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 《民族野心》，《陳獨秀先生抗戰文集》第6集。
[45] 《抗戰一年》，《陳獨秀先生抗戰文集》第6集。
[46] 《論遊擊隊》，《陳獨秀先生抗戰文集》第6集。
[47] 王凡西：《雙山回憶錄》（增訂本），第266、268頁。
[48] 王凡西：《雙山回憶錄》（增訂本），第266～267頁。
[49] 王凡西：《雙山回憶錄》（增訂本），第272～273頁。
[50] 參見王凡西《雙山回憶錄》（增訂本），第273頁。
[51] 參見王凡西《雙山回憶錄》（增訂本），第274頁。
[52] 參見張國燾《我的回憶》第3冊，第418～423頁；王明：《中共五十年》，現代史料編刊社，1982，第191頁。
[53] 康生：《剷除日寇暗探民族公敵的托洛茨基匪徒》（以下簡稱《鏟》文），《解放》周刊第29、30期，1938年2月。
[54] 潘梓年：《〈新華日報〉回憶片斷》，重慶人民出版社，1959，第3頁。
[55] 《陳獨秀是否托派漢奸問題》，《新華日報》1938年3月17日。
[56] 陳獨秀：《致〈新華日報〉的信》，1938年3月17日，《血路》第12期；《武漢日報》1938年3月19日；《掃蕩報》1938年3月20日。
[57] 《以大局為生》，武漢《大漢晚報》1938年3月19日。
[58] 吳國璋：《陳獨秀，漢奸？托派？》，《民意周刊》第15期，1938年3月19日。
[59] 雷宇同編《中國共產黨攻擊陳獨秀等的反響》，廣州新東書局，1938。
[60] 《提高政治道德》，《大漢晚報》1938年3月21、23日。
[61] 程思遠：《政壇回憶》，廣西人民出版社，1982，第98頁。
[62] 《托陳漢奸匪徒賣國通敵到大後方 陝甘寧特區政府公審托陳匪徒》，《救國時報》第151期，1938年2月5日。黃公度即王公度，如上述，他不是中共黨員，也與托派沒有關係。其實，張慕陶、徐維烈也都不是托派。梁幹喬是早期的托派，1931年5月托派小組織統一後不久，即投靠國民黨，這時也不是托派，更沒有當漢奸。當時國共抗日統一戰線已經形成，但有些人還停留在「反蔣抗日」或「反共抗日」的立場上，於是，國共兩黨和其他地方軍閥都藉助蘇聯肅托旋風來打擊或槍斃自己的政敵。雖然陳獨秀已經明確表示擁護抗日統一戰線，但王明及康生的鋤奸部，還是要把他打成「漢奸」，並要求槍決他。
[63] 《提高政治道德》，《大漢晚報》1938年3月23日。
[64] 徐樂如：《最近陳獨秀事件的法律觀》，《民意周刊》第16期，1938年3月22日。
[65] 羅漢：《給周恩來等一封公開的信》，《正報》1938年4月25、26日。
[66] 《黃理文談陳獨秀》，吳信忠整理，《周欽嶽談陳獨秀》，周祖羲訪問整理，1982年12月。周欽嶽抗戰期間任重慶《新蜀報》主編，在武漢和重慶，與周恩來及陳獨秀都有來往。
[67] 《陳獨秀致賀鬆生的信》，1938年4月8日，未刊。賀鬆生即何資深、何之瑜。
[68] 《關於嚴肅注意防止不適當地宣傳陳獨秀的通知》，中宣發文第13號，1984年3月19日
[69] 陳獨秀：《告日本社會主義者》，亞東圖書館，1938。歐陽會說：離休後我三次去泰國，刊登此文的暹羅《華僑日報》已經找不到了。
[70] 《歐陽會回憶錄》，唐寶林整理，2010年5月。
[71] 《第四國際執行委員會書記局關於中日戰爭決議案》，《中國革命問題》，第272頁。
[72] 托洛茨基：《論中日戰爭致裏維拉的信》，1937年9月23日，《中國革命問題》，第351頁。
