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臨委的極左派，見到陳獨秀向托洛茨基的告狀信，氣急敗壞，立即通過了一個長達一萬一千多字的第二個對陳的決議《臨委給國際的政治工作報告》[91]附在陳獨秀信一起，進行批駁。
但是，這個批駁是那樣無力，反而證明在事實上陳獨秀對他們的批評是正確的，如他們不得不承認陳獨秀批判他們在抗戰爆發後，在他們的刊物上還出現「打倒國民黨政府」的口號，「這對於外麵曾經發生了一些誤會和不好的影響」；但又辯解說：「其原因，一部分是由於疏忽，一部分是由於當時的負責者中有一人還堅持保留這一口號以為宣傳之用。」然後又自吹上述上海失陷後即1937年11月通過的托派抗戰綱領（包括對中共的攻擊）是「完全正確的，因為這不但是根據過去俄國及中國革命教訓，根據列寧與托同誌最近關於中日戰爭所發表的許多文件（特別是一九三七年九月廿三日寫給裏維約同誌的信）的意見相符，並且由中日戰爭一年餘來的事實，也從反麵證實了我們所採取的路線之正確」。
同時，《報告》也承認：「我們的政治路線並沒有能給予這次抗戰以多大的影響。換句話說，我們並沒有能根據我們的政治路線去鼓動民眾，組織民眾起來幹涉這次抗戰，轉移這次抗戰，以至抗戰不斷失敗。」但接著又反駁陳獨秀：「但這不是我們主觀的過失，更不能以此誣衊我們的政治路線是錯誤的，像d.s.同誌歸咎於我們的。這是一大串的客觀原因所形成起來的……至於要說到我們的錯誤，也不是沒有……但同時也必得知道這是由於我們的組織太弱小太孤立了……」
報告在今後工作的打算中，一麵堅持陳獨秀批評的做法：「盡可能地經常維持我們的刊物出版」；一麵又採取陳獨秀的建議：「盡可能使組織接近群眾，在工人及農民中建立新的群眾組織」。
與托洛茨基的深情厚誼
陳獨秀的告狀信和上海臨委極左派自我辯駁的報告，都寄到了在美國的托洛茨基麵前，要求「最高裁決」。這給一直關心著中國命運，特別關心著中國托派命運，而又遠離中國根本不了解中國國情的托氏來說，顯然是一道很棘手的難題。
但是，托洛茨基已經是一個形成了自己理論體係的革命家，對陳獨秀也有了較深刻的了解，這兩點是不可能輕易改變的。
中國抗戰爆發後，托洛茨基密切注視著陳獨秀的命運與動向。他與托派臨委李福仁的談話與通信中，陳獨秀始終是一個重要話題。1937年8月，托洛茨基在墨西哥考約奧岡寓所接見李福仁時，曾要李回中國發起一個「護陳運動」。因為那時第二次國共合作實現，根據他觀察史達林在蘇聯的做法，曾經「反蔣反共」而又在獄中的陳獨秀有被處死的很大可能。特別是史達林與蔣介石「盟約一簽定，他們將殺死陳獨秀：我們一定要為他發起一個運動，你（指李福仁——引者）可以發起這個護陳運動」。[92]
12月，當李福仁把陳獨秀的抗戰主張告訴托洛茨基，並表示支持彭述之和劉家良等人與陳決裂時，他回信要李「避免作出魯莽的判斷」，指出：「戰爭初期，特別是民族戰爭的初期，總是給革命黨造成最大的困難。即使是布爾什維克黨——不是在一場民族戰爭而是在沙皇帝國主義戰爭的頭幾個月中，也完全癱瘓了。它的有資格的代表們發表了一些十分可疑的與模稜兩可的宣言。後來逐漸地，在群眾變動的情緒壓力下，他們才回返到革命路線上來……我們不應該通過非常魯莽與非常嚴厲的手段來和中國朋友們決裂，因為他們對自己的態度愈無自信，他們也就會愈加敏感。如果他們現在跨錯了一步，同時卻不曾跟第四國際破裂，我們一定要友好的與耐性的態度來批評他們」——可見，托氏對陳獨秀抗戰初期一麵表示「不隸屬於任何黨派」，一麵不表示「脫離托派」的態度，是十分謹慎的。
托氏不同意李福仁的陳獨秀「投降」後才獲釋的猜測，認為這隻能是一種假設，即在抗日問題上，「可能在一方麵的蔣介石和另一方麵的我們的同誌之間架起了一座橋樑」。可是卻「完全同意」李說的「史達林派（指中共——引者）現在可能要暗殺陳獨秀的想法」，並說：「正為了這個緣故，我相信他最好到美國或墨西哥來」。這是托氏最早提出讓陳獨秀到國外去的建議，而且態度極為誠懇和堅定。他要李以他的名義立即給陳去信談這個問題：「這對陳獨秀來說是一個生死問題，對第四國際說則是一個巨大政治意義的問題，至於他能參加（第四國際成立）大會所能帶來的好處，那就更不必說了。」這說明托氏始終看重陳獨秀參加第四國際的意義。因為在當時第四國際籌備會的成員中，像陳獨秀這樣的重量級人物的確是鳳毛麟角。
1938年2月5日，托又致函李福仁，催促他設法把陳獨秀「弄到美國來」，並教他「可以以出國宣傳、使外國工人運動贊助中國為理由，要求當局授權放洋」。他仍認為：「如果蘇聯參戰……到那時我們所有同誌會被消滅。我們必須在這個意義上對他們提出毫不含糊的警告。讓陳獨秀出來，無論對於他或對於我們，同樣是很重要的。他在第四國際中可以起到片山潛在莫斯科給第三國際所曾起的作用——而且，我希望陳獨秀還能比片山潛給革命事業帶來更多的好處。」[93]
