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獨秀受王明、康生等無端陷害，卻在民主人士中得到了廣泛的同情。這些民主人士都是政治上要求民主，反對一黨專政，經濟上要求發展資本主義，反對國家壟斷的。陳獨秀在與他們的交往中，吸取不少營養，使他在思想上獲益不淺，生活上也得到許多幫助。「不再隸屬於任何黨派組織」的陳獨秀，現在隻有依靠這些新朋友了。如這次入川。他曾在一次宴會上徵求民主人士章伯鈞的意見，章當即問在場的重慶《新蜀報》主編周欽嶽：「仲甫入川怎麽樣？」周表示歡迎並提供方便，「居住和其他生活方麵的問題，我都可以負責」。周欽嶽根據中共的意見，又希望陳獨秀入川後，「千萬不要活動，更不要發表什麽東西」！[6]但是，陳獨秀是一個天馬行空，言論不羈的人，他7月2日一到重慶，就在27日寫就上述《論遊擊隊》，繼又發表《資本主義在中國》並做演講，影射中共。
陳獨秀「安抵重慶」那天，周欽嶽、高語罕等前往迎接，暫時安排在「上石板街十五號川源公司」樓上。[7]這是禁菸委員會李仲公的辦事處。在《新民報》《新蜀報》的朋友張恨水、張慧劍、周欽嶽等為他設宴洗塵。這說明，他出獄後為自由的努力開始獲得成果，雖然後來的事實證明他的行蹤仍被國民黨特務監視著，與托派也是藕斷絲連，但畢竟走出了黨派的陰影。然而，重慶成為國民黨的陪都後，又成為國民黨特務統治的地獄和國共角力的戰場，政治上更少民主和自由不說，經濟上的重壓也很難讓陳獨秀一家長期生活下去。再加上重慶天氣悶濕，很不利於他的日益嚴重的高血壓病，而且大量沿海地區逃難民眾集中此地，已經很難找到他合適的住處。所以，他在重慶隻住了短短的一個月，就在江津國立九中校長鄧季宣和皖籍名醫鄧仲純（二人都是陳早年的同學和朋友）的幫助下，於8月3日移居到距離重慶上遊水程約180裏的江津縣城。[8]高語罕說，他本不願意離開重慶，因他關心時局，江津太閉塞。但「政治的和物質的條件不容許，他隻好退居人事比較閑適、生活比較便宜的江津去做寓公」。[9]
江津當時約有80萬人，是川東一個大縣。由於日本侵略，沿海和中部地區的大批難民逃亡到這裏。原安徽國立第二中學給教育部批準立案後，改名江津九中遷到此地，收容淪陷區疏散到重慶的安徽教職員和學生。這樣的人員及其家屬不下數千人，形成一個「小安徽區」的氛圍。陳獨秀因這種非親即友的關係，帶著潘蘭珍和老母親（即繼母謝氏，陳昔凡之妻）及三兒陳鬆年一家幾口，流亡到此。靠了朋友的照顧，陳鬆年在九中做了一名修理校舍的木工。但陳獨秀的境況仍然十分狼狽，如他給陳鬆年信中所說：「不但用具全無，屋也沒有了。」這是指原來說好，到江津後住好友鄧仲純（又名鄧初）之宅，但因事先對鄧妻工作沒有做好，人到了，她竟「閉門謝客」。陳獨秀懊喪地說：「倘非攜帶行李多件，次日即再回重慶矣。」幸蒙同鄉舊交方孝遠先生的同情，才在一客棧暫棲下來；8月7日，又得東門郭家公館（實為客棧）房東憐憫，挪出樓房一間，住了進去，「聊以安身」。陳獨秀嘆道：「出門之難如此。」[10]
過了幾個月，做通了鄧仲純妻子的工作，再加資助鄧開設延年醫院的江津望族鄧蟾秋鄧燮康叔侄的照顧，勉強住進鄧初開的延年醫院後院——「黃荊街八十三號」，與鄧初夫婦分住一宅。由於曾遭「閉門謝客」，再次進入，陳獨秀精神上的不快與別扭可想而知。很快，潘蘭珍就與鄧妻鬧起矛盾來，又不得不通過他北大時的學生江津縣長黃鵬基的幫助，住到江津大西門外江津一中校長施明璋家「施家大院」——「延陵別墅」。月餘，因江津中學教員楊賓淑要求陳獨秀幫助整理其祖父楊魯承的遺著，陳才最後定居到距縣城約20裏的偏僻山村鶴山坪石牆院的楊魯承舊居「楊氏山莊」，直到去世。但他由於與鄧仲純的情誼深厚，又常去鄧的醫院治病，石牆院可能不通郵或通郵困難，他的晚年通信地址，始終是「黃荊街八十三號」。20世紀80年代發現的他給楊鵬升1939～1941年間的40封信，寫的全是這個地址。
