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部長陳立夫看了陳著，也讚揚備至，同意出版：「大著小學識字教本 揚古今諸家學說，煞費苦心，閣下己見亦多精闢，自宜付梓，以期普及。」但對《小學識字教本》這個書名，認為「實屬程度太高」，要求改為《中國文字基本形義》。[45]
陳立夫起的這個書名，自然有點俗氣，但也不是完全不能接受。而自認為是獨創的精品之作、追求高雅的陳獨秀卻不能接受，回函說：「許林重造說文，意在說經；章太炎造文始意在尋求字原；拙著教本，意在便於訓蒙，主旨不同，署名遂異。以其內容高深，不便訓蒙者，朋輩中往往有之，此皆不知拙著第一種乃為教師參考而作，兒童課本別有一種。但編排單字三千後，不加詮釋，絕無高深之可言，俱見全書，疑慮自解也。」[46]
顯然，陳獨秀在這個問題上不願意媚俗，有點書生氣的執拗。到1942年2月，陳獨秀在堅持己意的原則下，退而求其次，致函編譯館負責人陳可忠：「拙稿雖未盡善而創始不易，弟頗自矜貴希望能於足下在館期間，油印五十份（弟需要二十份，分贈朋友）分寄全國。此時雖有原稿一份副本三份，一旦川中有亂，難免紛失也。區區之意請勿再過慮而忽之。」[47]
對此結局，熱情此事的陳可忠也甚為遺憾，為有所彌補，很快遵陳之囑，把《教本》油印了50冊，分贈學術界人士，特別是對「小學」有研究的學者，包括陳獨秀的朋友如章太炎、梁實秋、王撫五等。此事由當時寓居四川江津白沙鎮的臺靜農和魏建功主持，使這部珍貴之作得以存留下來。
經過幾十個春秋的國共兩黨封鎖、凍結和壓迫之後，1971年，梁實秋保存的一部教本油印稿，在台灣首先影印出版並再版。但礙於國民黨政治，書名改為《文字新銓》，趙友培題簽，梁實秋作前言，卻沒有「陳獨秀」的作者名，陳作的序自然也不用了。此事從政治上考量，乃是可以理解的，而且梁先生對此書的出版採取了十分嚴肅的學者態度。如他在「前言」中所述：「影印本初印五百冊，較原稿縮小。其原來模糊之字跡經重描後雖已經清晰，但相形之下，原來清晰因係油印，反而模糊。且其中有若幹處亦有因油印及重描而致訛誤者。為便利讀者經趙友培教授就影印本加以校閱改正，後請李立中先生費十個月時間將全稿重描，使之清晰無誤，並決定照原樣十六開本再行影印發行。」
20世紀80年代，台灣章太炎後人，把一部《教本》油印本，完璧歸趙於陳獨秀的外甥吳孟明。1995年，大陸第一次出版《教本》，所據的是已經七十多歲高齡的嚴學宭教授所抄存的王撫五收藏的那本油印本。而早在13年前的1982年9月，這位在武漢華中理工大學語言研究所任所長的嚴先生已經為此書的出版寫了「前言」，說明：「一九四六年我在廣州中山大學中文係教訓詁學時，新任校長王星拱（撫五）為仲甫先生摯友，將所藏《小學識字教本》油印稿假我一讀，擊節諷誦，愛不忍釋，當即抄存一份。一九六六年『掃四舊』時，幸賴故妻張誌遠度出書寓，未被焚毀。」[48]又說然後因該大學出版社決定出版該書，把抄存稿交由本研究所工作的劉誌成整理校訂。劉則說：「嚴學宭教授交給我一冊普普通通的橫格筆記本，是他於一九四六年用鋼筆抄錄的陳氏《小學識字教本》，字跡細小清晰，但訛錯較多。」[49]於是他在整理校對過程中，又參照了廣西大學沙少海教授處發現的又一本《教本》油印稿，進行校訂。但是他竟又發現，無論嚴的手抄本，還是沙的油印本，「古文字字形均失真過甚，亦有誤成他字者，全部查核工具書重新描摹」，並且對他認為「訛錯」的地方，大膽地進行「改換」和「刪削」。但劉說：「待我花去半年光陰核對整理完畢，稿子竟然莫名其妙地被（理工大出版社）擱置起來。」這時恰逢「清理精神汙染運動」，學術界一部分學者為陳獨秀冤案平反的正義行為，被作為「史學界的精神汙染」受到批評，並且殃及這部純學術的陳獨秀著作的出版。所以一直拖到1995年5月，才改由四川成都的巴蜀書社出版。
