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是無可奈何花落去！麵對這種悲涼處境，他煢煢孑立，形影相弔，無限悵惘。尤其是1938年7月，他不得不在日本的炮火下隻身流亡四川後，生活上又一次飽受磨難。正是在這又一次嚴重失敗和從未有過的孤獨之中，上海臨委派了與他有深厚情誼的陳其昌長途冒險來到他的身邊，與他交換意見。在這種情況下，他寫了給托氏的信。信中流露的感情和立場，也就很自然了：他不得不承認他的基礎還是托派，也隻能是托派。
但是，要他放棄自己的原則，與托派極左派小集團和解，也同樣不可能。因為它不僅「沒有發展的希望」，「反而是中國革命的障礙」。這是一種多麽痛苦與無奈的心情。所以，他給托洛茨基信中提出的由民主民族革命「從頭做出」的設想，既是一年來努力受挫後的呻吟，又是不甘失敗的掙紮。
學術界有人拿劉仁靜提供的情況，證明陳獨秀已經與托派脫離關係。劉在1938年到武昌，找到了陳獨秀，「陳獨秀開始對我很客氣。第二天去見他，他就不見我了，還給我留下一封信，那封信表示和我絕交，劃清界限」。[84]其實，劉仁靜後來自己出來糾正說：「有人說陳獨秀那次不見我，是表明他與托派劃清界限。實際相反，因為我當時已是被托派開除的人，所以他不與我交往。」[85]
原來，劉仁靜在1935年3月北平被捕、押往南京判處徒刑兩年半、進入蘇州反省院執行後，擔任了這個反省院犯人「自治會」主席。他在反省院辦的感化犯人的半月刊上，發表了多篇文章，繼續宣揚被陳獨秀批判過的先「經濟復興」、後「發動革命」的理論，宣稱：「現在民族復興的途徑隻有靠階級調和，一致對外。」「就中國現狀看來，在中國想實現社會主義或非資本主義，乃是一種人道主義者的幻想」；主張中國應該「節製私人資本，即是創造國家資本……實現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86]在獄中的陳獨秀看到了老冤家劉仁靜的文章，火冒三丈，立即建議托派臨委開除劉仁靜。
1981年，筆者在收集陳獨秀資料時，在某單位檔案處保存的「陳獨秀手稿」卷內，發現了一份以「中國共產主義同盟臨時委員會」名義寫的手稿——《開除劉仁靜黨籍啟事》，啟事寫道：「劉仁靜於一九三五年春在北平被捕之後，未能保持革命者堅決的態度，後入蘇州反省院，更顯出動搖的傾向。最近我們在蘇州反省院半月刊上，讀到了他所投登的幾篇論文如《節製資本芻議》[87]等，竟公然站在三民主義的旗幟下，宣傳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他整個思想，無疑已投降於反動的孫中山主義之前。為此，我們鄭重聲明：中國共產主義同盟（布爾什維克—列寧派）決不容許抱有這樣思想的分子，繼續容留在他的隊伍中。」這個《啟事》寫於1935年11月17日。後來經過臨委核實修改後，改名為《中國共產主義同盟開除劉仁靜黨籍通告》刊登在托派機關報上，《通告》一開頭與上述《啟事》一樣，說他被捕後動搖，接著說：「惟當時僅憑同誌口傳，本同盟不能率爾置信」。——這說明劉仁靜問題的發現及處理意見，確是陳獨秀首先提出。然後寫道：「近聞江蘇反省院出版之半月刊，見有劉仁靜投登的長文《讀〈資本論〉芻議》、《讀〈西洋史論〉》等篇，完全證實其思想的反動與叛變……為此，本同盟正式宣布劉仁靜為共產主義叛徒，開除其黨籍。」[88]
後來，劉仁靜向李福仁問起這件事，李對他說：「當時開除你，是獄中的陳獨秀支持的。」所以，他出獄後，先到上海，要求恢復與托派的組織關係，未成；他又在1937年10月29日寫信給當時在美國的李福仁和伊羅生，要他們轉信給托洛茨基，請求幫助解決其恢復組織關係，同時報告陳獨秀在武漢的言論，挑撥說：「全體同誌對他表示失望了。」[89]
但是，托洛茨基在1938年2月23日致李福仁的回信中，對陳獨秀仍然表示關懷和尊敬，而對劉仁靜卻明確表示蔑視：「至於劉仁靜，我不願給他回信。他太不可靠，局勢太緊張，我無法確定他是否在玩兩麵手法。」[90]托氏對二人的態度，使劉仁靜出乎意料。
劉仁靜在上海碰了一鼻子灰，就到武漢來求助於老冤家陳獨秀，如上所述，遭到了陳獨秀的冷遇。
所以，陳獨秀冷遇劉仁靜，非但不能說明陳獨秀與托派脫離關係，反而說明他為了維護托派的「純潔性」，拒絕變節過的劉仁靜再回到隊伍中來。
果然，這位跳來跳去的劉仁靜，在回到托派中來失敗後，就公開投入到國民黨的懷抱。1939年，劉仁靜去西安，投到軍統頭目國民黨第十戰區政治主任梁幹喬的麾下，任戰區政治部宣傳科長，專門對延安進行反共宣傳。就這樣，中國托派中兩位唯一見過托洛茨基、因此一度自認為是托派「元老」的人，八年之後，不僅重新見麵，還都投進了當年他們發誓要打倒的「國民黨反動派」的懷抱。
現在再來談陳獨秀致托氏的信。如上所述，這封信是在上海托派臨委之一陳其昌（與鄭超麟、王文元一樣的不同意陳獨秀的思想，但維持著對陳尊敬的情誼）在1938年秋繞道香港到重慶探望陳獨秀並向陳展示臨委多數通過的第一個對他的決議文件《我們對於獨秀同誌的意見》後，陳獨秀寫的，並托陳其昌帶到上海，請李福仁轉寄託洛茨基本人。由於當時東部大半個中國領土已經被日本帝國主義占領，陳其昌再繞道香港回上海時，已經是1939年1月。
