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是，1938年2月，在巴黎的《救國時報》，拋出了一篇報導式的文章，以陝甘寧特區政府公審大會的名義表示：「我們要求政府當局效法廣西槍決黃公度及延安公審三匪徒的辦法，用槍決韓復榘的毅然手段，以鐵一般的國法和軍律，來搜捕、公審和槍決陳獨秀、葉青、徐維烈、張慕陶、梁幹喬等漢奸匪徒。」[62]
當時就有報紙提出陳獨秀可以「反坐」中共，變被告為原告：「指人為漢奸，固為一時快意，不知此舉不惟有違政治道德，更觸犯法律森嚴……吾不知法庭相質，攻訐者又將何辭以對？」「法律應予反坐」。[63]有人也明確地指出：政府有「懲治漢奸條例」，現在各報所討論的陳獨秀事件，「若他罪證確實，自當處以應得之罪；否則說他是漢奸的日報雜誌等，自亦構成誹謗之罪」；「陳獨秀自可依刑法第三百十條起訴於法院」。[64]這使中共處於很被動的地位。
應該指出的是，在陳獨秀致《新華日報》的公開信後，事件的另一個受害人羅漢，也發表了一封給周恩來、葉劍英等人的很長的公開信，以自己的經歷，駁斥了《鏟》文對他的誣陷，同時以抗戰初期與這些中共骨幹接觸聯繫陳獨秀派與中共合作抗日的具體過程，指出博古曾對他說：「據我自己觀察，獨秀的意見很少有和托洛斯基相同之點，故中央刊物近來已不把托陳並列一派。」後來羅漢責問周恩來，為什麽在武漢出版的《群眾》雜誌署名漢夫的文章，竟加獨秀以「匪徒」的稱呼。「恩來兄說，那篇文章的『匪徒』字樣，他的確曾經勾去，後來不知怎樣又被手民誤植上去了。」恩來又說：「所謂中國的托派，事實上亦很複雜，如何分野個人亦不十分清楚，不過我大約可以將其分為四派：一派是贊成抗日的，你和獨秀等均屬之……」[65]這表明周恩來等共產黨人對陳獨秀「漢奸」問題是有明確認識的。
但王明、康生製造的誣陷陳獨秀為漢奸的事件，給中共帶來了極大的負麵影響，後來，周恩來在十分困難的條件下，對各方麵人士做了許多工作，並多次托人去看望陳獨秀，並囑陳在當時「不要活動，不要發表文章」，[66]以免事態擴大。在共產黨內很有威望的老人、與陳獨秀關係亦好的徐特立，當時任長沙八路軍辦事處主任，也在陳獨秀的學生何之瑜的陪同下，特意到武漢慰勸陳獨秀，再加上武漢保衛戰迫在眉睫，各路精英紛紛準備後撤，才使這場風波平息下來。
但是，由於是非不清，冤案未了，陳獨秀仍耿耿於懷。他隻答應暫時休戰，準備將來「算總帳」。他在給何之瑜的信中說：「徐老先生（指徐特立——引者）所說：『事情是解決了的。』真使我莫明其妙！羅漢的事，有他自己與你們的信，我不願多說。關於我，恐怕永無解決之一日。他們自己雖然沒有繼續說到我，而他們正在指使他們漢口及香港的外圍，在刊物上，在口頭上仍然大肆其造謠汙衊。我在社會上不是一個初出茅廬的人，社會自有公評，他們無情理的造謠中傷，於我無損，隻他們自暴其醜陋而已。我拿定主意，暫時置之不理，惟隨時收集材料，將來到法庭算總帳……」[67]可是，接著他流亡入川，武漢失守後抗日戰爭進入艱苦的相持階段，他即病逝於這個階段中，沒有得到「算總帳」的機會，在很多人眼中他還是帶著「漢奸」這個罪名入土的，可謂遺憾終身。直到1984年，中共文件承認「三十年代王明、康生誣其為日寇漢奸，亦非事實」。[68]
王明、康生等誣陷陳獨秀在海外受到抵製
在武漢，戰局關係及周恩來等的努力，使誣陳事件未了。但王明、康生等在「漢口及香港外圍，在刊物上，在口頭上仍然大肆其造謠汙衊」，在香港的中共中央華僑委員會還令各國華僑的共產黨組織，也繼續進行誣陷工作。
