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認定大家既然許身黨國,應當大家徹頭徹尾的加以反省,「應該痛定思痛,認清敵友,戴罪立功;萬不可稍存意氣,重蹈以往的覆轍,骨肉相殘」而為親者所痛,仇者所快。


    時急矣!寇深矣!華北數十萬方裏之土地,已經被敵人侵占;東南富庶的資源,也已經被敵人攫奪;無數萬的民眾被敵人殘殺;大好河山,瘡痍滿目,我們還有什麽心腸來鬧內部無謂的糾紛!我們希望大家「以大局為重」![57]


    其實,中間人士敢於仗義執言者也不少,九人公開信中,最早研究馬克思主義者之一的張西曼教授就是一人。他簽署公開信後,曾給《新華日報》一信,強調說明他「為甚麽敢負責為獨秀先生辯護」的理由:他「在陳出獄後,作過數度的訪問」,認為陳獨秀「由他那抵抗倭寇侵略的堅決態度和對我所創中蘇文化協會的偉大使命以及中蘇兩友邦聯合肅清東方海盜的熱烈期望中,可以證明他至少是個愛國的學者」,並誠懇地表示「在各種革命和救國力量集中在三民主義旗幟下奮鬥救亡的現階段中,自然是國家民族的利益高於一切。除證據確鑿的漢奸巨惡應由國家法律和民眾力量痛加製裁外,斷然要力求避免一切無謂摩擦和誤會,方可群策群力應付時代危機。現在倭寇已囊括我資源富庶的十省,民眾的犧牲痛苦早非人境,分化宰割,大難日殷,我們一般許身國事的誌士,應該痛定思痛,互相諒解,認清敵友,待罪圖功。萬不能稍存意氣,重蹈以往覆轍,骨肉相殘,殃民禍國」。


    但《新華日報》在3月19日卻發表題為《不容含糊和小心上當》的短評,批評張西曼「態度是含糊的」,要張西曼對此問題「重新加以考慮和表示」,氣得張生病一場。


    此外,著名人士長沙吳國璋也公開發表文章呼籲:「從前有些人因為暴日侵略日亟,曾向國民政府提出停止剿匪的請求。現在日寇業已深入我國,我敢大聲呼號,希望中國共產黨不要再製造『托匪』新名詞,來增加國內糾紛!」文章又指出:「在中國共產黨的各種書報雜誌中,時常看到『托派匪徒』一詞,說他們是漢奸,首領是陳獨秀先生。我以為很懷疑,以為陳氏是中國共產黨的第一任首領,現在中共骨幹許多重要分子,都是他介紹入黨並提拔訓練而成的,如果他也做了漢奸,那麽中國共產黨還有人靠得住嗎?如果事出誣陷,則中共幹部分子在道德上言,既屬負義不仁;在政略上言,又徒造人人自危的恐怖;在抗敵上言,則又未免陷於自相殘殺的絕境。大敵當前,為什麽他們要開這樣大的玩笑?」[58]


    第二,道德上對中共本身損害最大。王明、康生的誣陷,使陳受到重大傷害,如使其爭取中間勢力的努力付之東流。另外,中共本身在人們特別是民主黨派中的威望受到的很大損害。因為,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來正在民主黨派中做統戰工作,已經取得很大成效。但王明、康生的做法嚴重破壞了中共的形象,正如當時一本小冊子序言所說:


    陳獨秀是中國並帶世界性的文化與政治的偉人,而原告共產黨則是中國並帶世界性的大政黨,至所涉及的問題又是民族抗戰中的最嚴重的道德問題(是否「漢奸」)。以如此兩造所引起的如此問題,自然有其重大的意義。因為這不僅關係一個人的道德,而且關係一大政黨的道德。假如陳氏果真是證據確鑿的「漢奸」,則他的歷史人格即最後破產;假如事實並不如共產黨之所攻擊,則中國共產黨便無法卸脫其有組織地迫害與誣陷異己之罪。[59]


    而國民黨的《大漢晚報》,發表署名文章帶有輕蔑的口吻說:「凡人作事,應當光明磊落,不可鬼鬼祟祟,玩弄手段,然後才能得到人家的同情;否則絕對不會不失敗的」;「我們是具有幾千年文明的中國國民,我們作人,尤應有泱泱大國的風度……切不可學習落後民族那種狹隘,殘忍,刻薄,兇狠,尖刻,毒辣等非文明人類所應有的胸襟——以恨為出發點的胸襟;否則,人類社會隻有一天天的開倒車,而仍然回到野蠻的原始社會去。」兩天後,該報又發表短評說:「夫尊重他人,即所以尊重自己。如政見之爭牽涉人我之爭,或竟不擇手段,肆意誣衊,此則不足以言政治,徒損一己之政治道德而已」;「以自詡革命黨人出此下策,言之痛心,良深浩嘆!」[60]


    第三,在法律上使中共處於被動。王明、康生當然知道,一旦「日本間諜」「漢奸」罪名成立,在當時立即就要處決的。在蘇聯時,他們親眼看到許多中外著名人士,甚至那些與列寧在一起戰鬥過的老布爾什維克,一旦被誣陷,就處決了,而且根本不要什麽證據。在中國,他們也知道抗戰初期的王公度、張慕陶也並非托派。王公度在桂係軍閥反蔣獨立運動中,曾立下汗馬功勞,被稱為桂係中的「第四號人物」,隻是在全國形勢逼迫下,桂係軍閥轉向「聯蔣抗日」,但王公度不識時務,堅持原來的立場,再加上他在桂係內部爭權奪利鬥爭中,遭到妒忌,才被殺之。但是殺了之後如何向外解釋,他們煞費苦心,最後決定給他按上一個「托派」的帽子。[61]特別是張慕陶,原是中共重要骨幹,執行「左」傾路線而遭到失敗,被開除黨籍的,與托派風馬牛不相及。之後,他投奔閻錫山,表現出相當大的活動能力。中共領導的統戰組織犧盟會,曾想爭取他「歸隊」,為張所拒絕,於是張被戴上「托派漢奸」帽子。張從晉繫到了蔣介石手下,蔣也拉攏他。最後終因他堅持「反蔣抗日」立場,被以「托派漢奸」罪名處決了。可見在中國也存在無須證據,誣陷其「托派漢奸」罪名就可槍斃的事例。這是蘇聯「肅託運動」再加上王、康在巴黎《救國時報》上反覆宣傳在中國造成的惡劣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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