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通信不便，過了四個月，托氏才知道陳獨秀在中國拒絕發表「脫離托派」的聲明，而他的擔心也被王明、康生等誣陷陳為「漢奸」，要求「槍斃」他而一度十分危險的各種消息所證實。於是，他再次極其鄭重地給李福仁寫信道：「我非常關懷的問題是陳獨秀的人身安全。這是一個重要的政治問題。我毫不懷疑史達林會在戰爭期間暗殺他……他應該到美國去，如有可能，應取得中國政府的同意……陳獨秀如到美國，能為中國的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展開很有效的宣傳。他以一個真正的中國人、一個老革命家、且以一個獨立的政治家資格來進行這種宣傳，對於美國工人所能發生的影響比莫斯科的代理人們所發生的要大一千倍。」
請看，由於得到了陳獨秀拒絕發表「脫離托派」聲明的訊息，托氏對陳的熱情得到巨大的釋放，給予了陳獨秀如此崇高的評價。
同時，陳獨秀發表的「我已不隸屬於任何黨派」的聲明被中國托派誤認為是「脫離托派」的聲明，對他表示強烈譴責，而托氏卻表示充分的理解：「陳獨秀對我們中國支部保持很謹慎的態度，我絕對能夠理解。他在中國太出名，他的每一步行動都受著當局的管製……在這樣的情形下，陳獨秀很容易被牽連到某種臭名洋溢的司法羅網中去，如果發生這種事情，對他將是致命的打擊，對第四國際也極為有害。他的處境如果尚非絕難忍受，卻已是極端困難的了。他無論如何得跑到外國來。這是我最深的信心。」[94]
這封信後，由於陳獨秀隻身進入四川，與上海托派失去了聯繫，托氏有大半年沒有陳的消息，因此很著急。1939年2月23日，他在給李福仁的一封簡訊中問：陳獨秀的近況如何？他在幹什麽？他的思想如何？
現在，李福仁終於把陳獨秀致托洛茨基的信和臨委的反駁報告寄到了托氏麵前。一方麵，托氏不得不承認，中國托派臨委的抗戰路線基本上符合他的思想和指示，另一方麵，由於他有了以上對陳獨秀的觀察和了解，對陳信中的意見，也不能不重視。於是，他採取折中方法，調和兩個極端，十分審慎地表示：「我很困難形成一種確定的見解來判斷我們的同誌們的政治意見，或判斷他們極左主義的程度，因之也不能判斷我們老朋友（即陳獨秀——引者）方麵對於他們的嚴斥是否正確。」
這句話表達了托氏的矛盾、無奈和對中國國情的無知。他不可能承認他的理論是錯誤的、極左的，但為什麽在中國的命運像陳獨秀說的如此糟糕。他自認為自己的理論比史達林正確，但在中國得到的結果，卻根本無法與中共達到的成果相比。他不可能像陳獨秀那樣批評中國托派，但對於陳獨秀仍忠於托派事業的思想感情及其提出的工作方針，顯然深受感動。因為陳提出的當前隻能進行民族民主鬥爭的主張，與他提出的中國在「過渡時期」以國民會議為中心口號所要解決的任務，並無不合。而陳獨秀看不起中共組織，提出使中國托派成為「創造無產階級政黨中心勢力」的意見，更是他一貫的願望。在1932年9、10月間給陳的信和1937年8月與李福仁的談話中，他都強調了這個願望。所以，他又對陳獨秀表示了較多的諒解和支持。他說：「我非常歡喜，我們的老朋友在政治上仍舊是我們的朋友，雖然含有若幹可能的分歧」；「然而他表示的意見，我以為在本質上是正確的，我希望在這個基礎上能夠同他經常合作。」[95]
關於陳獨秀與中國托派臨委的矛盾，基於他對陳的情誼和一貫的建議，認為很好解決，就是把陳獨秀調離，到美國來參加第四國際的工作，這樣既解決了陳與托派臨委的矛盾，又解除了他認為陳留在中國危險的擔心，更遂了他多年來要陳到第四國際來與他合作奮鬥並提高第四國際威望的願望。可謂是一舉三得。可惜的是，他在一點上還是不了解陳獨秀：陳首先是一個偉大的愛國者，在祖國危難時刻，絕不會離開祖國。另外，托洛茨基在寫了此信的第二年，即1940年，自己也被史達林派的克格勃用斧子殘忍地砍死了。就這樣，托氏的殷切期望沒有實現，陳獨秀少了一個能深切交流思想的知己。
王文元在陳獨秀逝世時，寫過一篇題為《托洛茨基與陳獨秀》[96]的文章，對托洛茨基為什麽幾次三番在陳獨秀與其他托派鬥爭中袒護陳獨秀，有這樣的評述：「將近十年來，如果沒有托洛茨基的『保護』，陳獨秀大約已不止一次地被托派中的某些『英雄』開除，宣布『自動脫離』或宣布『變節』了！」又說：「托洛茨基在1927年5月7日第一次提到陳獨秀時說過一句名言：陳獨秀同誌根據他自己觀察來估計局勢，與我們根據理論思考而估計局勢，恰恰說著同樣的話」；「這個評價決定了托洛茨基對陳獨秀的態度，直到最後。他自始至終十分珍視那有經驗的革命的陳獨秀，而不重視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的陳獨秀。所以每當中國的年青托派或因意氣、或因理論上的吹求、即或因正確的批評而攻擊陳獨秀時，托洛茨基所採取的態度總是袒護的甚至『曲宥的』。」文章還說托洛茨基所以特別看重陳獨秀，是要陳參加第四國際，「正因為如此，他不斷地要獲知陳獨秀的思想發展。自從一九二九年以來，陳獨秀思想上的一切錯誤——無論真實的或虛幻的——托洛茨基沒有一件不知道」；托洛茨基比任何人更明白陳獨秀的錯誤，但他也比任何人更明白他的長處與價值，因而他比任何人更不願做出陳獨秀「變節」的結論。
