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鵬升與晚年陳獨秀的關係密切，如果沒有「文革」劫後倖存的陳獨秀給他的40封信，人們不可能知道在陳獨秀眾多朋友中還有一位如此肝膽相照、俠義感人的好朋友。
楊鵬升，四川渠縣三匯鎮人，比陳獨秀小21歲，兩人是忘年交。早在五四運動前夕，經時任北京大學校長的蔡元培推薦，楊鵬升就師從北大文科學長陳獨秀，陳非常賞識這個四川娃，兩人結下了深厚的師生情誼。五四運動後，兩人走上了不同的道路，陳獨秀成為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之一，而楊鵬升留日歸國後在國民黨軍界任職。但與國民黨中一些軍政官員一樣，黨派之見並沒有影響兩人的情誼。說來真巧，1937年，陳獨秀輾轉流落武漢。稍後，楊鵬升也因得罪蔣介石被調往武漢任國民黨武漢警備司令部少將參謀兼辦公廳主任。楊費盡周折找到陳獨秀，為其安排了固定住所，就是那所桂係將領留下的庭園。其間，兩人過從甚密。1938年，武漢淪陷後，兩人又一前一後來到四川，楊因對國民黨不滿，寓居成都修建「勁草園」，沉溺於書畫，而陳獨秀也遷至江津。據史料記載，兩人雖同在蜀地，卻從未見麵，隻是以書信往來。1939～1942年，陳獨秀生命的最後三年，寫給他的信竟達40封之多。書信最長的有3頁，最短的隻有幾十個字，字裏行間，表現出陳、楊二人獨特而深厚的交情。從信中看到，楊鵬升得知陳獨秀自到江津後生活艱難，先後6次給他寄錢共4500元，這在當時不是一個小數目。最後一封信是陳去世前兩個月的1942年4月寫的，對楊多年的資助，陳表示「卻之不恭而受之有愧」。陳辭世後，楊鵬升悲痛不已，在其所寄信封的背後寫下「此為陳獨秀先生最後之函，先生五月二十七日逝世於江津，四月五日書我也。哲人其萎，愴悼何極！」[20]
到江津後不久，陳獨秀還得到一個重要的朋友羅宗文。1940年9月，羅才調任江津縣長，到任之初，照例拜訪當地知名人士時，因而拜訪了陳獨秀。略事寒暄後，麵對國民黨地方官員，陳十分關切民生問題，首先問：「現在米價飛漲，怎麽辦？」可能陳知道羅在鄰縣永川花費大力氣，把米價控製住，從6月到9月，一直保持穩定，軍民相安。羅說：「省府最近的命令是要各縣將當地糧價壓到7月半的水平，不許自由上漲。」陳說：「壓也不是辦法。」
大約半個月後，陳獨秀步行兩華裏到縣府回訪羅。羅回憶說：陳老坐下後說：「孫哲生又在放大炮了，你看見沒有？」我說：「看見了」。孫哲生即孫科，是中山先生之子，時任國民政府立法院長，在中央紀念周做過《抗日時期的經濟政策》的報告，其中說到重慶的米價，已漲到150元一擔。如果糧食由國家來經營，操縱囤積等弊端就會一掃而空。報告在報上發表了。陳接著說（大意）：「這是行不通的，因為中國的農民很分散，生產規模很小，是小農經濟，每年秋收以後，自己就把糧食保存起來，連罐罐壇壇，都是他們的收藏工具，遇到需要錢的時候，就拿一部分出來，自己設法加工成米，或者舂，或者碾，或運到鄰近的水碾去碾。全家動員，肩挑背負，運到鄰近的米市去賣，然後買回所需要的油鹽、農具和其它日用必需品。這就是說，他們的家，既是倉庫，又是糧食加工坊；農民既是倉庫保管員，又是加工工人，又是搬運工人，又是銷售商人，是十分方便的。如全部由國家來包幹，既要修倉庫，又要修加工廠，又要組織運輸，又要設店銷售，要花多大的人力、財力、物力，哪裏是容易辦得到的啊！不比在蘇聯有集體農莊，美國有大農場，是機械化耕種，生產規模大，辦起來方便。」羅當時聽到他的一番言論，頗覺有道理。可見陳獨秀對農民和農業社會了解之深。[21]
