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3] 林庚白致《新華日報》的信，《新華日報》1938年3月16日。
[84] 史斌、蘇晏整理《訪問劉仁靜談話記錄》，1979年3～4月，《黨史資料》1981年第4期。
[85] 唐寶林整理《訪問劉仁靜談話記錄》，1980年7月22日。
[86] 劉仁靜：《讀〈資本論〉芻議》，《半月刊》第3卷第11期；《讀〈西洋史論〉》，《半月刊》第3卷第21期。《半月刊》為南京反省院內部刊物，南京第二歷史檔案館藏。
[87] 可能為《讀〈資本論〉芻議》之誤。
[88] 《鬥爭》第14期，1936年12月15日。
[89] 《托洛茨基檔案中致中國同誌的信》，王凡西譯，第74頁，注4。
[90] 《托洛茨基檔案中致中國同誌的信》，第73頁。
[91] 《保衛馬克思主義》卷1，第10～20頁。
[92] 《托洛茨基檔案中致中國同誌的信》，第74頁，注4。
[93] 《托洛茨基檔案中致中國同誌的信》，第71頁。片山潛原是日本共產黨的創始人和領導人，長期在蘇聯共產國際工作。1933年病逝於莫斯科。
[94] 《托洛茨基檔案中致中國同誌的信》，第78頁。
[95] 《托洛茨基檔案中致中國同誌的信》，第28頁。
[96] 連根：《托洛茨基與陳獨秀》，《國際主義者》第3期，1942年6月25日。連根是王文元的筆名。1942年中國托派分裂成彭述之、劉家良為首的多數派；王文元、鄭超麟、陳其昌、樓國華為首的少數派。《國際主義者》是少數派油印機關報。
[97] 《保衛馬克思主義》卷1，第21頁。
[98] 連根：《托洛茨基與陳獨秀》，《國際主義者》第3期，1942年6月25日，手刻油印件。
十九 「終身反對派」與不變的人生追求（1938～1942）
顛沛流離的流亡生活
早在1938年2月，陳獨秀即有離漢之意。當時陳鍾凡曾推薦他到武漢大學教書，他拒絕，說「撫五（即王星拱，武漢大學校長——引者）與我至好，我所學亦無以教人」。[1]做過北京大學文科學長，在文字學上又有很深的造詣，怎麽能說「無以教人」，說得謙虛，實際上有難言之隱：一是過去離開北京大學時所受到的同行們潑給他的恥辱，使他揮之不去。大學是知識分子集中之處，又是左中右雜處之地，中國式的「文人相輕」，像他這樣政治上多次大失敗的知名人物，若到大學去，不知會有多少人造出多少謠來，使他蒙羞不堪。尤其是「日本間諜」事件前，「托派即漢奸」的輿論，已經廣泛流傳。他雖然一再聲明「不再隸屬於任何黨派」，但是，他的歷史是抹殺不了的。在國共兩黨及其他各政治集團都在抹黑托派的情勢下，他在大學裏是很難待得下去的。二是幾十年來已經習慣於搞政黨政治和革命運動，當領袖，受人敬仰，怎麽能適應去當一個教書匠？
他也一再拒絕托洛茨基請他到美國去創建第四國際的邀請，原因如上所述不願意離開危難中的祖國、要為救國盡一份力之和對中國托派的極左派傾向表示痛惡並因此對「托洛茨基主義」產生懷疑外，還有具體的困難：他的健康狀況很不好，高血壓和胃病時常發作。同時國民黨一直監視著他的一舉一動，批準他出國的可能，可以說絕對沒有。老朋友老下級陳其昌等，曾請亞東圖書館老闆汪孟鄒致書已到美國當大使的胡適，請他在美國的大學裏謀一個客座教授的職位，以免托派問題的麻煩。但是信發出後，未見回音。