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甚至認定托洛茨基相信當革命局勢來臨時，陳獨秀還會與他們「說著同樣的話」；「真實的革命將使我們之間的意見消滅於無形，陳獨秀還會回到革命的第四國際的立場來，他仍舊要在中國革命中起著巨大作用。」
上海托派臨委見到托的回信後，對托氏在陳獨秀問題上採取調和主義立場極為不滿，他們又做出一個《臨委給國際的報告——關於d.s.同誌問題》，[97]駁斥了托氏對陳的袒護立場，不接受與陳獨秀調和：「d.s.同誌自出獄後便一貫在政治上採取機會主義立場，在組織上採取取消主義的觀點」；「我們不可否認的聲明：d.s.同誌與我們之間在抗戰過程中有根本不同的兩條路線：一條是向孟什維克乖離的路線，一條是不可調和的布爾什維克—列寧派路線。」
《報告》強調他們是「站在不可調和的階級鬥爭觀點上……監視著戰爭的每一步發展」，而陳獨秀「一貫便採取政府與人民的中間的立場，一麵向政府以超然的『公正人』的資格，哀求和說服政府對民眾採取寬容和改良政策，一麵則以空洞和含糊的話叫民眾『相信』政府，叫民眾『自動』起來幫助政府。這種遊離的超階級的態度與布爾什維克—列寧派的基本明確的階級立場不能調和。」
《報告》再次否認陳獨秀的批判，鄭重地發表「最後負責的聲明」：「d.s.攻擊我們為極左派所列舉的罪名沒有一條是真實的！」——這簡直是耍賴皮了，其實陳獨秀對他們的批判條條是真實的，而且是至始以來長期如此。就連《報告》也不得不承認：「我們這個團體一貫處境孤立……一貫與群眾沒有保持密切的聯繫，因此不能及時反映出廣大群眾心理的轉變。」
《報告》再次暴露出他們教條主義的特徵，集中火力攻擊陳獨秀已經離開了托洛茨基不斷革命的理論。這一點倒是說對了，但這不是陳的錯誤，卻是陳的優點！因為陳在《告反對資本主義的人們》《資本主義在中國》《我們不要害怕資本主義》等文章和演說中，在堅持帶有托派色彩的「中國此時還是一個『初期資本主義國家』」觀點的同時，強調「資本主義在中國，還有大發展的餘地」。所以他叫人們「不要害怕資本主義」，還說：「社會主義在中國的經濟成熟，自然是無稽之談；有相當力量的工業及其政黨，隻有在工業發達的資本主義社會才能夠生長起來……」「因此，我們可以得到一個結論：中國目前的問題，不是什麽『社會主義，或資本主義』，而是『本國的資本主義，或外國資本主義的殖民地』。」
在這裏，很有諷刺意味。以上觀點，原本是陳獨秀批判的劉仁靜的觀點，而現在卻輪到托派臨委來批判他了。據此，《報告》認為：「他對中國無產階級力量及社會主義的信心已根本動搖，他之屢屢鄭重『無保留的以百分之百的力量用之於民族民主鬥爭』並不是表明他站在不斷革命論的觀點上來提出這個問題。恰恰相反，他最近思想的發展已接近了『階段論』的學說。」
托派這裏反對的所謂「階段論」，是指資本主義以前的、落後的國家，先進行民族民主革命，後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即把托派堅持的「不斷革命論」或「一次革命論」——一次革命完成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兩種任務，分成兩個階級來完成。歷史證明，陳獨秀的「階段論」是符合歷史發展規律的正確理論。
在組織問題上，托派臨委更反對托洛茨基的「調和論」。《報告》說：「自從他出獄後對我們組織所採取的冷漠、輕蔑甚至敵視的態度，他對某同誌表示『各人各幹各人的，將來再說』的觀念，甚至他在敵人麵前公開表示他和『托派』無關的聲明，這些都足以覘知他的取消組織的觀點。因此我們應該繼續聲明，即在組織問題上我們與ds同誌的取消觀點也陷於不可調和的地步。」
就這樣，無論陳獨秀或托派臨委，雙方都認為已經分裂。隻是托派中的王文元、鄭超麟、陳其昌、樓國華等少數人，出於與陳的私誼和一相情願地認為以後時局變化，他能回到托派隊伍中來的期望，「完全同意」托洛茨基對陳的「寬容」，反對對陳採取極端的措施。[98]為此，又是以「多數」通過的這個《報告》抱怨說：「有極少數的老同誌往往以道德的感情的觀點來迴避這一鬥爭……辯護他（指陳獨秀——引者）並未離開我們的立場。」於是，托派臨委本身，也開始醞釀新的分裂。
《報告》最後還是屈服於托洛茨基的壓力，被迫同意陳獨秀「留在第四國際內，是很有意義的」；「我們現在仍繼續誠懇的要求d.s.同誌和我們，和國際組織恢復正常的關係，進行徹底的討論」，「我們自得到托同誌的意見後，我們更希望他能到美國去。」但同時又說：「我們認為改正一個領袖同誌錯誤的最不可少的辦法，還是對他的錯誤不可調和的鬥爭……假如他仍堅執成見，把我們視為『極左派』以保留他一貫的機會主義路線，則我們始終是無法接近無法合作的。」這表明，這次如果沒有托洛茨基親自出來「保駕」，如果不是王文元、陳其昌等人出於感情的「辯護」，彭述之、劉家良這兩位宿敵控製的臨委，又要演出「開除」陳獨秀的鬧劇。