但是，要他放棄自己的原則，與托派極左派小集團和解，也同樣不可能。因為它不僅「沒有發展的希望」，「反而是中國革命的障礙」。這是一種多麽痛苦與無奈的心情。所以，他給托洛茨基信中提出的由民主民族革命「從頭做出」的設想，既是一年來努力受挫後的呻吟，又是不甘失敗的掙紮。
學術界有人拿劉仁靜提供的情況，證明陳獨秀已經與托派脫離關係。劉在1938年到武昌，找到了陳獨秀，「陳獨秀開始對我很客氣。第二天去見他，他就不見我了，還給我留下一封信，那封信表示和我絕交，劃清界限」。[84]其實，劉仁靜後來自己出來糾正說：「有人說陳獨秀那次不見我，是表明他與托派劃清界限。實際相反，因為我當時已是被托派開除的人，所以他不與我交往。」[85]
原來，劉仁靜在1935年3月北平被捕、押往南京判處徒刑兩年半、進入蘇州反省院執行後，擔任了這個反省院犯人「自治會」主席。他在反省院辦的感化犯人的半月刊上，發表了多篇文章，繼續宣揚被陳獨秀批判過的先「經濟復興」、後「發動革命」的理論，宣稱：「現在民族復興的途徑隻有靠階級調和，一致對外。」「就中國現狀看來，在中國想實現社會主義或非資本主義，乃是一種人道主義者的幻想」；主張中國應該「節製私人資本，即是創造國家資本……實現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86]在獄中的陳獨秀看到了老冤家劉仁靜的文章，火冒三丈，立即建議托派臨委開除劉仁靜。
1981年，筆者在收集陳獨秀資料時，在某單位檔案處保存的「陳獨秀手稿」卷內，發現了一份以「中國共產主義同盟臨時委員會」名義寫的手稿——《開除劉仁靜黨籍啟事》，啟事寫道：「劉仁靜於一九三五年春在北平被捕之後，未能保持革命者堅決的態度，後入蘇州反省院，更顯出動搖的傾向。最近我們在蘇州反省院半月刊上，讀到了他所投登的幾篇論文如《節製資本芻議》[87]等，竟公然站在三民主義的旗幟下，宣傳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他整個思想，無疑已投降於反動的孫中山主義之前。為此，我們鄭重聲明：中國共產主義同盟（布爾什維克—列寧派）決不容許抱有這樣思想的分子，繼續容留在他的隊伍中。」這個《啟事》寫於1935年11月17日。後來經過臨委核實修改後，改名為《中國共產主義同盟開除劉仁靜黨籍通告》刊登在托派機關報上，《通告》一開頭與上述《啟事》一樣，說他被捕後動搖，接著說：「惟當時僅憑同誌口傳，本同盟不能率爾置信」。——這說明劉仁靜問題的發現及處理意見，確是陳獨秀首先提出。然後寫道：「近聞江蘇反省院出版之半月刊，見有劉仁靜投登的長文《讀〈資本論〉芻議》、《讀〈西洋史論〉》等篇，完全證實其思想的反動與叛變……為此，本同盟正式宣布劉仁靜為共產主義叛徒，開除其黨籍。」[88]
後來，劉仁靜向李福仁問起這件事，李對他說：「當時開除你，是獄中的陳獨秀支持的。」所以，他出獄後，先到上海，要求恢復與托派的組織關係，未成；他又在1937年10月29日寫信給當時在美國的李福仁和伊羅生，要他們轉信給托洛茨基，請求幫助解決其恢復組織關係，同時報告陳獨秀在武漢的言論，挑撥說：「全體同誌對他表示失望了。」[89]
但是，托洛茨基在1938年2月23日致李福仁的回信中，對陳獨秀仍然表示關懷和尊敬，而對劉仁靜卻明確表示蔑視：「至於劉仁靜，我不願給他回信。他太不可靠，局勢太緊張，我無法確定他是否在玩兩麵手法。」[90]托氏對二人的態度，使劉仁靜出乎意料。
劉仁靜在上海碰了一鼻子灰，就到武漢來求助於老冤家陳獨秀，如上所述，遭到了陳獨秀的冷遇。
所以，陳獨秀冷遇劉仁靜，非但不能說明陳獨秀與托派脫離關係，反而說明他為了維護托派的「純潔性」，拒絕變節過的劉仁靜再回到隊伍中來。
果然，這位跳來跳去的劉仁靜，在回到托派中來失敗後，就公開投入到國民黨的懷抱。1939年，劉仁靜去西安，投到軍統頭目國民黨第十戰區政治主任梁幹喬的麾下，任戰區政治部宣傳科長，專門對延安進行反共宣傳。就這樣，中國托派中兩位唯一見過托洛茨基、因此一度自認為是托派「元老」的人，八年之後，不僅重新見麵，還都投進了當年他們發誓要打倒的「國民黨反動派」的懷抱。
現在再來談陳獨秀致托氏的信。如上所述，這封信是在上海托派臨委之一陳其昌（與鄭超麟、王文元一樣的不同意陳獨秀的思想，但維持著對陳尊敬的情誼）在1938年秋繞道香港到重慶探望陳獨秀並向陳展示臨委多數通過的第一個對他的決議文件《我們對於獨秀同誌的意見》後，陳獨秀寫的，並托陳其昌帶到上海，請李福仁轉寄託洛茨基本人。由於當時東部大半個中國領土已經被日本帝國主義占領，陳其昌再繞道香港回上海時，已經是1939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