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此，他給托派的結論是：「這樣一個關門主義的極左的小集團（其中不同意的分子很少例外）當然沒有發展的希望；假使能夠發展，反而是中國革命的障礙。」
最後，為了打動托洛茨基，陳獨秀把托派在中國的發展與第四國際的威望聯繫起來。他把中共與托派對比，報告托派的力量：「中共人數遠遠超過我們，然亦隻是些知識分子和沒有一點工人基礎的武裝隊。我們在上海、香港二處有組織的人共計不滿五十；其餘全國各地遊離分子大約在百人以上」；然後他提出今後正確的工作方針及托派應徹底改變現狀：「我們不應該幻想著把工作推遲到收復失地以後再做；應該立即準備在日本繼續占領的環境中開始在當地狹小範圍內從頭做起……隻有組織上獲得數量眾多的工人群眾，政治宣傳行動上無保留的以百分百的力量用之於民主民族鬥爭的小集團，才能夠得上做重新創造無產階級政黨的中心勢力。在組織上努力接近工人，加上民主民族鬥爭的宣傳，這種初步而基本的工作，在日本占領區域或國民黨統治區域，都同樣是應該採取的方針……現時遠離現實鬥爭的極左派，如果不能深刻的覺悟過去輕視民族民主鬥爭的錯誤，大大的改變態度，如果不是每個人都低下頭來在上述工作方針之下刻苦工作，如果仍舊說大話，擺領導者的大架子，組織空洞的領導機關，妄想依靠第四國際支部的名義閉起門來自立為王，那麽除了使第四國際的威望在中國喪失外，別的將無所成就。」[79]
在這封信中，真實地表達了陳獨秀對中國前途的憂慮與希望：他對國民黨的失望，對共產黨農村鬥爭的輕視，和在武漢獨立開創政治局麵失敗後，對托派極左派傾向的痛心及無奈中又有一絲希望。這種思緒與抗戰初期對抗戰形勢的樂觀，對國共兩黨的擁護，對托派表示「已不隸屬」的關係，進而與中間勢力的聯絡等思緒與行動，形成鮮明對照。說明一年的抗戰生活，使他的思想受到很大的刺激和變化。為什麽會有這樣大的變化？
第一，他隻反對托派的「極左派」傾向及托派領導集團，不反對托派組織。在信中，陳獨秀把「我們的組織」與「極左派小集團」是分開的，譴責後者，而對前者表示希望。從私人關係上說，這個「小集團」，那時實際控製在他長期厭惡的彭述之、劉家良和尹寬手中，這無疑更增加了他與「小集團」的對立情緒。如他所說：「關於老彭和長子（尹寬），即使意見相同，我也誓不與之共事，況且根本意見相差很遠。」[80]因此，他可以在實際上脫離極左派領導的托派，不接受託派臨委的任何約束，宣稱與其沒有「隸屬」關係，以至被人誤會他已「聲明脫離了托派」，實際上他一再拒絕作「脫離托派的聲明」——譏其為「畫蛇添足」，更不能公開反對它。
第二，他隻反對托派的「極左」路線和政策，不反對托派的理論基礎和基本原則。陳獨秀給托洛茨基信中，隻批判托派極左派在革命性質、國民會議、共同行動等傳統的錯誤，這些錯誤也是他與托派的傳統分歧。但在反對階級聯盟（如第一次國共合作那樣的黨派混合）、城市中心、工人為基礎等基本原則，與托派臨委沒有分歧。如他在最早向臨委宣布「我已不隸屬任何黨派」的信中就曾批評他們「亂罵」中共和國民黨，尤其是罵中共執行「聯合戰線」政策是「階級合作」，是中國革命的「製動機」和「障礙物」時，認為「不是原則上的錯誤，政策上是非常錯誤」，因為「不曾看見共同的敵人」。而在給托氏的信中，他所以蔑視「人數遠遠超過我們」的中共，就是因為中共沒有工人基礎，不以城市為中心，所以，絕不是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無產階級的政黨。而在這些原則方麵，托派（即使是極左派）一直沒有放棄。
第三，他想做「無黨派人士」失敗後的思想回歸。抗戰初期，他想利用在國民黨監獄中出來的、公開身份的條件，以無黨派人士的麵目，擁護國民黨政府領導抗日，以換取公開活動的身份；擁護共產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以試圖謀取合作抗日、為國效力的機會；接近中間的民主黨派及軍人，以謀取自己開創獨立政治局麵的可能。總之，根據當時複雜的局勢，他需要觀望、揣摩、嚐試一下，決定新的朋友。如他對王文元所說，今後他再不屬於任何黨派，「陳獨秀隻代表陳獨秀個人，至於誰是朋友，誰是敵人，得在新鬥爭的分分合合中決定了」[81]。他在給陳其昌等人的信中也說：「你們都是史大林主義者，都是老彭的朋友，和我非永久的伴侶……將來誰是朋友，現在完全不知道。」[82]
那麽，他一年來的觀望和努力得到了什麽呢？
一是對國民黨的希望完全破滅：開戰前國民黨政府沒有作戰的意誌，倉促應戰，最不可少的準備太不夠，甚至某些部分簡直沒有。開戰後，復以反革命的方法來執行民族革命的任務，所以軍事失敗。
二是對共產黨滿肚子怨恨，王明、康生等竟然無中生有，把他誣成「漢奸」。
三是那些中間民主人士太經不起風浪，如救國會、第三黨等，國共一擠壓，都離他而去。而且在「漢奸」事件中，為陳獨秀辯白的九人公開信署名者林庚白，在《新華日報》一個無理的反駁後，竟然發表聲明表示動搖：「特鄭重聲明，本人於該函之內容，完全不能同意，應不負責任」。[83]這又引起一片譏嘲聲。這說明他要團結「不擁國不阿共」的勢力開創一片新天地，是多麽不切實際的幻想。