* * *
[1] 陳鍾凡：《陳仲甫先生印象記》，1947年7月，手稿，中央檔案館藏。
上海托派臨委見到托的回信後，對托氏在陳獨秀問題上採取調和主義立場極為不滿，他們又做出一個《臨委給國際的報告——關於d.s.同誌問題》，[97]駁斥了托氏對陳的袒護立場，不接受與陳獨秀調和：「d.s.同誌自出獄後便一貫在政治上採取機會主義立場，在組織上採取取消主義的觀點」；「我們不可否認的聲明：d.s.同誌與我們之間在抗戰過程中有根本不同的兩條路線：一條是向孟什維克乖離的路線，一條是不可調和的布爾什維克—列寧派路線。」
《報告》強調他們是「站在不可調和的階級鬥爭觀點上……監視著戰爭的每一步發展」，而陳獨秀「一貫便採取政府與人民的中間的立場，一麵向政府以超然的『公正人』的資格，哀求和說服政府對民眾採取寬容和改良政策，一麵則以空洞和含糊的話叫民眾『相信』政府，叫民眾『自動』起來幫助政府。這種遊離的超階級的態度與布爾什維克—列寧派的基本明確的階級立場不能調和。」
《報告》再次否認陳獨秀的批判，鄭重地發表「最後負責的聲明」：「d.s.攻擊我們為極左派所列舉的罪名沒有一條是真實的！」——這簡直是耍賴皮了，其實陳獨秀對他們的批判條條是真實的，而且是至始以來長期如此。就連《報告》也不得不承認：「我們這個團體一貫處境孤立……一貫與群眾沒有保持密切的聯繫，因此不能及時反映出廣大群眾心理的轉變。」
《報告》再次暴露出他們教條主義的特徵，集中火力攻擊陳獨秀已經離開了托洛茨基不斷革命的理論。這一點倒是說對了，但這不是陳的錯誤，卻是陳的優點！因為陳在《告反對資本主義的人們》《資本主義在中國》《我們不要害怕資本主義》等文章和演說中，在堅持帶有托派色彩的「中國此時還是一個『初期資本主義國家』」觀點的同時，強調「資本主義在中國，還有大發展的餘地」。所以他叫人們「不要害怕資本主義」，還說：「社會主義在中國的經濟成熟，自然是無稽之談；有相當力量的工業及其政黨，隻有在工業發達的資本主義社會才能夠生長起來……」「因此，我們可以得到一個結論：中國目前的問題，不是什麽『社會主義，或資本主義』，而是『本國的資本主義，或外國資本主義的殖民地』。」
在這裏，很有諷刺意味。以上觀點，原本是陳獨秀批判的劉仁靜的觀點，而現在卻輪到托派臨委來批判他了。據此，《報告》認為：「他對中國無產階級力量及社會主義的信心已根本動搖，他之屢屢鄭重『無保留的以百分之百的力量用之於民族民主鬥爭』並不是表明他站在不斷革命論的觀點上來提出這個問題。恰恰相反，他最近思想的發展已接近了『階段論』的學說。」
托派這裏反對的所謂「階段論」，是指資本主義以前的、落後的國家，先進行民族民主革命，後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即把托派堅持的「不斷革命論」或「一次革命論」——一次革命完成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兩種任務，分成兩個階級來完成。歷史證明，陳獨秀的「階段論」是符合歷史發展規律的正確理論。
在組織問題上，托派臨委更反對托洛茨基的「調和論」。《報告》說：「自從他出獄後對我們組織所採取的冷漠、輕蔑甚至敵視的態度，他對某同誌表示『各人各幹各人的，將來再說』的觀念，甚至他在敵人麵前公開表示他和『托派』無關的聲明，這些都足以覘知他的取消組織的觀點。因此我們應該繼續聲明，即在組織問題上我們與ds同誌的取消觀點也陷於不可調和的地步。」
就這樣，無論陳獨秀或托派臨委，雙方都認為已經分裂。隻是托派中的王文元、鄭超麟、陳其昌、樓國華等少數人，出於與陳的私誼和一相情願地認為以後時局變化，他能回到托派隊伍中來的期望，「完全同意」托洛茨基對陳的「寬容」，反對對陳採取極端的措施。[98]為此，又是以「多數」通過的這個《報告》抱怨說：「有極少數的老同誌往往以道德的感情的觀點來迴避這一鬥爭……辯護他（指陳獨秀——引者）並未離開我們的立場。」於是，托派臨委本身，也開始醞釀新的分裂。
《報告》最後還是屈服於托洛茨基的壓力，被迫同意陳獨秀「留在第四國際內，是很有意義的」；「我們現在仍繼續誠懇的要求d.s.同誌和我們，和國際組織恢復正常的關係，進行徹底的討論」，「我們自得到托同誌的意見後，我們更希望他能到美國去。」但同時又說：「我們認為改正一個領袖同誌錯誤的最不可少的辦法，還是對他的錯誤不可調和的鬥爭……假如他仍堅執成見，把我們視為『極左派』以保留他一貫的機會主義路線，則我們始終是無法接近無法合作的。」這表明，這次如果沒有托洛茨基親自出來「保駕」，如果不是王文元、陳其昌等人出於感情的「辯護」，彭述之、劉家良這兩位宿敵控製的臨委，又要演出「開除」陳獨秀的鬧劇。
* * *
[1] 陳鍾凡：《陳仲甫先生印象記》，1947年7月，手稿，中央檔案館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