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汪精衛致胡適信》，1937年8月19日，原件藏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
[3] 《國民政府司法院呈文》呈字第260號，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
[4] 《司法院訓令》訓令第594號，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
[5] 上海博物館藏。該信原無標點，但近年來有些書刊（如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陳獨秀著作選》）加標點發表時，往往把「……是內亂罪亦無由周內。無罪而科以刑，是謂冤獄。」點成「……周內無罪而科以刑」，是不知「周內」是「構陷」之意也。
[6] 馬蔭良、儲玉坤：《關於陳獨秀出獄前寫給〈申報〉的一封信》，《黨史資料》1981年第1期。標題上的「出獄前」，應是「出獄後」。
[7] 陳獨秀：《抗戰期中的種種問題》，《抗戰》周刊第1卷第6期，1937年10月16日。
[8] 陳獨秀：《我們斷然有救》，《政論》第1卷第13期，1938年6月5日。
[9] 陳獨秀：《抗日戰爭之意義》，《我的抗戰意見》，華中圖書公司，1938，第5頁。
[10] 獨秀：《從第一個雙十節到第二十六個雙十節》，《宇宙風》第49期，1937年10月16日；陳獨秀：《抗日戰爭之意義》，《我的抗戰意見》，第5頁。
[11] 獨秀：《抗戰中應有的綱領》，《我的抗戰意見》，第28頁。
[12] 獨秀：《從第一個雙十節到第二十六個雙十節》，《宇宙風》第49期，1937年10月16日。
[13] 陳獨秀：《抗戰與建國》，《政論》第1卷第9期，1938年4月25日。
[14] 陳獨秀：《抗日戰爭之意義》，《我的抗戰意見》，第5頁。
[15] 陳獨秀：《抗戰中的黨派問題》，《陳獨秀先生抗戰文集》第5集，亞東圖書館，1938。
[16] 獨秀：《言和即為漢奸》，向愚編《抗戰文選》第3輯，戰時出版社，1937。
[17] 《黃理文談陳獨秀》，吳信忠1981年訪問整理，未刊稿；包惠僧：《我所知道的陳獨秀》（二），《黨史研究資料》1979年第5期。
[18] 陳鍾凡：《陳仲甫先生印象記》，1947年7月，手稿，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
[19] 陳獨秀：《各黨派應如何鞏固團結》，《陳獨秀先生抗戰文集》第5集。
[20] 陳獨秀：《抗戰中的黨派問題》，《陳獨秀先生抗戰文集》第5集。
[21] 陳獨秀：《抗戰中應有的綱領》，《我的抗戰意見》，第28頁。
[22] 陳獨秀：《準備戰敗後的對日抗戰》，《我的抗戰意見》，第32～33頁。
[23] 《我的抗戰意見》，華中圖書公司，1938年3月，第31～36頁。
[24] 陳獨秀：《怎樣使有錢者出錢有力者出力》，《宇宙風》第52期，1937年11月。
[25] 陳獨秀：《致〈新華日報〉的信》，1938年3月17日，《血路》第12期；《武漢日報》1937年3月19日。
[26] 參見王凡西《雙山回憶錄》（增訂本），第262頁；羅漢《致周恩來等一封公開信》，《漢口正報》1938年4月24日、25日。
[27] 冰：《陳獨秀先生到何處去》，《解放》第24期，1937年11月20日。
[28] 羅漢：《致周恩來等一封公開信》，《漢口正報》1938年4月24日、25日。
[29] 羅漢：《致周恩來等一封公開信》，《漢口正報》1938年4月24日、25日。
[30] 張國燾：《我的回憶》，第1331頁。
[31] 轉引自《葉劍英、博古、董必武給〈新華日報〉的信》，《新華日報》1938年3月20日。