1938年8月，陳獨秀在重慶發表了《告僑胞書——為暹羅〈華僑日報〉作》一文。文中指出：「我們的民族運動，是站在各民族平等的原則上麵……因此我們僑胞所在的地方，如果是一個民族獨立國家，如果她不公開的直接加害於我們，我們便不應該站在自己民族利益的立場，或站在什麽『陣線外交』的立場，來妨礙別人以民族利益為本位的外交政策。這樣的妨礙不但違反了民族自決的精神，而且隻有迫著他們對我們益加疏遠，甚至仇恨。」[69]
這是針對當時受中共領導的暹羅共產黨（實際是純粹的華僑黨）在泰國搞極左運動而言的。據當時暹羅共產黨領導人歐陽會老人回憶：
陳獨秀的文章是暹羅《華僑日報》社長「老丁」（李慕逸）回國拜訪陳獨秀後約陳寫的。老丁是反共擁蔣的國民黨人，與中共領導的暹羅華僑黨鬥爭得很厲害。由於僑黨一開始就在極「左」路線指導下活動的，發傳單，鬧罷課，宣傳「打倒泰國政府」「保衛蘇聯」；「工人無祖國」，而把「蘇聯當作自己的祖國」；更嚴重的是與當地的黑幫勢力結合在一起，成立「鋤奸團」，對賣日貨的商人，若不公開登報承認錯誤，並向延安捐款者，立即實施暗殺，而且天天殺人，而被殺者一般都是國民黨方麵的人，把內戰打到國外，造成暹羅社會的恐慌。暹羅政府因當時弱小，是被迫親日的，對共產黨極為不滿，嚴厲鎮壓，但共產黨以「抗敵救國會」「讀書社」等群眾團體的麵目出現，政府也很無奈。老丁在「一二·九」時就寫文章罵僑黨擾亂社會秩序。但這個人是個老報人，辦報紙很有一套，在暹羅很有名。當時因國共抗日統一戰線，《華僑日報》也聯合辦報。他負責報紙的「社論」和「華僑公園」兩個版，僑黨負責「文藝」和「生活」兩個版。這次老丁組織了一個「戰地訪問團」回國到重慶，並拜訪陳獨秀，自然講到了中共僑黨在泰國極左鬧革命的情況。所以，「陳獨秀寫文章時對我們在泰國的活動是很了解的，他的這篇文章實際上是對我們極左錯誤的批評」。同時，老丁還辦了一個《華僑周刊》，發表了回國時他們訪問團與陳獨秀的合影。
當時就有報紙提出陳獨秀可以「反坐」中共，變被告為原告：「指人為漢奸，固為一時快意，不知此舉不惟有違政治道德，更觸犯法律森嚴……吾不知法庭相質，攻訐者又將何辭以對？」「法律應予反坐」。[63]有人也明確地指出：政府有「懲治漢奸條例」，現在各報所討論的陳獨秀事件，「若他罪證確實，自當處以應得之罪；否則說他是漢奸的日報雜誌等，自亦構成誹謗之罪」；「陳獨秀自可依刑法第三百十條起訴於法院」。[64]這使中共處於很被動的地位。
應該指出的是，在陳獨秀致《新華日報》的公開信後，事件的另一個受害人羅漢，也發表了一封給周恩來、葉劍英等人的很長的公開信，以自己的經歷，駁斥了《鏟》文對他的誣陷，同時以抗戰初期與這些中共骨幹接觸聯繫陳獨秀派與中共合作抗日的具體過程，指出博古曾對他說：「據我自己觀察，獨秀的意見很少有和托洛斯基相同之點，故中央刊物近來已不把托陳並列一派。」後來羅漢責問周恩來，為什麽在武漢出版的《群眾》雜誌署名漢夫的文章，竟加獨秀以「匪徒」的稱呼。「恩來兄說，那篇文章的『匪徒』字樣，他的確曾經勾去，後來不知怎樣又被手民誤植上去了。」恩來又說：「所謂中國的托派，事實上亦很複雜，如何分野個人亦不十分清楚，不過我大約可以將其分為四派：一派是贊成抗日的，你和獨秀等均屬之……」[65]這表明周恩來等共產黨人對陳獨秀「漢奸」問題是有明確認識的。