此外，近年從台灣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收藏的朱家驊檔案中，還發現了這位當時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長、代理中央研究院院長保存的，因知陳獨秀生活艱困，國民黨甚至蔣介石以朱家驊名義與陳獨秀的六封通信，其中於1940年7月17日、1941年3月6日、1942年1月27日，先後三次向陳獨秀資助1000元、5000元、8000元。這六封信中，三封是朱致陳獨秀，告有此三項資助，並派張國燾送去；兩封是朱與蔣介石秘書陳布雷的通信，陳布雷告訴朱：「日前所談仲甫近況艱困，經呈奉諭示一次補助八千元，以吾兄名義轉致。」朱則報告已派張國燾轉贈。最後一封陳獨秀給朱的回信稱：
騮先（即朱家驊——引者）先生台鑒：國燾兄來津，奉讀手教，並承賜國幣八千元，遠道轉來，不敢辭卻，無勞而領厚賜，受之實深慚愧也。弟寓人口既少，生活又簡單，去年賜款尚未用罄，今又增益之，盛意誠屬過分，以後如再下賜，弟決不敢受，特此預陳，敬希原諒，並謝高誼，餘不盡焉。弟獨秀啟。一月二十九日 卅一年[22]
在此之前，有學者根據鄭學稼所說，認為陳獨秀晚年曾明確拒絕國民黨官方甚至蔣介石的資助。鄭說：朱家驊贈陳獨秀5000元支票一張，他拒之；朱又托張國燾轉贈，又遭拒之；張再托鄭學稼寄贈，還是不收。[23]所以，以上六封信的披露，引起大家的討論。
首先，在這筆5000元的問題上，到底是朱家驊和陳獨秀的信上說得對，還是鄭學稼說得對。或者還有另一筆5000元的資助，陳拒絕了？因為陳獨秀回朱的信中，沒有明確說收到的款額數量。另外還有一個直接經辦人也有鄭學稼類似的回憶：
楊鵬升，四川渠縣三匯鎮人，比陳獨秀小21歲，兩人是忘年交。早在五四運動前夕，經時任北京大學校長的蔡元培推薦，楊鵬升就師從北大文科學長陳獨秀，陳非常賞識這個四川娃，兩人結下了深厚的師生情誼。五四運動後，兩人走上了不同的道路，陳獨秀成為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之一，而楊鵬升留日歸國後在國民黨軍界任職。但與國民黨中一些軍政官員一樣，黨派之見並沒有影響兩人的情誼。說來真巧，1937年，陳獨秀輾轉流落武漢。稍後，楊鵬升也因得罪蔣介石被調往武漢任國民黨武漢警備司令部少將參謀兼辦公廳主任。楊費盡周折找到陳獨秀，為其安排了固定住所，就是那所桂係將領留下的庭園。其間，兩人過從甚密。1938年，武漢淪陷後，兩人又一前一後來到四川，楊因對國民黨不滿，寓居成都修建「勁草園」，沉溺於書畫，而陳獨秀也遷至江津。據史料記載，兩人雖同在蜀地，卻從未見麵，隻是以書信往來。1939～1942年，陳獨秀生命的最後三年，寫給他的信竟達40封之多。書信最長的有3頁，最短的隻有幾十個字，字裏行間，表現出陳、楊二人獨特而深厚的交情。從信中看到，楊鵬升得知陳獨秀自到江津後生活艱難，先後6次給他寄錢共4500元，這在當時不是一個小數目。最後一封信是陳去世前兩個月的1942年4月寫的，對楊多年的資助，陳表示「卻之不恭而受之有愧」。陳辭世後，楊鵬升悲痛不已，在其所寄信封的背後寫下「此為陳獨秀先生最後之函，先生五月二十七日逝世於江津，四月五日書我也。哲人其萎，愴悼何極！」[20]