[32] 王凡西：《雙山回憶錄》（增訂本），第264頁。
[33] 高語罕：《陳獨秀入川後》，《新民報》晚刊1947年11月13日。
[34] 包惠僧：《我所知道的陳獨秀》（三），《黨史研究資料》1980年第18期。
[35] 當時由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長李新牽頭，準備成立「現代史研究所」（現代史以1919年五四運動為起點），公章和經費已經撥下，但因沒有房子，暫時留在北京東廠胡同的近代史所，後因各種原因，該所未能成立。
[36] 列印件，未刊。
[37] 《中國共產主義同盟緊要聲明》，《鬥爭》第3卷第9期，1937年10月2日。
[38] 《羅漢致彭述之的信》，1937年10月1日，中央檔案館藏。
[39] 陳獨秀：《給陳其昌等的信》，1937年11月21日，《陳獨秀最後論文和書信》，第23頁。
[40] 陳獨秀：《資本主義在中國》，《陳獨秀先生抗戰文集》第1集。
[41] 陳獨秀：《我們為什麽而戰》，《告日本社會主義者》（單行本），廣州亞東圖書館1938年印行。
[42] 《陳獨秀給托洛茨基的信》，1938年11月3日。《陳獨秀著作選》，根據鄭超麟提供給何之瑜編的《陳獨秀最後論文和書信》一書的日期，定為「1939年3月x日」。而在美國1980年開放的托洛次基檔案，該信英文件為「1938年11月3日」。經筆者查閱該信最早在托派多數派的小冊子《保衛馬克思主義》之一「附錄一」上發表時，未刊日期。而根據托洛茨基回信時指出李福仁在上海轉信給他的日期是1939年「1月19日」來推算，陳其昌在那抗戰風火歲月中繞道香港去四川，再從原路返回上海，那麽，「1938年11月3日」這個日期，應該說是正確的。所以，鄭超麟在筆者主編的《陳獨秀研究動態》第6期（1995年11月）上，進行了修正。
[43] 陳獨秀：《五四運動時代過去了嗎？》，《政論》旬刊第1卷第11期，1938年5月15日。
[3] 《國民政府司法院呈文》呈字第260號，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
[4] 《司法院訓令》訓令第594號，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
[5] 上海博物館藏。該信原無標點，但近年來有些書刊（如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陳獨秀著作選》）加標點發表時，往往把「……是內亂罪亦無由周內。無罪而科以刑，是謂冤獄。」點成「……周內無罪而科以刑」，是不知「周內」是「構陷」之意也。
[6] 馬蔭良、儲玉坤：《關於陳獨秀出獄前寫給〈申報〉的一封信》，《黨史資料》1981年第1期。標題上的「出獄前」，應是「出獄後」。
[7] 陳獨秀：《抗戰期中的種種問題》，《抗戰》周刊第1卷第6期，1937年10月16日。
[8] 陳獨秀：《我們斷然有救》，《政論》第1卷第13期，1938年6月5日。
[9] 陳獨秀：《抗日戰爭之意義》，《我的抗戰意見》，華中圖書公司，1938，第5頁。
[10] 獨秀：《從第一個雙十節到第二十六個雙十節》，《宇宙風》第49期，1937年10月16日；陳獨秀：《抗日戰爭之意義》，《我的抗戰意見》，第5頁。
[11] 獨秀：《抗戰中應有的綱領》，《我的抗戰意見》，第28頁。
[12] 獨秀：《從第一個雙十節到第二十六個雙十節》，《宇宙風》第49期，1937年10月16日。
[13] 陳獨秀：《抗戰與建國》，《政論》第1卷第9期，1938年4月25日。
[14] 陳獨秀：《抗日戰爭之意義》，《我的抗戰意見》，第5頁。
[15] 陳獨秀：《抗戰中的黨派問題》，《陳獨秀先生抗戰文集》第5集，亞東圖書館，1938。
