孔教道理有不對處，便反對孔教，見得第三國際道理不對處，便反對它，對第四國際、第五國際，第……國際亦然。適之兄說弟是一個「終身反對派」，實是如此，然非弟故意如此，乃事實迫我不得不如此也。[71]
胡適稱陳獨秀晚年民主思想「實在是他大覺大悟的見解」。這是1949年4月14日夜，胡適在太平洋一隻輪船上，為推薦正式出版《陳獨秀最後論文和書信》小冊子[72]而寫的長篇序言中的一句話。
「序言」首先引用陳獨秀自己的聲明「我已不隸屬任何黨派，不受任何人的命令指使」，強調陳的「最後思想——特別是他對於民主自由的見解」，是他「自己獨立的思想」，「很值得我們大家仔細想想」。然後，大段大段地引述介紹陳獨秀的民主見解，並給予高度的評價。他特別強調以下幾點。
其一，在介紹陳獨秀關於大戰誰勝利與民主關係時，胡適說：「他這裏提出了一個理論：『保持了資產階級民主，才有道路走向大眾民主』——這個理論在一切共產黨的眼裏真是大逆不道的謬論。因為自從一九一七年俄國革命以來，共產黨為了擁護『無產階級獨裁』的事實，造成了一套理論，說英美西歐的民主政治是『資產階級民主』，是資本主義的副產品，不是大眾無產階級需要的民主。他們要打倒『資產階級民主』，要重新建立『無產階級的民主』。這是一切共產黨在那二十多年中記得爛熟的口頭禪。托洛斯基失敗之後雖然高喊著黨要民主，工會要民主，各級蘇維埃要民主，但他實在沒有徹底想過整個政治民主自由的問題，所以托派的共產黨也承襲了二十年來共產黨攻擊『資產階級民主』的濫調。」
其二，胡適特別注意陳獨秀提到的民主政治（即所謂資產階級民主）的「真實價值」和四次提到的民主政治的「真實內容」，指出：「隻有他能大膽的指摘『自列寧、托洛斯基以下』均不曾懂得『資產階級民主政治之真實價值』。隻有他敢指出二十年（現在三十年了）來共產黨用來打擊民主政治的武器——『無產階級民主』原來隻是一個空洞的名詞！」；「獨秀的最大覺悟是他承認『民主政治的真實內容』有一套最基本的條款——一套最基本的自由權利——都是大家所需要的，並不是資產階級所獨需而大眾所不需要的。」胡適不厭其煩地把陳四次所述的民主政治的基本條款，用陳的原話一一列出，有時歸納為七條，有時為三條，有時為五條，而在提到「特別重要的是反對黨派之自由」時，他評論說：「在這十三個字的短短一句話裏，獨秀抓住了近代民主政治的生死關頭。近代民主政治與獨裁政製的基本區別就在這裏。承認反對黨派之自由，才有近代民主政治；獨裁製度就是不容許反對黨派的自由。」
胡適如此評述這個問題，因為「反對黨派之自由」正是他和獨秀最大的共同心願。二人無論對於共產黨還是國民黨，都是站在「反對黨」的立場上的。比較而言，從行動上看，獨秀追求反對黨派的自由最為堅決和徹底，最後甚至成為「托派共產黨」和「列、托主義」的反對派，所以胡適說他是「終身反對派」。
其三，胡適還注意到陳獨秀對於史達林問題的分析。陳獨秀說：「……明明是獨裁製產生了史大林，而不是有了史大林才產生獨裁製」；「……這些違反民主的製度，都非創自史大林」；「……這是勢所必然，並非史大林個人的心術特別壞些」等。胡適說：「這是很忠厚的評論。向來『托派』共產黨總要把蘇俄的一切罪惡歸咎於史大林一個人，獨秀這時候『已不隸屬任何黨派』了，所以他能透過黨派的成見，指出蘇俄的獨裁政製是一切黑暗與罪惡的原因。」
眾所周知，胡適與陳獨秀一樣，是激烈反對和批判史達林的，但是二人又都持冷靜的、實事求是的態度，這是非常可貴的。
一些學者，認為陳獨秀晚年關於民主的見解，表明他回到了1920年建黨以前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思想時期，即「回歸五四」。這是對陳獨秀晚年思想的誤解。陳獨秀晚年關於民主的見解，與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的民主思想，根本不能同日而語。它是陳一生艱苦奮鬥經驗教訓的思想結晶，也是包括中共無數革命者和烈士奮鬥犧牲經驗教訓的總結，更是蘇聯及整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歷史的高度總結，也是歐美民主製度和法西斯獨裁製度發展歷史的總結。這樣的思想，在五四時期不可能產生。再說，陳獨秀兩個時期的民主思想反對的對象也是根本不同的：五四時期的民主思想是反對封建專製主義，晚年的民主思想是反對史達林式的「無產階級專政」——對黨內、革命陣營內和人民內部不同意見者的專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