陳獨秀入川，可以說是受盡顛沛流離之苦，但雪上加霜的事還不斷襲來。首先，在鄧宅時，他十分尊敬的嗣母謝氏去世，使他無比悲痛。在給友人信中，他說：「弟遭喪以後，心緒不佳，血壓高漲，兩耳日夜轟鳴幾於半聾，已五十日，未見減輕，倘長久如此，則百事俱廢矣。」這位新文化運動的旗手甚至表示要遵守「喪製」，以盡孝道：「先母撫我之恩等於生母，心喪何止三年；形式喪製，弟固主短喪，免廢人事，然酒食應酬以及為人作文作書，必待百日以後。」[11]
其次，1940年3月，他尊敬的師長蔡元培去世，使他「禁不住有很深的感觸！」在給友人信中說：「弟前在金陵（即南京——引者）獄中，多承蔡先生照拂，今乃先我而死，弟之心情上無數傷痕中又增一傷痕矣！」並專門撰文《蔡孑民先生逝世感言》。[12]文章敘述了他與蔡先生的交往和「四十年來社會政治之感觸」，精練地概括了蔡元培「令人佩服」的兩大精神：一是「大事堅決而又溫和」精神：「一般說來，蔡先生是一位無可無不可的老好人；然有時有關大節的事或是他已下決心的事，都很倔強的堅持著，不肯通融，雖然態度還很溫和」。二是「容納異己的雅量，尊重學術思想自由的卓見」。這「在習於專製好同惡異的東方人中實所罕有」。文章還借題發揮，有力地批駁了流行至今的所謂五四運動「廢棄國粹與道德」的無知與毀謗，指出：「凡是一個像樣的民族，都有他的文化，或者說他的國粹；在全世界文化洪爐中，合民族有價值的文化，即是可稱為國『粹』的而不是國『渣』的，都不容易被熔毀……問題是在一民族的文化，是否保存在自己民族手中，若一民族滅亡了，甚至還未滅亡，他的文化即國粹乃由別的民族來保存，那便糟透了，『保存國粹』之說，在這點是有意義的。如果有人把民族文化離開全世界文化孤獨來看待……在保抱殘守缺的旗幟之下，閉著眼睛自大排外，拒絕域外學術之輸入……」這種「抱著國『渣』當做國『粹』」的「國粹家實在太糟了」。關於道德，文章精闢地指出：「人與人相處的社會，法律之外，道德也是一種不可少的維繫物，根本否認道德的人無論他屬那一階級，那一黨派，都必然是一個邪僻的無恥的小人」；但是，「道德是應該隨著時代及社會製度變遷，而不是一成不變的；道德是用以自律，而不是拿來責人的；道德是要躬行實踐，而不是放在口裏亂喊的，道德喊聲愈高的社會，那社會必然落後，愈墮落。」
陳獨秀「安抵重慶」那天，周欽嶽、高語罕等前往迎接，暫時安排在「上石板街十五號川源公司」樓上。[7]這是禁菸委員會李仲公的辦事處。在《新民報》《新蜀報》的朋友張恨水、張慧劍、周欽嶽等為他設宴洗塵。這說明，他出獄後為自由的努力開始獲得成果，雖然後來的事實證明他的行蹤仍被國民黨特務監視著，與托派也是藕斷絲連，但畢竟走出了黨派的陰影。然而，重慶成為國民黨的陪都後，又成為國民黨特務統治的地獄和國共角力的戰場，政治上更少民主和自由不說，經濟上的重壓也很難讓陳獨秀一家長期生活下去。再加上重慶天氣悶濕，很不利於他的日益嚴重的高血壓病，而且大量沿海地區逃難民眾集中此地，已經很難找到他合適的住處。所以，他在重慶隻住了短短的一個月，就在江津國立九中校長鄧季宣和皖籍名醫鄧仲純（二人都是陳早年的同學和朋友）的幫助下，於8月3日移居到距離重慶上遊水程約180裏的江津縣城。[8]高語罕說，他本不願意離開重慶，因他關心時局，江津太閉塞。但「政治的和物質的條件不容許，他隻好退居人事比較閑適、生活比較便宜的江津去做寓公」。[9]
