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蔣介石國民黨的「不合作主義」
國民黨甚至蔣介石本人屢次通過朱家驊給陳獨秀「巨額資助」「醫藥費」，表麵看來是沒有政治用意的，甚至在陳獨秀逝世時，在何之瑜的《先生逝世前後用費收支表》中，還有這樣的記載：
賻（殯）儀費收入部分：
蔣先生5000元
陳立夫先生2000元
……
這種現象，從1932年陳獨秀被捕到1942年去世這十年間國民黨在陳獨秀身上下的功夫來考察，不能完全排除他們對陳的「期待」，當他們弄清楚陳已經與擁有紅軍武裝的中共對立，並成為其反對派時，獄中生活的優待，出獄時的重諾拉攏，並要其另建或與張國燾合作建立「新共黨」，還一直暗中監視著他的行蹤，充分說明他們對陳的「關心」，是確有所圖的。陳晚年已經「躲」到石牆院這個偏僻山村，朱家驊等國民黨人為什麽還對他的病貧狀況了如指掌，及時地、想盡一切陳獨秀難以拒收的辦法提供數筆贈款，在當時黨派鬥爭如此敏感而激烈的時代裏，其司馬昭之心，應該是可想而知的。應該從這十年國民黨對陳「下功夫」的角度來看待，但也不必完全排除「人道主義」的因素。因為世界本來是複雜的，非此即彼的簡單邏輯，往往是不著邊際的。
最能說明這個問題的是，就在提供這些贈款的前一年即1939年，國民黨蔣介石還採取過一個特殊的行動。張國燾向蔣介石提議，派國民黨知名人士公開訪問陳獨秀，將陳的抗戰言論編輯成冊，來對付共產黨在抗日宣傳上的影響。於是，蔣即派兩位心腹愛將胡宗南和戴笠，帶上禮物，親自來到江津，微服私訪陳獨秀，可見這次「私訪」規格之高。而在「禮物」中，有一件特殊的東西，即去年3月由傅汝霖、段錫朋等人在《大公報》上為陳的所謂「漢奸」事件辯護啟事的剪報，他們以為這是提供陳大罵中共的最好材料，可謂用心之良苦。
但是，陳獨秀在對待國共兩黨問題上，始終保持著清醒的頭腦。像在1933年國民黨法庭上的表現那樣。他對共產黨的抨擊，出自他自己的立場和理論，與國民黨的反共立場是完全不同的。所以，他對國民黨的十年拉攏，始終採取「不合作主義」，猶如當年蔡元培與北洋政府當局那樣，雖然當時站在革命左派立場上的陳獨秀並不贊成蔡的做法，曾寫文章進行抨擊，引起胡適的返擊與譏諷。現在，他自己卻被逼到這個立場上，真是歷史的諷刺。所以，陳與胡、戴一見麵，第一句話就直捅二人的背後，問是不是蔣介石要他們來的。二人答是。陳原以為他們是來審查他的行動的，而自己自出獄後被國民黨監控，也早已察覺，所以，早有思想準備，當即表示，自己是逃難入川，雖以國事縈懷，卻並不與聞政治，更不曾有任何政治活動。但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然後就詢問他們的來意。胡宗南一麵讓陳閱看帶去的啟事剪報，一麵說：「受到人身攻擊一事大家不平則鳴。傅汝霖、段錫朋諸先生是陳老的學生，忘年之交的朋友，諸先生為陳老恢復名譽的辯護啟事，乃國人之公論，民心之所向。今天特來求教，請陳老談談對國事的看法。值茲二次大戰爆發，德軍席捲歐陸，波羅的海四國乃蘇俄前衛邊沿，被德軍閃電一擊，不一周而盡失，眼看蘇俄處於極不利之局。國內國共問題，由分而合，由合而鬥，大戰當前，如國策不能貫徹，前途實堪隱憂。當今之計，陳老意下如何？」[50]