到江津後不久，陳獨秀還得到一個重要的朋友羅宗文。1940年9月，羅才調任江津縣長，到任之初，照例拜訪當地知名人士時，因而拜訪了陳獨秀。略事寒暄後，麵對國民黨地方官員，陳十分關切民生問題，首先問：「現在米價飛漲，怎麽辦？」可能陳知道羅在鄰縣永川花費大力氣，把米價控製住，從6月到9月，一直保持穩定，軍民相安。羅說：「省府最近的命令是要各縣將當地糧價壓到7月半的水平，不許自由上漲。」陳說：「壓也不是辦法。」
大約半個月後，陳獨秀步行兩華裏到縣府回訪羅。羅回憶說：陳老坐下後說：「孫哲生又在放大炮了，你看見沒有？」我說：「看見了」。孫哲生即孫科，是中山先生之子，時任國民政府立法院長，在中央紀念周做過《抗日時期的經濟政策》的報告，其中說到重慶的米價，已漲到150元一擔。如果糧食由國家來經營，操縱囤積等弊端就會一掃而空。報告在報上發表了。陳接著說（大意）：「這是行不通的，因為中國的農民很分散，生產規模很小，是小農經濟，每年秋收以後，自己就把糧食保存起來，連罐罐壇壇，都是他們的收藏工具，遇到需要錢的時候，就拿一部分出來，自己設法加工成米，或者舂，或者碾，或運到鄰近的水碾去碾。全家動員，肩挑背負，運到鄰近的米市去賣，然後買回所需要的油鹽、農具和其它日用必需品。這就是說，他們的家，既是倉庫，又是糧食加工坊；農民既是倉庫保管員，又是加工工人，又是搬運工人，又是銷售商人，是十分方便的。如全部由國家來包幹，既要修倉庫，又要修加工廠，又要組織運輸，又要設店銷售，要花多大的人力、財力、物力，哪裏是容易辦得到的啊！不比在蘇聯有集體農莊，美國有大農場，是機械化耕種，生產規模大，辦起來方便。」羅當時聽到他的一番言論，頗覺有道理。可見陳獨秀對農民和農業社會了解之深。[21]
此外，近年從台灣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收藏的朱家驊檔案中，還發現了這位當時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長、代理中央研究院院長保存的，因知陳獨秀生活艱困，國民黨甚至蔣介石以朱家驊名義與陳獨秀的六封通信，其中於1940年7月17日、1941年3月6日、1942年1月27日，先後三次向陳獨秀資助1000元、5000元、8000元。這六封信中，三封是朱致陳獨秀，告有此三項資助，並派張國燾送去；兩封是朱與蔣介石秘書陳布雷的通信，陳布雷告訴朱：「日前所談仲甫近況艱困，經呈奉諭示一次補助八千元，以吾兄名義轉致。」朱則報告已派張國燾轉贈。最後一封陳獨秀給朱的回信稱：
騮先（即朱家驊——引者）先生台鑒：國燾兄來津，奉讀手教，並承賜國幣八千元，遠道轉來，不敢辭卻，無勞而領厚賜，受之實深慚愧也。弟寓人口既少，生活又簡單，去年賜款尚未用罄，今又增益之，盛意誠屬過分，以後如再下賜，弟決不敢受，特此預陳，敬希原諒，並謝高誼，餘不盡焉。弟獨秀啟。一月二十九日 卅一年[22]
在此之前，有學者根據鄭學稼所說，認為陳獨秀晚年曾明確拒絕國民黨官方甚至蔣介石的資助。鄭說：朱家驊贈陳獨秀5000元支票一張，他拒之；朱又托張國燾轉贈，又遭拒之；張再托鄭學稼寄贈，還是不收。[23]所以，以上六封信的披露，引起大家的討論。
首先，在這筆5000元的問題上，到底是朱家驊和陳獨秀的信上說得對，還是鄭學稼說得對。或者還有另一筆5000元的資助，陳拒絕了？因為陳獨秀回朱的信中，沒有明確說收到的款額數量。另外還有一個直接經辦人也有鄭學稼類似的回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