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獨秀描述的這個「國家高喊道德」的狀況，太令人深思了。
文章最後，對親自指導的五四運動又有高論：「五四運動，是中國現代社會發展之必然的產物，無論是功是罪，都不應該專歸到那幾個人；可是蔡先生，適之和我，乃是當時在思想言論上負主要責任的人。」這是對其在五四運動中的地位與作用的最好概括。
再次，這年春天，正在陳獨秀為蔡元培逝世而悲痛之時，他又得知大姐病倒在江津上遊約40裏的住地油溪鎮，立即去看望。手足同胞四人，唯其二人還在，但是都被老與病相纏，相見相別，兩情依依。不料想，至6月，就傳來了大姐去世的消息，使他懷念傷感不已，做一首五言長詩，說他們兄弟姐妹四人，自己最小。長兄、二姐早逝，「大姐今又亡，微身且苟延」。回想今年春天，他去看望大姐，分別時似有永別之兆，「姐意願諧往，臨行復遲疑。送我西廓外，木立無言辭。依依不忍去，悵悵若有思。骨肉生死別，即此俄頃時。當時未警覺，至今苦追憶。」如同早年寫悼兄詩那樣，陳獨秀善寫這種五言長詩，懷念親人的去世，詩意纏綿悱惻，感人至深。
重感情，重友誼，這是陳獨秀品性中的一個顯著特點。但是，一般人往往隻看到他「固執己見」，疾惡如仇，如王森然所說，「性狷急不能容人，亦輒不見容於人」，[13]卻忽略了他重感情、重友誼的一麵。正如程演生所說：「仲甫和朋友要好的，歡喜隨便談談，或是說笑話。有些不知他的人，以為他是暴徒式或不近人情的人，其實他是極和藹極親切的人，又有熱情，不過負氣，好鬧脾氣，但事過也，就若無其事的。我見過他和朋友因說笑話或頑皮而致變臉而致相打，然過了一天又和好了。不過這是些極相好的朋友。」[14]特別是晚年，這一麵更加突出，而且帶有傷感的因素。「窮而益堅，不墜青雲之誌。」一生清貧和政治的壓迫，沒有壓倒陳獨秀，但親友的一個個去世，卻給了他極大的精神刺激。早在1937年，聽到被稱為「中國托派中最傑出的女革命者——黎彩蓮」逝世消息時，他就開始承認「老」了。他在給趙濟信中說：「彩蓮的死使我很悲傷。一生中我遭遇到這樣的事已不算少；可是我從來不曾如此難受過，也許是我老了……」[15]但如老驥伏櫪，他又不甘心，出獄後仍在武漢為抗日救國奮鬥了一陣子，結果受到「日本間諜」事件和國民黨解職何基灃兩方麵的打擊，又與極左派占多數的托派組織準備做最後的決裂。在當時國共兩黨主宰中國命運，民主黨派左右搖擺的中國局勢中，他一個口口聲聲「不隸屬於任何黨派」的個人，又沒有任何群眾基礎，能有什麽作為呢？他在送走王文元時所說的半年後到大後方打開新的工作出路的期望，已經成為水中月、夢中花，隻剩下一支筆和自己的思想了。但是，現在不是五四時代，用筆和一份刊物，把自己的思想表達出來，可以招來千軍萬馬，掀起驚濤駭浪，改變祖國的命運；現在是槍炮決定中國人命運的抗日戰爭時代。於是，他感到自己被置於一種多麽無奈又多麽無能的地步。這種無奈和無能為力的痛苦，又使他回到青年時代革命低潮時曾有過的誌不遂願的「屈原情結」。1941年7月，他在聽說友人周光午、何之瑜、臺靜農、魏建功等於屈原祭日聚飲大醉之事後，也激動萬分，作了一首詩給魏建功曰：
除卻文章無嗜好，世無朋友更淒涼。
詩人枉向汩羅去，不及劉伶老醉鄉。
詩中悲憤自己像屈原那樣，縱然有憂國憂民之心和遠大的政治抱負，亦為此而奮鬥了一生，卻不斷地受挫、失敗，甚至多次被捕坐牢、被誣陷，至今又流亡到江津這窮鄉僻壤，「淒涼」到一個誌同道合的「朋友」都沒有了。若是這樣屈死在他鄉，倒不如像西晉皖人「竹林七賢」之一的劉伶那樣，醉生夢死在故鄉。
但是，他還是慶幸自己一直保持著不願隨波逐流的風骨。一天，他與早年留學日本時的同鄉好友葛溫仲的長子葛康俞相遇，又勾起他濃濃的鄉情，贈詩曰：
