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情況反映到連貫那裏，連貫覺得這是個問題，批評我們說：「你們太左了，人家對你們敬而遠之了，你們開會、募捐，人家就躲得遠遠的，不敢同你們接近了。」所以，連貫就通知我們立即停止暗殺團的活動。蟻光炎回來就是這個意見，說泰國政府對我們有意見。實際上這也就是陳獨秀的思想，要遵守人家國家的法律嘛。什麽「漢奸」，人家都不相信，漢奸能說出這樣的話嗎？當時我們批判陳獨秀完全是受指示，受蒙蔽，太幼稚了。
鋤奸團解散，我們在泰國站不住腳了，於是就我們全去了延安。我們曾經大力支援延安、八路軍、新四軍：募款捐錢，捐物，藥品、汽車等，培訓司機、收發報員等。但由於搞極左的「鋤奸」活動，又公開批判陳獨秀的華僑觀，失去了廣泛的同情，弄得在泰國立足點也沒有了。[70]
對托派極左派的再批判及思緒的回歸
陳獨秀在出獄後，擁護國民黨蔣介石領導全國抗戰，擁護共產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以及在武漢開展新局麵的努力，是違背托派的傳統路線的，因此一開始就遭到上海托派中央強烈的抨擊。因為他們依然教條主義地對待托洛茨基的指示。
中國抗戰爆發後，托洛茨基與他的第四國際對中國托派的路線有明確的指示。1937年8月，第四國際專門通過關於中日戰爭的決議案，提出了兩個「打倒」的口號：「打倒國民黨！」「打倒日本帝國主義！」[71]托洛茨基在致友人信中，也指示，對於抗戰，「一麵要積極參加」，「一麵政治上準備推翻蔣介石。」[72]對於第二次國共合作，托氏更是極力攻擊：「共產國際的中國支部遵照著莫斯科的命令……又在重複著這個同樣的致命的政策。」[73]
陳獨秀出獄後不久，其他托派也都先後被釋放，彭述之由於在托派運動中的嚴重爭吵，不像鄭超麟和王文元、濮清泉那樣與陳獨秀見麵，而是歷盡千辛萬苦回到了已經成為日寇統治中心的上海，與陳獨秀訣別了。這時上海托派隻剩下10個人。他與另一個從監獄出來到滬的劉家良，一起加入了臨委。臨委書記仍是陳其昌（不久由彭述之接任），其他委員有李福仁、寒君和邵誌誠（又名邵魯，對外充當李的司機）。他們根據以上托洛茨基和第四國際的指示精神，在1937年11月上海失守後，召開了一次「中國共產主義同盟上海黨員代表大會」，通過了《目前抗戰中我們的任務與策略的決議》，提出了托派的抗戰綱領。
決議認為，國民黨抗戰，一是「不能不以『應戰』來維護其統治權，一是以『應戰』作為達到它妥協投降目的的手段」。因此，他們的政策是：「全體民眾自動組織和武裝起來參加抗戰……立刻召集緊急的普選全權國民會議以領導徹底的抗日戰爭」；對於國民黨各派，「號召群眾監視他們的行動，並準備力量推翻他們」。對中共執行的民族統一戰線，他們更是攻擊為「徹底投降」，「今天的『國共合作』，不僅是1925～1927年國共合作的重演，而且是自覺的叛變。史達林黨已經完全墮落為小資產階級的改良派，它今後隻有依附於一派資產階級以反對另一派資產階級……成為資產階級欺騙和壓迫民眾之天然工具。」陳獨秀斥責上海托派臨委的主張是「極左派」，不屑一顧。轉向托派以來，他與這種傾向做了不懈的鬥爭，寫了無數的文字，實在已經倦了，現在終於有了擺脫他們的機會。
托派中最有理論修養、被稱為是他的「忠實學生與同誌」的鄭超麟，在1937年8月29日出獄後，曾到他的住處（陳鍾凡家）看望他。鄭明確反對他擬的幾條抗戰提綱，特別是反對暫時對國民黨「休戰」，並從理論到實踐各方麵，認為共產黨會解散組織加入國民黨。陳獨秀反駁了鄭的觀點，堅決支持共產黨聯合國民黨一同抗日的政策。鄭很克製，沒有與陳大吵大鬧，因為他太了解陳獨秀的脾氣了，吵也沒有用。於是，話不投機半句多，第二天就離開了。這一對從1924年以來在腥風血雨中結成深厚情誼的同誌，就這樣再也沒有見麵。陳卻在文章和書信中，經常批評鄭把中日戰爭看作蔣介石與日本天皇之戰，應當採取「失敗主義政策」等荒唐的觀點。而鄭活到1998年，活了98歲，經歷了1949年思想改造，包括27年的監獄生活，其信仰卻始終未改。
陳獨秀知道，他在抗戰初期表示的抗日主張和在武漢與何基灃師長的接觸及與第三種勢力的聯絡，必不為上海托派中央所容，所以，他一開始在南京和武漢「廣泛聲明」，他不再代表任何黨派，並於1937年10月21日致陳其昌的信中，明確告訴了托派臨委：
我隻注重我自己的獨立思想，不遷就任何人的意見……不能代表任何人，我已不隸屬任何黨派，不受任何人的命令指使，自作主張自負責任。將來誰是朋友，現在完全不知道。我絕對不怕孤立。[74]