[73] 托洛茨基：《伊羅生著〈中國革命悲劇〉序》，《中國革命問題》，第364頁。
[74] 《陳獨秀的最後論文和書信》，第24頁。
[75] 《臨委給國際的報告——關於d.s.同誌問題》，《保衛馬克思主義》卷1，第28頁，1946年托派多數派所印的油印小冊子。
[76] 《劉家良致李福仁的信》，1937年11月21日，《托洛茨基檔案中致中國同誌的信》第69頁，注釋1。
[77] 《托洛茨基致李福仁的信》，1937年12月1日，《托洛茨基檔案中致中國同誌的信》，第68頁。
[78] 《保衛馬克思主義》卷1，第7頁。
[79] 《陳獨秀給托洛茨基的信》，1938年11月3日。這封信最早刊登在1946年托派多數派油印的《保衛馬克思主義》卷1的「附錄」上，取名為《ds給國際的報告》，但是沒有註明日期。1948年何之瑜把陳獨秀的部分遺著編輯成小冊子《陳獨秀的最後論文和書信》時，請鄭超麟回憶，註明為「1939年某月」。1993年收入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陳獨秀著作選》時，根據鄭超麟的回憶，註明為「1939年1月」。流亡在英國的王文元見後，告訴鄭超麟，他在托洛茨基被刺殺後40年開放的托氏檔案中發現：陳獨秀寫的原信，註明為「1938年11月3日」。於是鄭寫了《陳獨秀致托洛茨基的信是哪一日寫的》一文（刊唐寶林主編《陳獨秀研究動態》第6期，1995年11月），進行了糾正。
[80] 仲：《給陳其昌等的信》，1937年11月21日，《陳獨秀的最後論文與書信》，第24頁。
[81] 王凡西：《雙山回憶錄》（增訂本），第266頁。
[82] 仲：《給陳其昌等的信》，1937年11月21日，《陳獨秀的最後論文與書信》，第23頁。
[45] 《抗戰一年》，《陳獨秀先生抗戰文集》第6集。
[46] 《論遊擊隊》，《陳獨秀先生抗戰文集》第6集。
[47] 王凡西：《雙山回憶錄》（增訂本），第266、268頁。
[48] 王凡西：《雙山回憶錄》（增訂本），第266～267頁。
[49] 王凡西：《雙山回憶錄》（增訂本），第272～273頁。
[50] 參見王凡西《雙山回憶錄》（增訂本），第273頁。
[51] 參見王凡西《雙山回憶錄》（增訂本），第274頁。
[52] 參見張國燾《我的回憶》第3冊，第418～423頁；王明：《中共五十年》，現代史料編刊社，1982，第191頁。
[53] 康生：《剷除日寇暗探民族公敵的托洛茨基匪徒》（以下簡稱《鏟》文），《解放》周刊第29、30期，1938年2月。
[54] 潘梓年：《〈新華日報〉回憶片斷》，重慶人民出版社，1959，第3頁。
[55] 《陳獨秀是否托派漢奸問題》，《新華日報》1938年3月17日。
[56] 陳獨秀：《致〈新華日報〉的信》，1938年3月17日，《血路》第12期；《武漢日報》1938年3月19日；《掃蕩報》1938年3月20日。
[57] 《以大局為生》，武漢《大漢晚報》1938年3月19日。
[58] 吳國璋：《陳獨秀，漢奸？托派？》，《民意周刊》第15期，1938年3月19日。
[59] 雷宇同編《中國共產黨攻擊陳獨秀等的反響》，廣州新東書局，1938。
[60] 《提高政治道德》，《大漢晚報》1938年3月21、23日。
[61] 程思遠：《政壇回憶》，廣西人民出版社，1982，第98頁。