最後，為了打動托洛茨基，陳獨秀把托派在中國的發展與第四國際的威望聯繫起來。他把中共與托派對比，報告托派的力量：「中共人數遠遠超過我們，然亦隻是些知識分子和沒有一點工人基礎的武裝隊。我們在上海、香港二處有組織的人共計不滿五十；其餘全國各地遊離分子大約在百人以上」；然後他提出今後正確的工作方針及托派應徹底改變現狀：「我們不應該幻想著把工作推遲到收復失地以後再做；應該立即準備在日本繼續占領的環境中開始在當地狹小範圍內從頭做起……隻有組織上獲得數量眾多的工人群眾，政治宣傳行動上無保留的以百分百的力量用之於民主民族鬥爭的小集團，才能夠得上做重新創造無產階級政黨的中心勢力。在組織上努力接近工人，加上民主民族鬥爭的宣傳，這種初步而基本的工作，在日本占領區域或國民黨統治區域，都同樣是應該採取的方針……現時遠離現實鬥爭的極左派，如果不能深刻的覺悟過去輕視民族民主鬥爭的錯誤，大大的改變態度，如果不是每個人都低下頭來在上述工作方針之下刻苦工作，如果仍舊說大話，擺領導者的大架子，組織空洞的領導機關，妄想依靠第四國際支部的名義閉起門來自立為王，那麽除了使第四國際的威望在中國喪失外，別的將無所成就。」[79]
在這封信中，真實地表達了陳獨秀對中國前途的憂慮與希望：他對國民黨的失望，對共產黨農村鬥爭的輕視，和在武漢獨立開創政治局麵失敗後，對托派極左派傾向的痛心及無奈中又有一絲希望。這種思緒與抗戰初期對抗戰形勢的樂觀，對國共兩黨的擁護，對托派表示「已不隸屬」的關係，進而與中間勢力的聯絡等思緒與行動，形成鮮明對照。說明一年的抗戰生活，使他的思想受到很大的刺激和變化。為什麽會有這樣大的變化？
第一，他隻反對托派的「極左派」傾向及托派領導集團，不反對托派組織。在信中，陳獨秀把「我們的組織」與「極左派小集團」是分開的，譴責後者，而對前者表示希望。從私人關係上說，這個「小集團」，那時實際控製在他長期厭惡的彭述之、劉家良和尹寬手中，這無疑更增加了他與「小集團」的對立情緒。如他所說：「關於老彭和長子（尹寬），即使意見相同，我也誓不與之共事，況且根本意見相差很遠。」[80]因此，他可以在實際上脫離極左派領導的托派，不接受託派臨委的任何約束，宣稱與其沒有「隸屬」關係，以至被人誤會他已「聲明脫離了托派」，實際上他一再拒絕作「脫離托派的聲明」——譏其為「畫蛇添足」，更不能公開反對它。
第二，他隻反對托派的「極左」路線和政策，不反對托派的理論基礎和基本原則。陳獨秀給托洛茨基信中，隻批判托派極左派在革命性質、國民會議、共同行動等傳統的錯誤，這些錯誤也是他與托派的傳統分歧。但在反對階級聯盟（如第一次國共合作那樣的黨派混合）、城市中心、工人為基礎等基本原則，與托派臨委沒有分歧。如他在最早向臨委宣布「我已不隸屬任何黨派」的信中就曾批評他們「亂罵」中共和國民黨，尤其是罵中共執行「聯合戰線」政策是「階級合作」，是中國革命的「製動機」和「障礙物」時，認為「不是原則上的錯誤，政策上是非常錯誤」，因為「不曾看見共同的敵人」。而在給托氏的信中，他所以蔑視「人數遠遠超過我們」的中共，就是因為中共沒有工人基礎，不以城市為中心，所以，絕不是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無產階級的政黨。而在這些原則方麵，托派（即使是極左派）一直沒有放棄。
第三，他想做「無黨派人士」失敗後的思想回歸。抗戰初期，他想利用在國民黨監獄中出來的、公開身份的條件，以無黨派人士的麵目，擁護國民黨政府領導抗日，以換取公開活動的身份；擁護共產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以試圖謀取合作抗日、為國效力的機會；接近中間的民主黨派及軍人，以謀取自己開創獨立政治局麵的可能。總之，根據當時複雜的局勢，他需要觀望、揣摩、嚐試一下，決定新的朋友。如他對王文元所說，今後他再不屬於任何黨派，「陳獨秀隻代表陳獨秀個人，至於誰是朋友，誰是敵人，得在新鬥爭的分分合合中決定了」[81]。他在給陳其昌等人的信中也說：「你們都是史大林主義者，都是老彭的朋友，和我非永久的伴侶……將來誰是朋友，現在完全不知道。」[82]
那麽，他一年來的觀望和努力得到了什麽呢？
一是對國民黨的希望完全破滅：開戰前國民黨政府沒有作戰的意誌，倉促應戰，最不可少的準備太不夠，甚至某些部分簡直沒有。開戰後，復以反革命的方法來執行民族革命的任務，所以軍事失敗。
二是對共產黨滿肚子怨恨，王明、康生等竟然無中生有，把他誣成「漢奸」。
三是那些中間民主人士太經不起風浪，如救國會、第三黨等，國共一擠壓，都離他而去。而且在「漢奸」事件中，為陳獨秀辯白的九人公開信署名者林庚白，在《新華日報》一個無理的反駁後，竟然發表聲明表示動搖：「特鄭重聲明，本人於該函之內容，完全不能同意，應不負責任」。[83]這又引起一片譏嘲聲。這說明他要團結「不擁國不阿共」的勢力開創一片新天地，是多麽不切實際的幻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