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給西流的另一封信中，他說得更明確尖銳。他說，由於資產階級有了1871和1917年的經驗等原因，「以前我們相信的『帝國主義大戰後失敗國將引起革命』這一公式，完全被推翻了，隻有迷信公式對歷史事變發展閉起眼睛的人們，才會做一九一七的夢，才會說此次大戰是上次大戰的重演。英法革命既無望，在英法取失敗主義，除了幫助希特勒勝利之外，還有甚麽？歷史不會重演，人為的錯誤是會重演的。」[56]陳獨秀的意思是，不僅十月革命式的社會主義革命不可能發生，「民主革命」也不可能發生。他在另一封給西流的信中補充說：「在此次大戰結果之前，甚至戰後短時期中，大眾的民主革命無實現之可能。」[57]他的理由是：（1）「不會在任何時間，任何空間，都有革命局勢。最荒謬的是把反動的局勢，說成革命局勢……我們必須駁斥『人民愈窮愈革命』的胡說。『壓力愈大反動力也愈大』這一物理現象，雖然也可以應用於社會，而必以被壓迫者有足夠奮起的動力為條件。」——這個「胡說」和「現象」，恰恰是後來毛澤東思想的核心。（2）「無產階級的群眾，不會在任何時間都傾向革命，尤其是大鬥爭遭到嚴重失敗之後，或社會經濟大恐慌之時。」（3）「無產階級沒有適合於其社會條件的充分數量，沒有經濟的政治的組織，和別的居民沒有甚麽大的不同。（經驗）使我們不能把現時各國無產階級力量估計過高，使我們不能輕率宣布『資本主義已到末日』，沒有震動全世界的力量之幹涉，此次大戰自然不是資本帝國主義之終結，而是它發展到第二階段之開始，即是由多數帝國主義的國家，兼併成簡單的兩個對壘的帝國主義的集團之開始。」[58]（4）「各國的革命力量，已為史大林派摧除幹淨」，特別是「無革命政黨」；而「各國的資產階級有了一八七一和一九一七的經驗。」[59]
同時，陳還認為在這次大戰中，不應該發動革命：（1）「在此次帝國主義大戰中，對民主國方麵採取失敗主義，採取以國內的革命戰爭代替國際的帝國主義戰爭的方略，無論口裏說得如何左，事實上隻有幫助納粹勝利。」（2）「戰爭與革命，隻有在趨向進步的國家，是生產力發達的結果，又轉而造成生產力發展的原因；若在衰退的國家，則反而使生產力更加削弱，使國民品格更加墮落——誇誕、貪汙、奢侈、苟且，使政治更加黑暗——軍事獨裁化。」[60]
這裏的第二條很值得注意。一般說，「在趨向進步的國家」「戰爭與革命」是不會發生的，隻有外來強加的戰爭是可能的，暴力革命更不可能發生。所以，陳的說法不太正確。但是，「在衰退的國家」中，反侵略的戰爭是正義的，其結果應該如陳自己在抗戰初期那樣說的是進步的。
唯有一點，他說得無比精闢：「在衰退的國家」中的革命，必然是「以暴易暴」，「反而使生產力更加削弱，使國民品格更加墮落——誇誕、貪汙、奢侈、苟且，使政治更加黑暗——軍事獨裁化。」在他看來，無論是「進步的國家」，還是「衰退的國家」，都不需要「戰爭與革命」，最好的道路是「和平的改革」，或像法美那樣，在戰爭與革命後，逐步由「以暴易暴」走向民主選舉。但是，這是有識之士的理性思考和期望，實際的歷史過程往往不是這樣的。因為實際的歷史進程不取決於一部分理性之士的理想主義，而取決於各種政治勢力或利益集團角逐的結果。這是人類歷史上不斷出現一些罪惡勢力集團一度主宰一國或世界局勢的原因之所在。
所以，陳獨秀認為，中國抗戰隻能寄希望於英美等民主陣營的勝利：「在今天——英美和德國兩大帝國主義互爭全世界奴隸統治權的今天，孤立的民族戰爭，無論由何階級領導，不是完全失敗，便是更換主人」；[61]「若希望在此次大戰中，轉帝國主義戰爭為推翻一切帝國主義的戰爭，那便是全然不靠近事實的幻想了」；「有人甚至夢想戰爭會引起社會主義革命就快到來，不幸事實幻滅了他們的美夢」；「美國勝利了，我們如果能努力自新，不再包庇貪汙，有可能恢復以前半殖民地的地位。」[62]
但是，上海的托派中央在1940年6月看到陳獨秀囑西流轉寄的上述書信時，火冒三丈，「覺得在政治責任上不容許再事沉默」，首先就「戰爭與革命」問題，作出了「決議」[63]，指出：「ds同誌在三封信中所表現的根本思想是：這次世界大戰決非帝國主義重新分割世界的戰爭。因此，他公開站在民主的英法帝國主義方麵，反對革命的『失敗主義』，反對『以國內戰爭去轉變帝國主義的戰爭』，而『認為不但在英法美國內反對戰爭是反動的，即印度獨立運動也是反動的』——這明顯地完全承襲了過去史大林『以民主陣線反對法西斯陣線』之荒誕立場，這在本質上是英法帝國主義的狹隘愛國主義的思想，是普列漢諾夫、格德和亨得曼在第一次大戰中所表現的極端可恥的機會主義之再版。這與革命的馬克思主義，與第四國際對第二次大戰的基本立場和策略毫無共同之點。」