[62] 《托陳漢奸匪徒賣國通敵到大後方 陝甘寧特區政府公審托陳匪徒》，《救國時報》第151期，1938年2月5日。黃公度即王公度，如上述，他不是中共黨員，也與托派沒有關係。其實，張慕陶、徐維烈也都不是托派。梁幹喬是早期的托派，1931年5月托派小組織統一後不久，即投靠國民黨，這時也不是托派，更沒有當漢奸。當時國共抗日統一戰線已經形成，但有些人還停留在「反蔣抗日」或「反共抗日」的立場上，於是，國共兩黨和其他地方軍閥都藉助蘇聯肅托旋風來打擊或槍斃自己的政敵。雖然陳獨秀已經明確表示擁護抗日統一戰線，但王明及康生的鋤奸部，還是要把他打成「漢奸」，並要求槍決他。
[63] 《提高政治道德》，《大漢晚報》1938年3月23日。
[64] 徐樂如：《最近陳獨秀事件的法律觀》，《民意周刊》第16期，1938年3月22日。
[65] 羅漢：《給周恩來等一封公開的信》，《正報》1938年4月25、26日。
[66] 《黃理文談陳獨秀》，吳信忠整理，《周欽嶽談陳獨秀》，周祖羲訪問整理，1982年12月。周欽嶽抗戰期間任重慶《新蜀報》主編，在武漢和重慶，與周恩來及陳獨秀都有來往。
[67] 《陳獨秀致賀鬆生的信》，1938年4月8日，未刊。賀鬆生即何資深、何之瑜。
[68] 《關於嚴肅注意防止不適當地宣傳陳獨秀的通知》，中宣發文第13號，1984年3月19日
[69] 陳獨秀：《告日本社會主義者》，亞東圖書館，1938。歐陽會說：離休後我三次去泰國，刊登此文的暹羅《華僑日報》已經找不到了。
[70] 《歐陽會回憶錄》，唐寶林整理，2010年5月。
[71] 《第四國際執行委員會書記局關於中日戰爭決議案》，《中國革命問題》，第272頁。
[72] 托洛茨基：《論中日戰爭致裏維拉的信》，1937年9月23日，《中國革命問題》，第351頁。
[73] 托洛茨基：《伊羅生著〈中國革命悲劇〉序》，《中國革命問題》，第364頁。
[74] 《陳獨秀的最後論文和書信》，第24頁。
[75] 《臨委給國際的報告——關於d.s.同誌問題》，《保衛馬克思主義》卷1，第28頁，1946年托派多數派所印的油印小冊子。
[76] 《劉家良致李福仁的信》，1937年11月21日，《托洛茨基檔案中致中國同誌的信》第69頁，注釋1。
[77] 《托洛茨基致李福仁的信》，1937年12月1日，《托洛茨基檔案中致中國同誌的信》，第68頁。
[78] 《保衛馬克思主義》卷1，第7頁。
[79] 《陳獨秀給托洛茨基的信》，1938年11月3日。這封信最早刊登在1946年托派多數派油印的《保衛馬克思主義》卷1的「附錄」上，取名為《ds給國際的報告》，但是沒有註明日期。1948年何之瑜把陳獨秀的部分遺著編輯成小冊子《陳獨秀的最後論文和書信》時，請鄭超麟回憶，註明為「1939年某月」。1993年收入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陳獨秀著作選》時，根據鄭超麟的回憶，註明為「1939年1月」。流亡在英國的王文元見後，告訴鄭超麟，他在托洛茨基被刺殺後40年開放的托氏檔案中發現：陳獨秀寫的原信，註明為「1938年11月3日」。於是鄭寫了《陳獨秀致托洛茨基的信是哪一日寫的》一文（刊唐寶林主編《陳獨秀研究動態》第6期，1995年11月），進行了糾正。
[80] 仲：《給陳其昌等的信》，1937年11月21日，《陳獨秀的最後論文與書信》，第24頁。
[81] 王凡西：《雙山回憶錄》（增訂本），第266頁。
[82] 仲：《給陳其昌等的信》，1937年11月21日，《陳獨秀的最後論文與書信》，第2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