請看，由於得到了陳獨秀拒絕發表「脫離托派」聲明的訊息，托氏對陳的熱情得到巨大的釋放，給予了陳獨秀如此崇高的評價。
同時，陳獨秀發表的「我已不隸屬於任何黨派」的聲明被中國托派誤認為是「脫離托派」的聲明，對他表示強烈譴責，而托氏卻表示充分的理解：「陳獨秀對我們中國支部保持很謹慎的態度，我絕對能夠理解。他在中國太出名，他的每一步行動都受著當局的管製……在這樣的情形下，陳獨秀很容易被牽連到某種臭名洋溢的司法羅網中去，如果發生這種事情，對他將是致命的打擊，對第四國際也極為有害。他的處境如果尚非絕難忍受，卻已是極端困難的了。他無論如何得跑到外國來。這是我最深的信心。」[94]
這封信後，由於陳獨秀隻身進入四川，與上海托派失去了聯繫，托氏有大半年沒有陳的消息，因此很著急。1939年2月23日，他在給李福仁的一封簡訊中問：陳獨秀的近況如何？他在幹什麽？他的思想如何？
現在，李福仁終於把陳獨秀致托洛茨基的信和臨委的反駁報告寄到了托氏麵前。一方麵，托氏不得不承認，中國托派臨委的抗戰路線基本上符合他的思想和指示，另一方麵，由於他有了以上對陳獨秀的觀察和了解，對陳信中的意見，也不能不重視。於是，他採取折中方法，調和兩個極端，十分審慎地表示：「我很困難形成一種確定的見解來判斷我們的同誌們的政治意見，或判斷他們極左主義的程度，因之也不能判斷我們老朋友（即陳獨秀——引者）方麵對於他們的嚴斥是否正確。」
這句話表達了托氏的矛盾、無奈和對中國國情的無知。他不可能承認他的理論是錯誤的、極左的，但為什麽在中國的命運像陳獨秀說的如此糟糕。他自認為自己的理論比史達林正確，但在中國得到的結果，卻根本無法與中共達到的成果相比。他不可能像陳獨秀那樣批評中國托派，但對於陳獨秀仍忠於托派事業的思想感情及其提出的工作方針，顯然深受感動。因為陳提出的當前隻能進行民族民主鬥爭的主張，與他提出的中國在「過渡時期」以國民會議為中心口號所要解決的任務，並無不合。而陳獨秀看不起中共組織，提出使中國托派成為「創造無產階級政黨中心勢力」的意見，更是他一貫的願望。在1932年9、10月間給陳的信和1937年8月與李福仁的談話中，他都強調了這個願望。所以，他又對陳獨秀表示了較多的諒解和支持。他說：「我非常歡喜，我們的老朋友在政治上仍舊是我們的朋友，雖然含有若幹可能的分歧」；「然而他表示的意見，我以為在本質上是正確的，我希望在這個基礎上能夠同他經常合作。」[95]
關於陳獨秀與中國托派臨委的矛盾，基於他對陳的情誼和一貫的建議，認為很好解決，就是把陳獨秀調離，到美國來參加第四國際的工作，這樣既解決了陳與托派臨委的矛盾，又解除了他認為陳留在中國危險的擔心，更遂了他多年來要陳到第四國際來與他合作奮鬥並提高第四國際威望的願望。可謂是一舉三得。可惜的是，他在一點上還是不了解陳獨秀：陳首先是一個偉大的愛國者，在祖國危難時刻，絕不會離開祖國。另外，托洛茨基在寫了此信的第二年，即1940年，自己也被史達林派的克格勃用斧子殘忍地砍死了。就這樣，托氏的殷切期望沒有實現，陳獨秀少了一個能深切交流思想的知己。
王文元在陳獨秀逝世時，寫過一篇題為《托洛茨基與陳獨秀》[96]的文章，對托洛茨基為什麽幾次三番在陳獨秀與其他托派鬥爭中袒護陳獨秀，有這樣的評述：「將近十年來，如果沒有托洛茨基的『保護』，陳獨秀大約已不止一次地被托派中的某些『英雄』開除，宣布『自動脫離』或宣布『變節』了！」又說：「托洛茨基在1927年5月7日第一次提到陳獨秀時說過一句名言：陳獨秀同誌根據他自己觀察來估計局勢，與我們根據理論思考而估計局勢，恰恰說著同樣的話」；「這個評價決定了托洛茨基對陳獨秀的態度，直到最後。他自始至終十分珍視那有經驗的革命的陳獨秀，而不重視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的陳獨秀。所以每當中國的年青托派或因意氣、或因理論上的吹求、即或因正確的批評而攻擊陳獨秀時，托洛茨基所採取的態度總是袒護的甚至『曲宥的』。」文章還說托洛茨基所以特別看重陳獨秀，是要陳參加第四國際，「正因為如此，他不斷地要獲知陳獨秀的思想發展。自從一九二九年以來，陳獨秀思想上的一切錯誤——無論真實的或虛幻的——托洛茨基沒有一件不知道」；托洛茨基比任何人更明白陳獨秀的錯誤，但他也比任何人更明白他的長處與價值，因而他比任何人更不願做出陳獨秀「變節」的結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