然後，正如陳獨秀所批判的那樣，他們隻會背誦托洛茨基的語錄，摘引托氏關於這次戰爭的性質和策略的文字，如「拿民主主義對抗法西斯主義的公式……是欺騙人」，「這次戰爭是為著重新分割而在不同陣營的帝國主義奴隸間進行的……是過去第一次大戰的直接延長」；「戰爭雙方都有一種反動的性質」，「因此，我們找不出半點理由，把一九一四和一九一七年在列寧領導下的工人運動的最優良的代表所苦心製作出來的關於戰爭的原則，加以改變」；「工人階級及被壓迫民眾的真正代表的任務不是幫助某一帝國主義陣營來反對另一陣營」，等等，自誇說托同誌的這幾段話，[64]「也正是我們自大戰開始以來所採取的立場」。然後再次譴責陳獨秀對於這次大戰的意見是「根本錯誤的」、「反動的」、「機會主義的」等。
同時，陳還認為在這次大戰中，不應該發動革命：（1）「在此次帝國主義大戰中，對民主國方麵採取失敗主義，採取以國內的革命戰爭代替國際的帝國主義戰爭的方略，無論口裏說得如何左，事實上隻有幫助納粹勝利。」（2）「戰爭與革命，隻有在趨向進步的國家，是生產力發達的結果，又轉而造成生產力發展的原因；若在衰退的國家，則反而使生產力更加削弱，使國民品格更加墮落——誇誕、貪汙、奢侈、苟且，使政治更加黑暗——軍事獨裁化。」[60]
這裏的第二條很值得注意。一般說，「在趨向進步的國家」「戰爭與革命」是不會發生的，隻有外來強加的戰爭是可能的，暴力革命更不可能發生。所以，陳的說法不太正確。但是，「在衰退的國家」中，反侵略的戰爭是正義的，其結果應該如陳自己在抗戰初期那樣說的是進步的。
唯有一點，他說得無比精闢：「在衰退的國家」中的革命，必然是「以暴易暴」，「反而使生產力更加削弱，使國民品格更加墮落——誇誕、貪汙、奢侈、苟且，使政治更加黑暗——軍事獨裁化。」在他看來，無論是「進步的國家」，還是「衰退的國家」，都不需要「戰爭與革命」，最好的道路是「和平的改革」，或像法美那樣，在戰爭與革命後，逐步由「以暴易暴」走向民主選舉。但是，這是有識之士的理性思考和期望，實際的歷史過程往往不是這樣的。因為實際的歷史進程不取決於一部分理性之士的理想主義，而取決於各種政治勢力或利益集團角逐的結果。這是人類歷史上不斷出現一些罪惡勢力集團一度主宰一國或世界局勢的原因之所在。
所以，陳獨秀認為，中國抗戰隻能寄希望於英美等民主陣營的勝利：「在今天——英美和德國兩大帝國主義互爭全世界奴隸統治權的今天，孤立的民族戰爭，無論由何階級領導，不是完全失敗，便是更換主人」；[61]「若希望在此次大戰中，轉帝國主義戰爭為推翻一切帝國主義的戰爭，那便是全然不靠近事實的幻想了」；「有人甚至夢想戰爭會引起社會主義革命就快到來，不幸事實幻滅了他們的美夢」；「美國勝利了，我們如果能努力自新，不再包庇貪汙，有可能恢復以前半殖民地的地位。」[62]
但是，上海的托派中央在1940年6月看到陳獨秀囑西流轉寄的上述書信時，火冒三丈，「覺得在政治責任上不容許再事沉默」，首先就「戰爭與革命」問題，作出了「決議」[63]，指出：「ds同誌在三封信中所表現的根本思想是：這次世界大戰決非帝國主義重新分割世界的戰爭。因此，他公開站在民主的英法帝國主義方麵，反對革命的『失敗主義』，反對『以國內戰爭去轉變帝國主義的戰爭』，而『認為不但在英法美國內反對戰爭是反動的，即印度獨立運動也是反動的』——這明顯地完全承襲了過去史大林『以民主陣線反對法西斯陣線』之荒誕立場，這在本質上是英法帝國主義的狹隘愛國主義的思想，是普列漢諾夫、格德和亨得曼在第一次大戰中所表現的極端可恥的機會主義之再版。這與革命的馬克思主義，與第四國際對第二次大戰的基本立場和策略毫無共同之點。」
然後，正如陳獨秀所批判的那樣，他們隻會背誦托洛茨基的語錄，摘引托氏關於這次戰爭的性質和策略的文字，如「拿民主主義對抗法西斯主義的公式……是欺騙人」，「這次戰爭是為著重新分割而在不同陣營的帝國主義奴隸間進行的……是過去第一次大戰的直接延長」；「戰爭雙方都有一種反動的性質」，「因此，我們找不出半點理由，把一九一四和一九一七年在列寧領導下的工人運動的最優良的代表所苦心製作出來的關於戰爭的原則，加以改變」；「工人階級及被壓迫民眾的真正代表的任務不是幫助某一帝國主義陣營來反對另一陣營」，等等，自誇說托同誌的這幾段話，[64]「也正是我們自大戰開始以來所採取的立場」。然後再次譴責陳獨秀對於這次大戰的意見是「根本錯誤的」、「反動的」、「機會主義的」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