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臨時回美國的李福仁甚至認為陳獨秀是以「某種方式政治上的投降」，國民黨才把他放出來的。[77]因為他聽信託洛茨基的話：國共一合作抗日，就會殺死獄中的陳獨秀，為此曾接受託洛茨基的委託，要在中國發起援救陳獨秀的運動。但是這個運動沒有發起，陳獨秀卻安全出來了。
最後，臨委在多數人的贊成下，通過了一個叫《我們對於獨秀同誌的意見》[78]的提綱，嚴厲指責陳獨秀發表的「與任何黨派沒有關係」的聲明，是「完全採取了『超黨』的，即『超階級』的立場。他自『八一三』以來所發表的一切文字，正由這一立場出發，因此一貫地充滿了機會主義的精神，即充滿了站在各黨派之間、站在政府與民眾之間的調和主義精神，這是根本違背了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對階級』的基本觀點」。
提綱接著逐條批駁了陳獨秀的抗戰主張：
（1）「d.s.主張『民族利益高於黨派利益』，這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也是錯誤的。因為『民族』是抽象的，在現代的社會裏，真正代表民族利益的往往是一個最進步的階級（是現時的無產階級）……又必須是一個真正革命的馬克思主義的黨。所以單純地說：『民族利益高於黨派利益』，實際上即等於否認無產階級在民族解放鬥爭中的領導權，這根本是反動的思想。」
（2）提綱一麵重申托派臨委的抗日政策，認為國民黨的抗戰，是「為了保持自身的權位，迫不得已的而起的『應戰』……是不能貫徹到底的，將不可避免地要走到中途妥協，屈服投降。因此我們的基本政策是……準備於它真正投降時以實力去推翻它，使抗戰不致半途中止」；一麵批判陳獨秀「把國民黨政府這次應戰的革命意義盡量加以誇大，同時，不僅自己擁護國民黨領導抗戰，又公開叫民眾『要相信政府有抗戰決心，是不會中途妥協了』，這完全是替國民黨政府作宣傳筒，結果即是欺騙民眾。這與我們的基本政策毫無共同之點」。
（3）「d.s.所說的『共產黨及其他黨派都應以在野黨的資格擁護抗日戰爭，一致承認國民黨一黨政權及其對抗日戰爭之最高統率權這一事實。不要把開放黨權和開放政權混為一談。』這裏十分明顯的是主張維持國民黨的軍事專政，是完全放棄了以普選全權的國民會議來代替國民黨的軍事專政之原來的政治主張。」
（4）憤怒指責陳答覆《新華日報》的公開信中，「不但不嚴正反駁史大林黨之對於我們整個組織的無恥誣衊，反而公開地宣布他與『托派』沒有任何關係，即公開宣布他已脫離了『托派』，這完全表示了，他放棄了自己多年來所堅決擁護並為之奮鬥的革命旗幟，這等於叛變了組織，叛變了自己」。
（5）「d.s.所以遠離第四國際的基本立場，在最重要問題上走到了如此的機會主義，主要是由他自出獄後希圖無條件地保持自己的『公開地位』，因而不得不向國民黨政府妥協，不得不向史黨（即中共——引者）表示讓步……放棄了自己原來的革命立場，然而這正是社會民主黨及一切所謂合法馬克思主義者之所以墮落之根本原因。」
提綱最後提醒說：「d.s.要想重新回到革命的隊伍裏來，首先必須考慮他所幻想的『公開地位』，進而考慮他近來全部思想錯誤的根源，否則他的錯誤將跟著時間前進至於不可收拾。」但在「附言」中，又以和解的口吻表示：「我們希望d.s.同誌能站在革命的利益上來互相討論和批評，以便最後獲得共同一致的正確結論。」
托派臨委這種思想僵化、抱殘守缺、不可理喻的狀態，使陳獨秀深為絕望。他對他們已經不屑一顧。但他明白他們極左的根子在托洛茨基那裏，於是，他採取了一個徹底的辦法，直接向托氏寫告狀信。由於是向托氏寫信，他又不得不用「我們」即整個中國托派的名義來自稱，說明他還是希望托氏運用其聲望來挽救中國的托派事業。