[16] 獨秀：《言和即為漢奸》，向愚編《抗戰文選》第3輯，戰時出版社，1937。
[17] 《黃理文談陳獨秀》，吳信忠1981年訪問整理，未刊稿；包惠僧：《我所知道的陳獨秀》（二），《黨史研究資料》1979年第5期。
[18] 陳鍾凡：《陳仲甫先生印象記》，1947年7月，手稿，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
[19] 陳獨秀：《各黨派應如何鞏固團結》，《陳獨秀先生抗戰文集》第5集。
[20] 陳獨秀：《抗戰中的黨派問題》，《陳獨秀先生抗戰文集》第5集。
[21] 陳獨秀：《抗戰中應有的綱領》，《我的抗戰意見》，第28頁。
[22] 陳獨秀：《準備戰敗後的對日抗戰》，《我的抗戰意見》，第32～33頁。
[23] 《我的抗戰意見》，華中圖書公司，1938年3月，第31～36頁。
[24] 陳獨秀：《怎樣使有錢者出錢有力者出力》，《宇宙風》第52期，1937年11月。
[25] 陳獨秀：《致〈新華日報〉的信》，1938年3月17日，《血路》第12期；《武漢日報》1937年3月19日。
[26] 參見王凡西《雙山回憶錄》（增訂本），第262頁；羅漢《致周恩來等一封公開信》，《漢口正報》1938年4月24日、25日。
[27] 冰：《陳獨秀先生到何處去》，《解放》第24期，1937年11月20日。
[28] 羅漢：《致周恩來等一封公開信》，《漢口正報》1938年4月24日、25日。
[29] 羅漢：《致周恩來等一封公開信》，《漢口正報》1938年4月24日、25日。
[30] 張國燾：《我的回憶》，第1331頁。
[31] 轉引自《葉劍英、博古、董必武給〈新華日報〉的信》，《新華日報》1938年3月20日。
[32] 王凡西：《雙山回憶錄》（增訂本），第264頁。
[33] 高語罕：《陳獨秀入川後》，《新民報》晚刊1947年11月13日。
[34] 包惠僧：《我所知道的陳獨秀》（三），《黨史研究資料》1980年第18期。
[35] 當時由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長李新牽頭，準備成立「現代史研究所」（現代史以1919年五四運動為起點），公章和經費已經撥下，但因沒有房子，暫時留在北京東廠胡同的近代史所，後因各種原因，該所未能成立。
[36] 列印件，未刊。
[37] 《中國共產主義同盟緊要聲明》，《鬥爭》第3卷第9期，1937年10月2日。
[38] 《羅漢致彭述之的信》，1937年10月1日，中央檔案館藏。
[39] 陳獨秀：《給陳其昌等的信》，1937年11月21日，《陳獨秀最後論文和書信》，第23頁。
[40] 陳獨秀：《資本主義在中國》，《陳獨秀先生抗戰文集》第1集。
[41] 陳獨秀：《我們為什麽而戰》，《告日本社會主義者》（單行本），廣州亞東圖書館1938年印行。
[42] 《陳獨秀給托洛茨基的信》，1938年11月3日。《陳獨秀著作選》，根據鄭超麟提供給何之瑜編的《陳獨秀最後論文和書信》一書的日期，定為「1939年3月x日」。而在美國1980年開放的托洛次基檔案，該信英文件為「1938年11月3日」。經筆者查閱該信最早在托派多數派的小冊子《保衛馬克思主義》之一「附錄一」上發表時，未刊日期。而根據托洛茨基回信時指出李福仁在上海轉信給他的日期是1939年「1月19日」來推算，陳其昌在那抗戰風火歲月中繞道香港去四川，再從原路返回上海，那麽，「1938年11月3日」這個日期，應該說是正確的。所以，鄭超麟在筆者主編的《陳獨秀研究動態》第6期（1995年11月）上，進行了修正。
[43] 陳獨秀：《五四運動時代過去了嗎？》，《政論》旬刊第1卷第11期，1938年5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