但王明、康生製造的誣陷陳獨秀為漢奸的事件，給中共帶來了極大的負麵影響，後來，周恩來在十分困難的條件下，對各方麵人士做了許多工作，並多次托人去看望陳獨秀，並囑陳在當時「不要活動，不要發表文章」，[66]以免事態擴大。在共產黨內很有威望的老人、與陳獨秀關係亦好的徐特立，當時任長沙八路軍辦事處主任，也在陳獨秀的學生何之瑜的陪同下，特意到武漢慰勸陳獨秀，再加上武漢保衛戰迫在眉睫，各路精英紛紛準備後撤，才使這場風波平息下來。
但是，由於是非不清，冤案未了，陳獨秀仍耿耿於懷。他隻答應暫時休戰，準備將來「算總帳」。他在給何之瑜的信中說：「徐老先生（指徐特立——引者）所說：『事情是解決了的。』真使我莫明其妙！羅漢的事，有他自己與你們的信，我不願多說。關於我，恐怕永無解決之一日。他們自己雖然沒有繼續說到我，而他們正在指使他們漢口及香港的外圍，在刊物上，在口頭上仍然大肆其造謠汙衊。我在社會上不是一個初出茅廬的人，社會自有公評，他們無情理的造謠中傷，於我無損，隻他們自暴其醜陋而已。我拿定主意，暫時置之不理，惟隨時收集材料，將來到法庭算總帳……」[67]可是，接著他流亡入川，武漢失守後抗日戰爭進入艱苦的相持階段，他即病逝於這個階段中，沒有得到「算總帳」的機會，在很多人眼中他還是帶著「漢奸」這個罪名入土的，可謂遺憾終身。直到1984年，中共文件承認「三十年代王明、康生誣其為日寇漢奸，亦非事實」。[68]
王明、康生等誣陷陳獨秀在海外受到抵製
在武漢，戰局關係及周恩來等的努力，使誣陳事件未了。但王明、康生等在「漢口及香港外圍，在刊物上，在口頭上仍然大肆其造謠汙衊」，在香港的中共中央華僑委員會還令各國華僑的共產黨組織，也繼續進行誣陷工作。
1938年8月，陳獨秀在重慶發表了《告僑胞書——為暹羅〈華僑日報〉作》一文。文中指出：「我們的民族運動，是站在各民族平等的原則上麵……因此我們僑胞所在的地方，如果是一個民族獨立國家，如果她不公開的直接加害於我們，我們便不應該站在自己民族利益的立場，或站在什麽『陣線外交』的立場，來妨礙別人以民族利益為本位的外交政策。這樣的妨礙不但違反了民族自決的精神，而且隻有迫著他們對我們益加疏遠，甚至仇恨。」[69]
這是針對當時受中共領導的暹羅共產黨（實際是純粹的華僑黨）在泰國搞極左運動而言的。據當時暹羅共產黨領導人歐陽會老人回憶：
陳獨秀的文章是暹羅《華僑日報》社長「老丁」（李慕逸）回國拜訪陳獨秀後約陳寫的。老丁是反共擁蔣的國民黨人，與中共領導的暹羅華僑黨鬥爭得很厲害。由於僑黨一開始就在極「左」路線指導下活動的，發傳單，鬧罷課，宣傳「打倒泰國政府」「保衛蘇聯」；「工人無祖國」，而把「蘇聯當作自己的祖國」；更嚴重的是與當地的黑幫勢力結合在一起，成立「鋤奸團」，對賣日貨的商人，若不公開登報承認錯誤，並向延安捐款者，立即實施暗殺，而且天天殺人，而被殺者一般都是國民黨方麵的人，把內戰打到國外，造成暹羅社會的恐慌。暹羅政府因當時弱小，是被迫親日的，對共產黨極為不滿，嚴厲鎮壓，但共產黨以「抗敵救國會」「讀書社」等群眾團體的麵目出現，政府也很無奈。老丁在「一二·九」時就寫文章罵僑黨擾亂社會秩序。但這個人是個老報人，辦報紙很有一套，在暹羅很有名。當時因國共抗日統一戰線，《華僑日報》也聯合辦報。他負責報紙的「社論」和「華僑公園」兩個版，僑黨負責「文藝」和「生活」兩個版。這次老丁組織了一個「戰地訪問團」回國到重慶，並拜訪陳獨秀，自然講到了中共僑黨在泰國極左鬧革命的情況。所以，「陳獨秀寫文章時對我們在泰國的活動是很了解的，他的這篇文章實際上是對我們極左錯誤的批評」。同時，老丁還辦了一個《華僑周刊》，發表了回國時他們訪問團與陳獨秀的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