但是，這個批駁是那樣無力，反而證明在事實上陳獨秀對他們的批評是正確的，如他們不得不承認陳獨秀批判他們在抗戰爆發後，在他們的刊物上還出現「打倒國民黨政府」的口號，「這對於外麵曾經發生了一些誤會和不好的影響」；但又辯解說：「其原因，一部分是由於疏忽，一部分是由於當時的負責者中有一人還堅持保留這一口號以為宣傳之用。」然後又自吹上述上海失陷後即1937年11月通過的托派抗戰綱領（包括對中共的攻擊）是「完全正確的，因為這不但是根據過去俄國及中國革命教訓，根據列寧與托同誌最近關於中日戰爭所發表的許多文件（特別是一九三七年九月廿三日寫給裏維約同誌的信）的意見相符，並且由中日戰爭一年餘來的事實，也從反麵證實了我們所採取的路線之正確」。
同時，《報告》也承認：「我們的政治路線並沒有能給予這次抗戰以多大的影響。換句話說，我們並沒有能根據我們的政治路線去鼓動民眾，組織民眾起來幹涉這次抗戰，轉移這次抗戰，以至抗戰不斷失敗。」但接著又反駁陳獨秀：「但這不是我們主觀的過失，更不能以此誣衊我們的政治路線是錯誤的，像d.s.同誌歸咎於我們的。這是一大串的客觀原因所形成起來的……至於要說到我們的錯誤，也不是沒有……但同時也必得知道這是由於我們的組織太弱小太孤立了……」
報告在今後工作的打算中，一麵堅持陳獨秀批評的做法：「盡可能地經常維持我們的刊物出版」；一麵又採取陳獨秀的建議：「盡可能使組織接近群眾，在工人及農民中建立新的群眾組織」。
與托洛茨基的深情厚誼
陳獨秀的告狀信和上海臨委極左派自我辯駁的報告，都寄到了在美國的托洛茨基麵前，要求「最高裁決」。這給一直關心著中國命運，特別關心著中國托派命運，而又遠離中國根本不了解中國國情的托氏來說，顯然是一道很棘手的難題。
但是，托洛茨基已經是一個形成了自己理論體係的革命家，對陳獨秀也有了較深刻的了解，這兩點是不可能輕易改變的。
中國抗戰爆發後，托洛茨基密切注視著陳獨秀的命運與動向。他與托派臨委李福仁的談話與通信中，陳獨秀始終是一個重要話題。1937年8月，托洛茨基在墨西哥考約奧岡寓所接見李福仁時，曾要李回中國發起一個「護陳運動」。因為那時第二次國共合作實現，根據他觀察史達林在蘇聯的做法，曾經「反蔣反共」而又在獄中的陳獨秀有被處死的很大可能。特別是史達林與蔣介石「盟約一簽定，他們將殺死陳獨秀：我們一定要為他發起一個運動，你（指李福仁——引者）可以發起這個護陳運動」。[92]
12月，當李福仁把陳獨秀的抗戰主張告訴托洛茨基，並表示支持彭述之和劉家良等人與陳決裂時，他回信要李「避免作出魯莽的判斷」，指出：「戰爭初期，特別是民族戰爭的初期，總是給革命黨造成最大的困難。即使是布爾什維克黨——不是在一場民族戰爭而是在沙皇帝國主義戰爭的頭幾個月中，也完全癱瘓了。它的有資格的代表們發表了一些十分可疑的與模稜兩可的宣言。後來逐漸地，在群眾變動的情緒壓力下，他們才回返到革命路線上來……我們不應該通過非常魯莽與非常嚴厲的手段來和中國朋友們決裂，因為他們對自己的態度愈無自信，他們也就會愈加敏感。如果他們現在跨錯了一步，同時卻不曾跟第四國際破裂，我們一定要友好的與耐性的態度來批評他們」——可見，托氏對陳獨秀抗戰初期一麵表示「不隸屬於任何黨派」，一麵不表示「脫離托派」的態度，是十分謹慎的。
托氏不同意李福仁的陳獨秀「投降」後才獲釋的猜測，認為這隻能是一種假設，即在抗日問題上，「可能在一方麵的蔣介石和另一方麵的我們的同誌之間架起了一座橋樑」。可是卻「完全同意」李說的「史達林派（指中共——引者）現在可能要暗殺陳獨秀的想法」，並說：「正為了這個緣故，我相信他最好到美國或墨西哥來」。這是托氏最早提出讓陳獨秀到國外去的建議，而且態度極為誠懇和堅定。他要李以他的名義立即給陳去信談這個問題：「這對陳獨秀來說是一個生死問題，對第四國際說則是一個巨大政治意義的問題，至於他能參加（第四國際成立）大會所能帶來的好處，那就更不必說了。」這說明托氏始終看重陳獨秀參加第四國際的意義。因為在當時第四國際籌備會的成員中，像陳獨秀這樣的重量級人物的確是鳳毛麟角。
1938年2月5日，托又致函李福仁，催促他設法把陳獨秀「弄到美國來」，並教他「可以以出國宣傳、使外國工人運動贊助中國為理由，要求當局授權放洋」。他仍認為：「如果蘇聯參戰……到那時我們所有同誌會被消滅。我們必須在這個意義上對他們提出毫不含糊的警告。讓陳獨秀出來，無論對於他或對於我們，同樣是很重要的。他在第四國際中可以起到片山潛在莫斯科給第三國際所曾起的作用——而且，我希望陳獨秀還能比片山潛給革命事業帶來更多的好處。」[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