看來胡適也覺得不好辦，或是太了解陳獨秀，知道他不會離開的祖國的。抗戰初期，胡適曾擔心他在國內會有什麽麻煩，在美國聯繫了一家圖書公司，請他到美國寫自傳。但是，與上麵同樣的理由，他不去。在武漢嚐試「新途徑」失敗後，王文元等人又勸他去香港，以便脫出國民黨的嚴密監控，他也不考慮，他說：「我們擁護與參加抗戰，就無論如何得留在抗戰地區，利用人家不得不給我們的合法身份來作公開批評（監督政府抗戰之意——引者）；一去香港便自動放棄這個身份了。」[2]
何之瑜在陪徐特立到武漢調解所謂陳獨秀「日本間諜」事件後，陳獨秀曾答應何的邀請，打算去長沙嶽麓山下專心著述文字學。但是，後來他又改變主意說：「湖南非樂土，城市將難免為戰區，鄉間亦不無土匪侵害，故決計入川也。」[3]這個決定做出後，他送王文元回上海時，還與王約定：至多半年後，再到「大後方」相聚，「一起打開更有效的工作出路」。[4]這說明他之所以不願出國，還是希望在抗日和改造托派方麵有所作為。
陳獨秀入川，可謂是一波三折。本來，他打算1938年2月入川，2月11日，他在給何之瑜信中說：「弟一星期後，當可動身入川（羅漢、季嚴亦勸我往）。」但是由於發生「日本間諜」事件，他被迫耽下來。6月16日，他準備乘在國民黨中做事的包惠僧為他安排的差船離漢時，闊別三十年的大姐，攜家逃難，突然到了漢口。姐弟患難相逢，悲歡交集。他對包惠僧說：「老姐姐來了，我怎能撇開他們，自己先行！」[5]這位老姐姐也是一個女能人，很受人尊敬。她嫁給了商人吳向榮，其兒子吳季嚴一直跟隨陳獨秀革命，又一起轉向托派。所以，陳獨秀離家後，一直與這位姐姐關係很好。這樣，就拖到7月初，他和姐姐一家搭上了中、中、交、農四家銀行包的專用輪船上行四川。
[84] 史斌、蘇晏整理《訪問劉仁靜談話記錄》，1979年3～4月，《黨史資料》1981年第4期。
[85] 唐寶林整理《訪問劉仁靜談話記錄》，1980年7月22日。
[86] 劉仁靜：《讀〈資本論〉芻議》，《半月刊》第3卷第11期；《讀〈西洋史論〉》，《半月刊》第3卷第21期。《半月刊》為南京反省院內部刊物，南京第二歷史檔案館藏。
[87] 可能為《讀〈資本論〉芻議》之誤。
[88] 《鬥爭》第14期，1936年12月15日。
[89] 《托洛茨基檔案中致中國同誌的信》，王凡西譯，第74頁，注4。
[90] 《托洛茨基檔案中致中國同誌的信》，第73頁。
[91] 《保衛馬克思主義》卷1，第10～20頁。
[92] 《托洛茨基檔案中致中國同誌的信》，第74頁，注4。
[93] 《托洛茨基檔案中致中國同誌的信》，第71頁。片山潛原是日本共產黨的創始人和領導人，長期在蘇聯共產國際工作。1933年病逝於莫斯科。
[94] 《托洛茨基檔案中致中國同誌的信》，第78頁。
[95] 《托洛茨基檔案中致中國同誌的信》，第28頁。
[96] 連根：《托洛茨基與陳獨秀》，《國際主義者》第3期，1942年6月25日。連根是王文元的筆名。1942年中國托派分裂成彭述之、劉家良為首的多數派；王文元、鄭超麟、陳其昌、樓國華為首的少數派。《國際主義者》是少數派油印機關報。
[97] 《保衛馬克思主義》卷1，第21頁。
[98] 連根：《托洛茨基與陳獨秀》，《國際主義者》第3期，1942年6月25日，手刻油印件。
十九 「終身反對派」與不變的人生追求（1938～1942）