胡宗南的意思很清楚：國際形勢對蘇聯不利，國內國共由合而鬥，國策不能貫徹，前途堪憂；而你陳獨秀又受到中共的誣陷，還不起來大罵中共一番！但陳獨秀不是三歲的小孩。他聽了胡、戴的話，看透了他們的來意，雖然他對中共有一肚子怨氣，但他堅守自己的立場和對形勢的獨立見解，絕不為國民黨提供反共的彈藥。當然，在這種場合下，應酬的話是要講一點的。於是他沉思良久後慢吞吞地說出了這樣一番話：「蔣先生的抗戰決策，是符合國人願望的。弱國強敵，速勝困難，隻要舉國上下，團結一致，則任何難關都可渡過。延安坐井觀天，謬論橫生，我本人多遭誣衊，幸公道在人心，先生等所示剪報啟事一則，足可證明。列名為我辯者，乃國內知名人士，有國民黨的，有非國民黨的，有以教育家聞名的。我原打算向法院起訴，因見代鳴不平的公啟，乃作罷。先生等對我的關注，深致謝意。本人孤陋寡聞，雅不願公開發表言論，致引起喋喋不休之爭。務請二君對今日晤談，切勿見之報刊，此乃唯一的要求。言及世界形勢，大不利於蘇，殊出意料。史達林之強權政治，初敗於希、墨極權政治，蘇聯好比爛冬瓜，前途將不可收拾。蘇敗，則延安決無前途，此大勢所趨，非人力所能改變。請轉告蔣先生好自為之。」[51]
陳獨秀這番話，可以說是滴水不漏，對國民黨、中共和蘇聯都比較客氣。對國民黨，除抗戰初期陳曾予以積極讚揚外，但接著對其堅持獨裁和限製人民參加抗戰的「國策」，也給予激烈抨擊。如在談到抗戰中的黨派問題時，他明確反對國民黨的「黨同伐異」「肅清異己」的政策和對在野黨的「招降態度」，認為共產黨及其他在野黨都應該合法存在，不應妨礙「在野黨對政府黨政治的批評」，否則就無法避免「摩擦暗潮」，「影響抗戰前途」。
國民黨甚至蔣介石本人屢次通過朱家驊給陳獨秀「巨額資助」「醫藥費」，表麵看來是沒有政治用意的，甚至在陳獨秀逝世時，在何之瑜的《先生逝世前後用費收支表》中，還有這樣的記載：
賻（殯）儀費收入部分：
蔣先生5000元
陳立夫先生2000元
……
這種現象，從1932年陳獨秀被捕到1942年去世這十年間國民黨在陳獨秀身上下的功夫來考察，不能完全排除他們對陳的「期待」，當他們弄清楚陳已經與擁有紅軍武裝的中共對立，並成為其反對派時，獄中生活的優待，出獄時的重諾拉攏，並要其另建或與張國燾合作建立「新共黨」，還一直暗中監視著他的行蹤，充分說明他們對陳的「關心」，是確有所圖的。陳晚年已經「躲」到石牆院這個偏僻山村，朱家驊等國民黨人為什麽還對他的病貧狀況了如指掌，及時地、想盡一切陳獨秀難以拒收的辦法提供數筆贈款，在當時黨派鬥爭如此敏感而激烈的時代裏，其司馬昭之心，應該是可想而知的。應該從這十年國民黨對陳「下功夫」的角度來看待，但也不必完全排除「人道主義」的因素。因為世界本來是複雜的，非此即彼的簡單邏輯，往往是不著邊際的。
最能說明這個問題的是，就在提供這些贈款的前一年即1939年，國民黨蔣介石還採取過一個特殊的行動。張國燾向蔣介石提議，派國民黨知名人士公開訪問陳獨秀，將陳的抗戰言論編輯成冊，來對付共產黨在抗日宣傳上的影響。於是，蔣即派兩位心腹愛將胡宗南和戴笠，帶上禮物，親自來到江津，微服私訪陳獨秀，可見這次「私訪」規格之高。而在「禮物」中，有一件特殊的東西，即去年3月由傅汝霖、段錫朋等人在《大公報》上為陳的所謂「漢奸」事件辯護啟事的剪報，他們以為這是提供陳大罵中共的最好材料，可謂用心之良苦。