何處鄉關感亂離，蜀江如幾好棲遲。
相逢鬚髮垂垂老，且喜疏狂性未移。[16]
「疏狂」，這是對他本性及優缺點的高度凝練，即曲高和寡，既有真知灼見、高瞻遠矚的英明，又有脫離群眾、拒絕世俗之遺憾。這是決定他是思想家而不是政治家的基本品性，也是構成他一生如此精彩、如此大起大落的悲喜劇結局的根本所在。
而在另一首詩中，他更表示了自己終老也要保持磊落倔強之氣：「但使意無違，王喬勿久持；俯仰無愧怍，何用違吝悔。」[17]
還是1940年，大姐去世不到兩個月，「鄉下盜風大熾」，災難也落到他的頭上。大概盜賊聽說他是個大名人，一定有財，8月2日，「竊去衣被十餘樣」。[18]盜賊是所得無幾，陳獨秀卻損失巨大。因為在武昌時楊鵬升送給他的心愛之物篆刻陽文「獨秀山民」四字章及晚年專心研究的尚未完成的很大一部分文字學著作草稿被盜，使他十分痛心。後來，失竊衣物雖大半追回，唯這兩件他的心愛文物，「去如黃鶴」。[19]
在經濟上，由於他的名人身份，敏感的政治背景和年邁、戰爭的環境，他不可能找到有固定收入的職業。但同時，正因為他的名人身份，又做過北大文科學長，有一大批學生在國民黨中做官，他與國共兩黨的恩仇，特別是最後因「日本間諜」事件與中共的決裂，使他入川後的經濟狀況，變得相當的拮據。據現有的資料記載，他的經濟來源，除了有時報刊上（如《政論》《抗戰與文化》《中央日報》《民主與統一》等）發表一些文章，有一點微不足道的稿費收入之外，主要靠親友接濟，具體是：通過原無產者社成員薛農山的關係，任《時事新報》名譽主筆，每月領一點少得可憐的津貼；北大同學會經常給他一些生活費，有的說是每月300元；大姐家在陳獨秀困難時，也給一點幫助，因為姐夫是經商的，侄女是個中學校長，侄女婿是一個珠寶商，經濟較寬裕；此外就是好友蔡元培、鄧蟾秋叔侄、楊鵬升的私人資助，連印有「獨秀用箋」和「仲甫手緘」的信紙信封，也全由楊鵬升包贈。
文章最後，對親自指導的五四運動又有高論：「五四運動，是中國現代社會發展之必然的產物，無論是功是罪，都不應該專歸到那幾個人；可是蔡先生，適之和我，乃是當時在思想言論上負主要責任的人。」這是對其在五四運動中的地位與作用的最好概括。
再次，這年春天，正在陳獨秀為蔡元培逝世而悲痛之時，他又得知大姐病倒在江津上遊約40裏的住地油溪鎮，立即去看望。手足同胞四人，唯其二人還在，但是都被老與病相纏，相見相別，兩情依依。不料想，至6月，就傳來了大姐去世的消息，使他懷念傷感不已，做一首五言長詩，說他們兄弟姐妹四人，自己最小。長兄、二姐早逝，「大姐今又亡，微身且苟延」。回想今年春天，他去看望大姐，分別時似有永別之兆，「姐意願諧往，臨行復遲疑。送我西廓外，木立無言辭。依依不忍去，悵悵若有思。骨肉生死別，即此俄頃時。當時未警覺，至今苦追憶。」如同早年寫悼兄詩那樣，陳獨秀善寫這種五言長詩，懷念親人的去世，詩意纏綿悱惻，感人至深。
重感情，重友誼，這是陳獨秀品性中的一個顯著特點。但是，一般人往往隻看到他「固執己見」，疾惡如仇，如王森然所說，「性狷急不能容人，亦輒不見容於人」，[13]卻忽略了他重感情、重友誼的一麵。正如程演生所說：「仲甫和朋友要好的，歡喜隨便談談，或是說笑話。有些不知他的人，以為他是暴徒式或不近人情的人，其實他是極和藹極親切的人，又有熱情，不過負氣，好鬧脾氣，但事過也，就若無其事的。我見過他和朋友因說笑話或頑皮而致變臉而致相打，然過了一天又和好了。不過這是些極相好的朋友。」[14]特別是晚年，這一麵更加突出，而且帶有傷感的因素。「窮而益堅，不墜青雲之誌。」一生清貧和政治的壓迫，沒有壓倒陳獨秀，但親友的一個個去世，卻給了他極大的精神刺激。早在1937年，聽到被稱為「中國托派中最傑出的女革命者——黎彩蓮」逝世消息時，他就開始承認「老」了。