信一開頭就敘述中國抗戰潰敗的局勢，及中國托派由於極左派路線的錯誤，造成組織衰微，因而對這種局勢處於惱人的無能為力的狀態。他哀嘆：「我們當然未曾幻想在此次戰爭中有很大的發展。然如果政策比較的正確些，也不致像現在這樣衰微。我們的集團，自始即有極左派的傾向。」然後他列舉自己在與托派鬥爭中對方的極左觀點說：有些人認為民主革命在中國已經完結；有些人認為下一次革命性質是單純社會主義的沒有民主成分，甚至一開始便是社會主義的，攻擊同誌中主張中國無產階級應該把解決民族民主任務放在自己雙肩上的人是左派資產階級的意識；有些人認為國民會議是反動時代和平運動的口號，不能用作奪取政權的口號；有些人認為任何時期任何事件任何條件下，和其他階級的黨派協議對外國帝國主義或對國內獨裁者的共同的行動，都是機會主義。「這些極左派的傾向在組織內部的宣傳起了很大的作用，遂決定了對中日戰爭的整個態度，沒有人能夠糾正，誰出來糾正，誰就是機會主義。」這就是他的心酸之處，他曾「出來糾正」，他就被說成是一個「老機會主義者」，並一度被開除出托派。
更使他痛心疾首的是，由於托派的這種極左派錯誤，使史達林、王明、康生的「托派即漢奸」的宣傳也產生了惡劣的影響。他說：「在戰爭中，這般極左派的人們，口裏也說參加抗戰，但同時卻反對把抗日戰爭的意義解析得過高，他們的意思或者認為隻有反對國民黨統治的戰爭才是革命的，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戰爭不能算是革命的；又有人譏笑『愛國』這一名詞，甚至有人認為此次戰爭是蔣介石對日本天皇的戰爭。有人認為工人參加戰爭是替資產階級當炮灰。他們認為誰要企圖同共產黨、國民黨談判共同抗日的工作，誰便是墮落投降。群眾眼中所看見的『托派』，不是抗日行動，而是在每期機關報上滿紙攻擊痛罵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的文章，因此使史大林派的『托派漢奸』的宣傳在各階層中都得到了回聲，即同情於我們的人也不明白『托派』目前所反對的究竟是誰。從開戰一直到今天，這樣狀況仍舊繼續著，不但未能獲得群眾，簡直無法和群眾見麵，因此使他們的意識更加狹窄，竟至有人造出一種理論說：一個革命黨員，社會關係越簡單越好。」
最後，臨委在多數人的贊成下，通過了一個叫《我們對於獨秀同誌的意見》[78]的提綱，嚴厲指責陳獨秀發表的「與任何黨派沒有關係」的聲明，是「完全採取了『超黨』的，即『超階級』的立場。他自『八一三』以來所發表的一切文字，正由這一立場出發，因此一貫地充滿了機會主義的精神，即充滿了站在各黨派之間、站在政府與民眾之間的調和主義精神，這是根本違背了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對階級』的基本觀點」。
提綱接著逐條批駁了陳獨秀的抗戰主張：
（1）「d.s.主張『民族利益高於黨派利益』，這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也是錯誤的。因為『民族』是抽象的，在現代的社會裏，真正代表民族利益的往往是一個最進步的階級（是現時的無產階級）……又必須是一個真正革命的馬克思主義的黨。所以單純地說：『民族利益高於黨派利益』，實際上即等於否認無產階級在民族解放鬥爭中的領導權，這根本是反動的思想。」
（2）提綱一麵重申托派臨委的抗日政策，認為國民黨的抗戰，是「為了保持自身的權位，迫不得已的而起的『應戰』……是不能貫徹到底的，將不可避免地要走到中途妥協，屈服投降。因此我們的基本政策是……準備於它真正投降時以實力去推翻它，使抗戰不致半途中止」；一麵批判陳獨秀「把國民黨政府這次應戰的革命意義盡量加以誇大，同時，不僅自己擁護國民黨領導抗戰，又公開叫民眾『要相信政府有抗戰決心，是不會中途妥協了』，這完全是替國民黨政府作宣傳筒，結果即是欺騙民眾。這與我們的基本政策毫無共同之點」。