《教本》終於在大陸出版，原本是一件大好事，但是由於以上所述校訂者在見到沙少海收藏的油印本後還進行了「改換」和「刪削」，於是就出現了陳獨秀臨終時擔心的憾事：「學力太差者，不能寫」。吳孟明把巴蜀版《教本》與油印本對照後發現，前者「從原書的『自敘』到全部正文，均有較大數量的改動，劉君在『後記』中亦說『改不勝改』……這不是校勘手抄本的問題，而是直接對陳獨秀的原著進行大量刪改了」；「由於被改動的地方實在太多，從字句的改動，到內容的刪減或刪改，幾乎每頁都有。」全書300多頁，僅開始10頁的改動就達12處之多。「一部嚴肅的學術著作，竟被如此的刪削和改動，是很罕見的。」對此，陳獨秀的後裔和親屬深表「遺憾和震驚」。
吳先生又說，對比之下，梁實秋對待這本書的出版，確是十分嚴肅的學者態度。所以，考察陳獨秀《小學識字教本》的學術價值，應以台灣的《文字新銓》為文本，所幸的是，梁實秋在臨終前叮囑女兒梁文薔，要在適當的時候，把陳獨秀的這部重要著作，捐贈給大陸著名的博物館，並說台灣影印出版時，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未署作者陳獨秀的名，也未刊陳寫的序言想必大家都能諒解。2003年8月，已經移居到美國的梁文薔親自把乃父保存的《小學識字教本》和影印本《文字新詮》捐贈給了中國現代文學館。這樣，再加上上海魯迅博物館收藏的《教本》油印本，大陸學者要研究陳獨秀著的《教本》原件，就比較容易了。
陳立夫起的這個書名，自然有點俗氣，但也不是完全不能接受。而自認為是獨創的精品之作、追求高雅的陳獨秀卻不能接受，回函說：「許林重造說文，意在說經；章太炎造文始意在尋求字原；拙著教本，意在便於訓蒙，主旨不同，署名遂異。以其內容高深，不便訓蒙者，朋輩中往往有之，此皆不知拙著第一種乃為教師參考而作，兒童課本別有一種。但編排單字三千後，不加詮釋，絕無高深之可言，俱見全書，疑慮自解也。」[46]
顯然，陳獨秀在這個問題上不願意媚俗，有點書生氣的執拗。到1942年2月，陳獨秀在堅持己意的原則下，退而求其次，致函編譯館負責人陳可忠：「拙稿雖未盡善而創始不易，弟頗自矜貴希望能於足下在館期間，油印五十份（弟需要二十份，分贈朋友）分寄全國。此時雖有原稿一份副本三份，一旦川中有亂，難免紛失也。區區之意請勿再過慮而忽之。」[47]
對此結局，熱情此事的陳可忠也甚為遺憾，為有所彌補，很快遵陳之囑，把《教本》油印了50冊，分贈學術界人士，特別是對「小學」有研究的學者，包括陳獨秀的朋友如章太炎、梁實秋、王撫五等。此事由當時寓居四川江津白沙鎮的臺靜農和魏建功主持，使這部珍貴之作得以存留下來。
經過幾十個春秋的國共兩黨封鎖、凍結和壓迫之後，1971年，梁實秋保存的一部教本油印稿，在台灣首先影印出版並再版。但礙於國民黨政治，書名改為《文字新銓》，趙友培題簽，梁實秋作前言，卻沒有「陳獨秀」的作者名，陳作的序自然也不用了。此事從政治上考量，乃是可以理解的，而且梁先生對此書的出版採取了十分嚴肅的學者態度。如他在「前言」中所述：「影印本初印五百冊，較原稿縮小。其原來模糊之字跡經重描後雖已經清晰，但相形之下，原來清晰因係油印，反而模糊。且其中有若幹處亦有因油印及重描而致訛誤者。為便利讀者經趙友培教授就影印本加以校閱改正，後請李立中先生費十個月時間將全稿重描，使之清晰無誤，並決定照原樣十六開本再行影印發行。」