江津當時約有80萬人，是川東一個大縣。由於日本侵略，沿海和中部地區的大批難民逃亡到這裏。原安徽國立第二中學給教育部批準立案後，改名江津九中遷到此地，收容淪陷區疏散到重慶的安徽教職員和學生。這樣的人員及其家屬不下數千人，形成一個「小安徽區」的氛圍。陳獨秀因這種非親即友的關係，帶著潘蘭珍和老母親（即繼母謝氏，陳昔凡之妻）及三兒陳鬆年一家幾口，流亡到此。靠了朋友的照顧，陳鬆年在九中做了一名修理校舍的木工。但陳獨秀的境況仍然十分狼狽，如他給陳鬆年信中所說：「不但用具全無，屋也沒有了。」這是指原來說好，到江津後住好友鄧仲純（又名鄧初）之宅，但因事先對鄧妻工作沒有做好，人到了，她竟「閉門謝客」。陳獨秀懊喪地說：「倘非攜帶行李多件，次日即再回重慶矣。」幸蒙同鄉舊交方孝遠先生的同情，才在一客棧暫棲下來；8月7日，又得東門郭家公館（實為客棧）房東憐憫，挪出樓房一間，住了進去，「聊以安身」。陳獨秀嘆道：「出門之難如此。」[10]
過了幾個月，做通了鄧仲純妻子的工作，再加資助鄧開設延年醫院的江津望族鄧蟾秋鄧燮康叔侄的照顧，勉強住進鄧初開的延年醫院後院——「黃荊街八十三號」，與鄧初夫婦分住一宅。由於曾遭「閉門謝客」，再次進入，陳獨秀精神上的不快與別扭可想而知。很快，潘蘭珍就與鄧妻鬧起矛盾來，又不得不通過他北大時的學生江津縣長黃鵬基的幫助，住到江津大西門外江津一中校長施明璋家「施家大院」——「延陵別墅」。月餘，因江津中學教員楊賓淑要求陳獨秀幫助整理其祖父楊魯承的遺著，陳才最後定居到距縣城約20裏的偏僻山村鶴山坪石牆院的楊魯承舊居「楊氏山莊」，直到去世。但他由於與鄧仲純的情誼深厚，又常去鄧的醫院治病，石牆院可能不通郵或通郵困難，他的晚年通信地址，始終是「黃荊街八十三號」。20世紀80年代發現的他給楊鵬升1939～1941年間的40封信，寫的全是這個地址。
陳獨秀入川，可以說是受盡顛沛流離之苦，但雪上加霜的事還不斷襲來。首先，在鄧宅時，他十分尊敬的嗣母謝氏去世，使他無比悲痛。在給友人信中，他說：「弟遭喪以後，心緒不佳，血壓高漲，兩耳日夜轟鳴幾於半聾，已五十日，未見減輕，倘長久如此，則百事俱廢矣。」這位新文化運動的旗手甚至表示要遵守「喪製」，以盡孝道：「先母撫我之恩等於生母，心喪何止三年；形式喪製，弟固主短喪，免廢人事，然酒食應酬以及為人作文作書，必待百日以後。」[11]
其次，1940年3月，他尊敬的師長蔡元培去世，使他「禁不住有很深的感觸！」在給友人信中說：「弟前在金陵（即南京——引者）獄中，多承蔡先生照拂，今乃先我而死，弟之心情上無數傷痕中又增一傷痕矣！」並專門撰文《蔡孑民先生逝世感言》。[12]文章敘述了他與蔡先生的交往和「四十年來社會政治之感觸」，精練地概括了蔡元培「令人佩服」的兩大精神：一是「大事堅決而又溫和」精神：「一般說來，蔡先生是一位無可無不可的老好人；然有時有關大節的事或是他已下決心的事，都很倔強的堅持著，不肯通融，雖然態度還很溫和」。二是「容納異己的雅量，尊重學術思想自由的卓見」。這「在習於專製好同惡異的東方人中實所罕有」。文章還借題發揮，有力地批駁了流行至今的所謂五四運動「廢棄國粹與道德」的無知與毀謗，指出：「凡是一個像樣的民族，都有他的文化，或者說他的國粹；在全世界文化洪爐中，合民族有價值的文化，即是可稱為國『粹』的而不是國『渣』的，都不容易被熔毀……問題是在一民族的文化，是否保存在自己民族手中，若一民族滅亡了，甚至還未滅亡，他的文化即國粹乃由別的民族來保存，那便糟透了，『保存國粹』之說，在這點是有意義的。如果有人把民族文化離開全世界文化孤獨來看待……在保抱殘守缺的旗幟之下，閉著眼睛自大排外，拒絕域外學術之輸入……」這種「抱著國『渣』當做國『粹』」的「國粹家實在太糟了」。關於道德，文章精闢地指出：「人與人相處的社會，法律之外，道德也是一種不可少的維繫物，根本否認道德的人無論他屬那一階級，那一黨派，都必然是一個邪僻的無恥的小人」；但是，「道德是應該隨著時代及社會製度變遷，而不是一成不變的；道德是用以自律，而不是拿來責人的；道德是要躬行實踐，而不是放在口裏亂喊的，道德喊聲愈高的社會，那社會必然落後，愈墮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