但是，陳獨秀在對待國共兩黨問題上，始終保持著清醒的頭腦。像在1933年國民黨法庭上的表現那樣。他對共產黨的抨擊，出自他自己的立場和理論，與國民黨的反共立場是完全不同的。所以，他對國民黨的十年拉攏，始終採取「不合作主義」，猶如當年蔡元培與北洋政府當局那樣，雖然當時站在革命左派立場上的陳獨秀並不贊成蔡的做法，曾寫文章進行抨擊，引起胡適的返擊與譏諷。現在，他自己卻被逼到這個立場上，真是歷史的諷刺。所以，陳與胡、戴一見麵，第一句話就直捅二人的背後，問是不是蔣介石要他們來的。二人答是。陳原以為他們是來審查他的行動的，而自己自出獄後被國民黨監控，也早已察覺，所以，早有思想準備，當即表示，自己是逃難入川，雖以國事縈懷，卻並不與聞政治，更不曾有任何政治活動。但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然後就詢問他們的來意。胡宗南一麵讓陳閱看帶去的啟事剪報，一麵說：「受到人身攻擊一事大家不平則鳴。傅汝霖、段錫朋諸先生是陳老的學生，忘年之交的朋友，諸先生為陳老恢復名譽的辯護啟事，乃國人之公論，民心之所向。今天特來求教，請陳老談談對國事的看法。值茲二次大戰爆發，德軍席捲歐陸，波羅的海四國乃蘇俄前衛邊沿，被德軍閃電一擊，不一周而盡失，眼看蘇俄處於極不利之局。國內國共問題，由分而合，由合而鬥，大戰當前，如國策不能貫徹，前途實堪隱憂。當今之計，陳老意下如何？」[50]
胡宗南的意思很清楚：國際形勢對蘇聯不利，國內國共由合而鬥，國策不能貫徹，前途堪憂；而你陳獨秀又受到中共的誣陷，還不起來大罵中共一番！但陳獨秀不是三歲的小孩。他聽了胡、戴的話，看透了他們的來意，雖然他對中共有一肚子怨氣，但他堅守自己的立場和對形勢的獨立見解，絕不為國民黨提供反共的彈藥。當然，在這種場合下，應酬的話是要講一點的。於是他沉思良久後慢吞吞地說出了這樣一番話：「蔣先生的抗戰決策，是符合國人願望的。弱國強敵，速勝困難，隻要舉國上下，團結一致，則任何難關都可渡過。延安坐井觀天，謬論橫生，我本人多遭誣衊，幸公道在人心，先生等所示剪報啟事一則，足可證明。列名為我辯者，乃國內知名人士，有國民黨的，有非國民黨的，有以教育家聞名的。我原打算向法院起訴，因見代鳴不平的公啟，乃作罷。先生等對我的關注，深致謝意。本人孤陋寡聞，雅不願公開發表言論，致引起喋喋不休之爭。務請二君對今日晤談，切勿見之報刊，此乃唯一的要求。言及世界形勢，大不利於蘇，殊出意料。史達林之強權政治，初敗於希、墨極權政治，蘇聯好比爛冬瓜，前途將不可收拾。蘇敗，則延安決無前途，此大勢所趨，非人力所能改變。請轉告蔣先生好自為之。」[51]
陳獨秀這番話，可以說是滴水不漏，對國民黨、中共和蘇聯都比較客氣。對國民黨，除抗戰初期陳曾予以積極讚揚外，但接著對其堅持獨裁和限製人民參加抗戰的「國策」，也給予激烈抨擊。如在談到抗戰中的黨派問題時，他明確反對國民黨的「黨同伐異」「肅清異己」的政策和對在野黨的「招降態度」，認為共產黨及其他在野黨都應該合法存在，不應妨礙「在野黨對政府黨政治的批評」，否則就無法避免「摩擦暗潮」，「影響抗戰前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