20世紀80年代，台灣章太炎後人，把一部《教本》油印本，完璧歸趙於陳獨秀的外甥吳孟明。1995年，大陸第一次出版《教本》，所據的是已經七十多歲高齡的嚴學宭教授所抄存的王撫五收藏的那本油印本。而早在13年前的1982年9月，這位在武漢華中理工大學語言研究所任所長的嚴先生已經為此書的出版寫了「前言」，說明：「一九四六年我在廣州中山大學中文係教訓詁學時，新任校長王星拱（撫五）為仲甫先生摯友，將所藏《小學識字教本》油印稿假我一讀，擊節諷誦，愛不忍釋，當即抄存一份。一九六六年『掃四舊』時，幸賴故妻張誌遠度出書寓，未被焚毀。」[48]又說然後因該大學出版社決定出版該書，把抄存稿交由本研究所工作的劉誌成整理校訂。劉則說：「嚴學宭教授交給我一冊普普通通的橫格筆記本，是他於一九四六年用鋼筆抄錄的陳氏《小學識字教本》，字跡細小清晰，但訛錯較多。」[49]於是他在整理校對過程中，又參照了廣西大學沙少海教授處發現的又一本《教本》油印稿，進行校訂。但是他竟又發現，無論嚴的手抄本，還是沙的油印本，「古文字字形均失真過甚，亦有誤成他字者，全部查核工具書重新描摹」，並且對他認為「訛錯」的地方，大膽地進行「改換」和「刪削」。但劉說：「待我花去半年光陰核對整理完畢，稿子竟然莫名其妙地被（理工大出版社）擱置起來。」這時恰逢「清理精神汙染運動」，學術界一部分學者為陳獨秀冤案平反的正義行為，被作為「史學界的精神汙染」受到批評，並且殃及這部純學術的陳獨秀著作的出版。所以一直拖到1995年5月，才改由四川成都的巴蜀書社出版。
《教本》終於在大陸出版，原本是一件大好事，但是由於以上所述校訂者在見到沙少海收藏的油印本後還進行了「改換」和「刪削」，於是就出現了陳獨秀臨終時擔心的憾事：「學力太差者，不能寫」。吳孟明把巴蜀版《教本》與油印本對照後發現，前者「從原書的『自敘』到全部正文，均有較大數量的改動，劉君在『後記』中亦說『改不勝改』……這不是校勘手抄本的問題，而是直接對陳獨秀的原著進行大量刪改了」；「由於被改動的地方實在太多，從字句的改動，到內容的刪減或刪改，幾乎每頁都有。」全書300多頁，僅開始10頁的改動就達12處之多。「一部嚴肅的學術著作，竟被如此的刪削和改動，是很罕見的。」對此，陳獨秀的後裔和親屬深表「遺憾和震驚」。
吳先生又說，對比之下，梁實秋對待這本書的出版，確是十分嚴肅的學者態度。所以，考察陳獨秀《小學識字教本》的學術價值，應以台灣的《文字新銓》為文本，所幸的是，梁實秋在臨終前叮囑女兒梁文薔，要在適當的時候，把陳獨秀的這部重要著作，捐贈給大陸著名的博物館，並說台灣影印出版時，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未署作者陳獨秀的名，也未刊陳寫的序言想必大家都能諒解。2003年8月，已經移居到美國的梁文薔親自把乃父保存的《小學識字教本》和影印本《文字新詮》捐贈給了中國現代文學館。這樣，再加上上海魯迅博物館收藏的《教本》油印本，大陸學者要研究陳獨秀著的《教本》原件，就比較容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