陳獨秀的這個聲明，引起托派臨委的驚慌。他們有的主張「公開向外聲明，d.s.（陳獨秀在托派內部的代號——引者）同誌的意見不是我們共產主義同盟的意見，有些同誌甚至主張與他決裂」。[75]代表年輕人的托派中最極端的極左派劉家良說：「陳獨秀及其附和者對中國資產階級存在著強烈的幻想……據我們觀察：這個機會主義者（一個標準的機會主義者）是沒有希望了。與他決裂隻是一個時間問題。」[76]
鋤奸團解散，我們在泰國站不住腳了，於是就我們全去了延安。我們曾經大力支援延安、八路軍、新四軍：募款捐錢，捐物，藥品、汽車等，培訓司機、收發報員等。但由於搞極左的「鋤奸」活動，又公開批判陳獨秀的華僑觀，失去了廣泛的同情，弄得在泰國立足點也沒有了。[70]
對托派極左派的再批判及思緒的回歸
陳獨秀在出獄後，擁護國民黨蔣介石領導全國抗戰，擁護共產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以及在武漢開展新局麵的努力，是違背托派的傳統路線的，因此一開始就遭到上海托派中央強烈的抨擊。因為他們依然教條主義地對待托洛茨基的指示。
中國抗戰爆發後，托洛茨基與他的第四國際對中國托派的路線有明確的指示。1937年8月，第四國際專門通過關於中日戰爭的決議案，提出了兩個「打倒」的口號：「打倒國民黨！」「打倒日本帝國主義！」[71]托洛茨基在致友人信中，也指示，對於抗戰，「一麵要積極參加」，「一麵政治上準備推翻蔣介石。」[72]對於第二次國共合作，托氏更是極力攻擊：「共產國際的中國支部遵照著莫斯科的命令……又在重複著這個同樣的致命的政策。」[73]
陳獨秀出獄後不久，其他托派也都先後被釋放，彭述之由於在托派運動中的嚴重爭吵，不像鄭超麟和王文元、濮清泉那樣與陳獨秀見麵，而是歷盡千辛萬苦回到了已經成為日寇統治中心的上海，與陳獨秀訣別了。這時上海托派隻剩下10個人。他與另一個從監獄出來到滬的劉家良，一起加入了臨委。臨委書記仍是陳其昌（不久由彭述之接任），其他委員有李福仁、寒君和邵誌誠（又名邵魯，對外充當李的司機）。他們根據以上托洛茨基和第四國際的指示精神，在1937年11月上海失守後，召開了一次「中國共產主義同盟上海黨員代表大會」，通過了《目前抗戰中我們的任務與策略的決議》，提出了托派的抗戰綱領。
決議認為，國民黨抗戰，一是「不能不以『應戰』來維護其統治權，一是以『應戰』作為達到它妥協投降目的的手段」。因此，他們的政策是：「全體民眾自動組織和武裝起來參加抗戰……立刻召集緊急的普選全權國民會議以領導徹底的抗日戰爭」；對於國民黨各派，「號召群眾監視他們的行動，並準備力量推翻他們」。對中共執行的民族統一戰線，他們更是攻擊為「徹底投降」，「今天的『國共合作』，不僅是1925～1927年國共合作的重演，而且是自覺的叛變。史達林黨已經完全墮落為小資產階級的改良派，它今後隻有依附於一派資產階級以反對另一派資產階級……成為資產階級欺騙和壓迫民眾之天然工具。」陳獨秀斥責上海托派臨委的主張是「極左派」，不屑一顧。轉向托派以來，他與這種傾向做了不懈的鬥爭，寫了無數的文字，實在已經倦了，現在終於有了擺脫他們的機會。
托派中最有理論修養、被稱為是他的「忠實學生與同誌」的鄭超麟，在1937年8月29日出獄後，曾到他的住處（陳鍾凡家）看望他。鄭明確反對他擬的幾條抗戰提綱，特別是反對暫時對國民黨「休戰」，並從理論到實踐各方麵，認為共產黨會解散組織加入國民黨。陳獨秀反駁了鄭的觀點，堅決支持共產黨聯合國民黨一同抗日的政策。鄭很克製，沒有與陳大吵大鬧，因為他太了解陳獨秀的脾氣了，吵也沒有用。於是，話不投機半句多，第二天就離開了。這一對從1924年以來在腥風血雨中結成深厚情誼的同誌，就這樣再也沒有見麵。陳卻在文章和書信中，經常批評鄭把中日戰爭看作蔣介石與日本天皇之戰，應當採取「失敗主義政策」等荒唐的觀點。而鄭活到1998年，活了98歲，經歷了1949年思想改造，包括27年的監獄生活，其信仰卻始終未改。
陳獨秀知道，他在抗戰初期表示的抗日主張和在武漢與何基灃師長的接觸及與第三種勢力的聯絡，必不為上海托派中央所容，所以，他一開始在南京和武漢「廣泛聲明」，他不再代表任何黨派，並於1937年10月21日致陳其昌的信中，明確告訴了托派臨委：
我隻注重我自己的獨立思想，不遷就任何人的意見……不能代表任何人，我已不隸屬任何黨派，不受任何人的命令指使，自作主張自負責任。將來誰是朋友，現在完全不知道。我絕對不怕孤立。[74]
陳獨秀的這個聲明，引起托派臨委的驚慌。他們有的主張「公開向外聲明，d.s.（陳獨秀在托派內部的代號——引者）同誌的意見不是我們共產主義同盟的意見，有些同誌甚至主張與他決裂」。[75]代表年輕人的托派中最極端的極左派劉家良說：「陳獨秀及其附和者對中國資產階級存在著強烈的幻想……據我們觀察：這個機會主義者（一個標準的機會主義者）是沒有希望了。與他決裂隻是一個時間問題。」[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