（3）「d.s.所說的『共產黨及其他黨派都應以在野黨的資格擁護抗日戰爭，一致承認國民黨一黨政權及其對抗日戰爭之最高統率權這一事實。不要把開放黨權和開放政權混為一談。』這裏十分明顯的是主張維持國民黨的軍事專政，是完全放棄了以普選全權的國民會議來代替國民黨的軍事專政之原來的政治主張。」
（4）憤怒指責陳答覆《新華日報》的公開信中，「不但不嚴正反駁史大林黨之對於我們整個組織的無恥誣衊，反而公開地宣布他與『托派』沒有任何關係，即公開宣布他已脫離了『托派』，這完全表示了，他放棄了自己多年來所堅決擁護並為之奮鬥的革命旗幟，這等於叛變了組織，叛變了自己」。
（5）「d.s.所以遠離第四國際的基本立場，在最重要問題上走到了如此的機會主義，主要是由他自出獄後希圖無條件地保持自己的『公開地位』，因而不得不向國民黨政府妥協，不得不向史黨（即中共——引者）表示讓步……放棄了自己原來的革命立場，然而這正是社會民主黨及一切所謂合法馬克思主義者之所以墮落之根本原因。」
提綱最後提醒說：「d.s.要想重新回到革命的隊伍裏來，首先必須考慮他所幻想的『公開地位』，進而考慮他近來全部思想錯誤的根源，否則他的錯誤將跟著時間前進至於不可收拾。」但在「附言」中，又以和解的口吻表示：「我們希望d.s.同誌能站在革命的利益上來互相討論和批評，以便最後獲得共同一致的正確結論。」
托派臨委這種思想僵化、抱殘守缺、不可理喻的狀態，使陳獨秀深為絕望。他對他們已經不屑一顧。但他明白他們極左的根子在托洛茨基那裏，於是，他採取了一個徹底的辦法，直接向托氏寫告狀信。由於是向托氏寫信，他又不得不用「我們」即整個中國托派的名義來自稱，說明他還是希望托氏運用其聲望來挽救中國的托派事業。
信一開頭就敘述中國抗戰潰敗的局勢，及中國托派由於極左派路線的錯誤，造成組織衰微，因而對這種局勢處於惱人的無能為力的狀態。他哀嘆：「我們當然未曾幻想在此次戰爭中有很大的發展。然如果政策比較的正確些，也不致像現在這樣衰微。我們的集團，自始即有極左派的傾向。」然後他列舉自己在與托派鬥爭中對方的極左觀點說：有些人認為民主革命在中國已經完結；有些人認為下一次革命性質是單純社會主義的沒有民主成分，甚至一開始便是社會主義的，攻擊同誌中主張中國無產階級應該把解決民族民主任務放在自己雙肩上的人是左派資產階級的意識；有些人認為國民會議是反動時代和平運動的口號，不能用作奪取政權的口號；有些人認為任何時期任何事件任何條件下，和其他階級的黨派協議對外國帝國主義或對國內獨裁者的共同的行動，都是機會主義。「這些極左派的傾向在組織內部的宣傳起了很大的作用，遂決定了對中日戰爭的整個態度，沒有人能夠糾正，誰出來糾正，誰就是機會主義。」這就是他的心酸之處，他曾「出來糾正」，他就被說成是一個「老機會主義者」，並一度被開除出托派。
更使他痛心疾首的是，由於托派的這種極左派錯誤，使史達林、王明、康生的「托派即漢奸」的宣傳也產生了惡劣的影響。他說：「在戰爭中，這般極左派的人們，口裏也說參加抗戰，但同時卻反對把抗日戰爭的意義解析得過高，他們的意思或者認為隻有反對國民黨統治的戰爭才是革命的，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戰爭不能算是革命的；又有人譏笑『愛國』這一名詞，甚至有人認為此次戰爭是蔣介石對日本天皇的戰爭。有人認為工人參加戰爭是替資產階級當炮灰。他們認為誰要企圖同共產黨、國民黨談判共同抗日的工作，誰便是墮落投降。群眾眼中所看見的『托派』，不是抗日行動，而是在每期機關報上滿紙攻擊痛罵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的文章，因此使史大林派的『托派漢奸』的宣傳在各階層中都得到了回聲，即同情於我們的人也不明白『托派』目前所反對的究竟是誰。從開戰一直到今天，這樣狀況仍舊繼續著，不但未能獲得群眾，簡直無法和群眾見麵，因此使他們的意識更加狹窄，竟至有人造出一種理論說：一個革命黨員，社會關係越簡單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