他在給趙濟信中說：「彩蓮的死使我很悲傷。一生中我遭遇到這樣的事已不算少；可是我從來不曾如此難受過，也許是我老了……」[15]但如老驥伏櫪，他又不甘心，出獄後仍在武漢為抗日救國奮鬥了一陣子，結果受到「日本間諜」事件和國民黨解職何基灃兩方麵的打擊，又與極左派占多數的托派組織準備做最後的決裂。在當時國共兩黨主宰中國命運，民主黨派左右搖擺的中國局勢中，他一個口口聲聲「不隸屬於任何黨派」的個人，又沒有任何群眾基礎，能有什麽作為呢？他在送走王文元時所說的半年後到大後方打開新的工作出路的期望，已經成為水中月、夢中花，隻剩下一支筆和自己的思想了。但是，現在不是五四時代，用筆和一份刊物，把自己的思想表達出來，可以招來千軍萬馬，掀起驚濤駭浪，改變祖國的命運；現在是槍炮決定中國人命運的抗日戰爭時代。於是，他感到自己被置於一種多麽無奈又多麽無能的地步。這種無奈和無能為力的痛苦，又使他回到青年時代革命低潮時曾有過的誌不遂願的「屈原情結」。1941年7月，他在聽說友人周光午、何之瑜、臺靜農、魏建功等於屈原祭日聚飲大醉之事後，也激動萬分，作了一首詩給魏建功曰：
除卻文章無嗜好，世無朋友更淒涼。
詩人枉向汩羅去，不及劉伶老醉鄉。
詩中悲憤自己像屈原那樣，縱然有憂國憂民之心和遠大的政治抱負，亦為此而奮鬥了一生，卻不斷地受挫、失敗，甚至多次被捕坐牢、被誣陷，至今又流亡到江津這窮鄉僻壤，「淒涼」到一個誌同道合的「朋友」都沒有了。若是這樣屈死在他鄉，倒不如像西晉皖人「竹林七賢」之一的劉伶那樣，醉生夢死在故鄉。
但是，他還是慶幸自己一直保持著不願隨波逐流的風骨。一天，他與早年留學日本時的同鄉好友葛溫仲的長子葛康俞相遇，又勾起他濃濃的鄉情，贈詩曰：
何處鄉關感亂離，蜀江如幾好棲遲。
相逢鬚髮垂垂老，且喜疏狂性未移。[16]
「疏狂」，這是對他本性及優缺點的高度凝練，即曲高和寡，既有真知灼見、高瞻遠矚的英明，又有脫離群眾、拒絕世俗之遺憾。這是決定他是思想家而不是政治家的基本品性，也是構成他一生如此精彩、如此大起大落的悲喜劇結局的根本所在。
而在另一首詩中，他更表示了自己終老也要保持磊落倔強之氣：「但使意無違，王喬勿久持；俯仰無愧怍，何用違吝悔。」[17]
還是1940年，大姐去世不到兩個月，「鄉下盜風大熾」，災難也落到他的頭上。大概盜賊聽說他是個大名人，一定有財，8月2日，「竊去衣被十餘樣」。[18]盜賊是所得無幾，陳獨秀卻損失巨大。因為在武昌時楊鵬升送給他的心愛之物篆刻陽文「獨秀山民」四字章及晚年專心研究的尚未完成的很大一部分文字學著作草稿被盜，使他十分痛心。後來，失竊衣物雖大半追回，唯這兩件他的心愛文物，「去如黃鶴」。[19]
在經濟上，由於他的名人身份，敏感的政治背景和年邁、戰爭的環境，他不可能找到有固定收入的職業。但同時，正因為他的名人身份，又做過北大文科學長，有一大批學生在國民黨中做官，他與國共兩黨的恩仇，特別是最後因「日本間諜」事件與中共的決裂，使他入川後的經濟狀況，變得相當的拮據。據現有的資料記載，他的經濟來源，除了有時報刊上（如《政論》《抗戰與文化》《中央日報》《民主與統一》等）發表一些文章，有一點微不足道的稿費收入之外，主要靠親友接濟，具體是：通過原無產者社成員薛農山的關係，任《時事新報》名譽主筆，每月領一點少得可憐的津貼；北大同學會經常給他一些生活費，有的說是每月300元；大姐家在陳獨秀困難時，也給一點幫助，因為姐夫是經商的，侄女是個中學校長，侄女婿是一個珠寶商，經濟較寬裕；此外就是好友蔡元培、鄧蟾秋叔侄、楊鵬升的私人資助，連印有「獨秀用箋」和「仲甫手緘」的信紙信封，也全由楊鵬升包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