顛沛流離的流亡生活
早在1938年2月，陳獨秀即有離漢之意。當時陳鍾凡曾推薦他到武漢大學教書，他拒絕，說「撫五（即王星拱，武漢大學校長——引者）與我至好，我所學亦無以教人」。[1]做過北京大學文科學長，在文字學上又有很深的造詣，怎麽能說「無以教人」，說得謙虛，實際上有難言之隱：一是過去離開北京大學時所受到的同行們潑給他的恥辱，使他揮之不去。大學是知識分子集中之處，又是左中右雜處之地，中國式的「文人相輕」，像他這樣政治上多次大失敗的知名人物，若到大學去，不知會有多少人造出多少謠來，使他蒙羞不堪。尤其是「日本間諜」事件前，「托派即漢奸」的輿論，已經廣泛流傳。他雖然一再聲明「不再隸屬於任何黨派」，但是，他的歷史是抹殺不了的。在國共兩黨及其他各政治集團都在抹黑托派的情勢下，他在大學裏是很難待得下去的。二是幾十年來已經習慣於搞政黨政治和革命運動，當領袖，受人敬仰，怎麽能適應去當一個教書匠？
他也一再拒絕托洛茨基請他到美國去創建第四國際的邀請，原因如上所述不願意離開危難中的祖國、要為救國盡一份力之和對中國托派的極左派傾向表示痛惡並因此對「托洛茨基主義」產生懷疑外，還有具體的困難：他的健康狀況很不好，高血壓和胃病時常發作。同時國民黨一直監視著他的一舉一動，批準他出國的可能，可以說絕對沒有。老朋友老下級陳其昌等，曾請亞東圖書館老闆汪孟鄒致書已到美國當大使的胡適，請他在美國的大學裏謀一個客座教授的職位，以免托派問題的麻煩。但是信發出後，未見回音。看來胡適也覺得不好辦，或是太了解陳獨秀，知道他不會離開的祖國的。抗戰初期，胡適曾擔心他在國內會有什麽麻煩，在美國聯繫了一家圖書公司，請他到美國寫自傳。但是，與上麵同樣的理由，他不去。在武漢嚐試「新途徑」失敗後，王文元等人又勸他去香港，以便脫出國民黨的嚴密監控，他也不考慮，他說：「我們擁護與參加抗戰，就無論如何得留在抗戰地區，利用人家不得不給我們的合法身份來作公開批評（監督政府抗戰之意——引者）；一去香港便自動放棄這個身份了。」[2]
何之瑜在陪徐特立到武漢調解所謂陳獨秀「日本間諜」事件後，陳獨秀曾答應何的邀請，打算去長沙嶽麓山下專心著述文字學。但是，後來他又改變主意說：「湖南非樂土，城市將難免為戰區，鄉間亦不無土匪侵害，故決計入川也。」[3]這個決定做出後，他送王文元回上海時，還與王約定：至多半年後，再到「大後方」相聚，「一起打開更有效的工作出路」。[4]這說明他之所以不願出國，還是希望在抗日和改造托派方麵有所作為。
陳獨秀入川，可謂是一波三折。本來，他打算1938年2月入川，2月11日，他在給何之瑜信中說：「弟一星期後，當可動身入川（羅漢、季嚴亦勸我往）。」但是由於發生「日本間諜」事件，他被迫耽下來。6月16日，他準備乘在國民黨中做事的包惠僧為他安排的差船離漢時，闊別三十年的大姐，攜家逃難，突然到了漢口。姐弟患難相逢，悲歡交集。他對包惠僧說：「老姐姐來了，我怎能撇開他們，自己先行！」[5]這位老姐姐也是一個女能人，很受人尊敬。她嫁給了商人吳向榮，其兒子吳季嚴一直跟隨陳獨秀革命，又一起轉向托派。所以，陳獨秀離家後，一直與這位姐姐關係很好。這樣，就拖到7月初，他和姐姐一家搭上了中、中、交、農四家銀行包的專用輪船上行四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