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日本帝國主義占領了我們的東三省，同時，上海的日本偵探機關，經過親日派唐有壬的介紹，與由陳獨秀、彭述之、羅漢等所組織的托匪「中央」進行了共同合作的談判。當時唐有壬代表日本偵探機關，陳獨秀、羅漢代表托匪的組織。談判的結果是：托洛茨基匪徒「不阻礙日本侵略中國」，而日本給陳獨秀的「托匪中央」每月三百元的津貼，待有成效後再增加之。這一賣國的談判確定了，日本津貼由陳獨秀托匪中央的組織部長羅漢領取了，於是中國的托匪和托洛茨基匪首，在日寇的指示下，在各方麵扮演著不同的角色，就大唱其幫助日本侵略中國的雙簧戲。[53]
康生文章的發表，猶如引爆了一顆炸彈，立時輿論大嘩，不要說反共人士，就是非共和親共人士，也群起為陳獨秀抱不平，質問這種造謠中傷的罪惡，並理所當然地把此文當作中共的主張，社會影響極其惡劣。
首先，為陳獨秀抱不平的最具影響的是1938年3月16日開始，先後在《大公報》《武漢日報》《掃蕩報》相繼刊登的王星拱（武漢大學校長）、周佛海（國防參議會參議員）、傅汝霖和梁寒操（均為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會員）、高一涵（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會委員）、張西曼（國民黨中央立法委員）、陶希聖（國防參議會議員）、林庚白（國民黨中央立法委員）九人聯名公開信。信中指責說：
中國共產黨內部理論之爭辯，彼此各一是非，黨外人士自無過問之必要。近來迭見共產黨出版之《群眾》、《解放》等刊物及《新華日報》，竟以全國一致抗日立場誣及陳獨秀先生是漢奸匪徒，曾經接受日本津貼而執行間諜工作，此事殊出乎情理之外。獨秀先生平生事業，早為國人所共見，在此次抗戰中之言論行動，亦為國人所周知。且漢奸匪徒之頭銜可加於獨秀先生，則人人亦可任意加諸異己，此風斷不可長。鄙人等現居武漢，與獨秀先生時有往還，見聞親切，對於彼蒙此莫須有之誣衊，為正義，為友誼，均難緘默，為此代為表白。凡獨秀先生海內外之知友及全國公正人士，諒有同感也。
此時王明正好任中共中央長江局書記，地位在周恩來之上，中國共產黨在武漢出版的《新華日報》，也在他的領導之下，[54]見了九人公開信，非但不思退守，反而更加無理而愚蠢地進行反擊，從公開信發表的第二天開始，指示《新華日報》連發數篇短評，說什麽「陳獨秀是否為漢奸問題，首先應該看陳獨秀是否公開宣言脫離托派漢奸組織和反對托派漢奸行動以為斷」。[55]
陳獨秀再也不能保持緘默，立即在當天寫了一封《致〈新華日報〉的信》。信中敘述了出獄初期在南京和武漢與葉劍英、博古、董必武的接觸情況，指出：
（他們）從未議及我是否漢奸的問題，並且據羅漢說，他們還有希望我回黨的意見。近閱貴報及漢口出版之群眾周刊及延安出版之解放周刊，忽然說我接受日本津貼，充當間諜的事。我百思不得其故。頃見本日貴報短評，乃恍然大悟。由此短評可以看出，你們所關心的，並非陳獨秀是否漢奸問題，而是陳獨秀能否參加反對托派運動問題。任何人發現漢奸，隻應該向政府提出證據，由政府依法辦理。你們造謠誣衊的苦心，我及別人都可以明白了……我明白地告訴你們：我如果發見了托派有做漢奸的真憑實據，我頭一個要出來反對，否則含沙射影血口噴人地跟著你們做啦啦隊，我一生不會幹這樣昧良心的勾當。受敵人的金錢充當間諜，如果是事實，乃是一件刑事上的問題，決不能夠因為聲明脫離漢奸組織和反對漢奸行動，而事實便會消滅。是否漢奸應該以有無證據為斷，決不應該如你們所說：「陳獨秀是否漢奸，要由陳獨秀是否公開聲明脫離托派組織和反對托派漢奸行動以為斷」……來武漢後，為避免增加抗戰中糾紛計，（我）一直未參加任何黨派，未自辦刊物。我所有的言論，各黨派的刊物，我都送去發表。我的政治態度，武漢人士大都知道，事實勝於雄辯，我以為任何聲明都是畫蛇添足。你們企圖捏造漢奸的罪名，來壓迫我做這樣畫蛇添足的事，好跟著你們做啦啦隊，真是想入非非。你們向來不擇手段，不顧一切事實是非，隻要跟著你們牽著鼻子走的便是戰士，反對你們的便是漢奸，做人的道德應該這樣嗎？[56]
與以往愛衝動、發脾氣的陳獨秀不一樣，這封信寫得十分克製，入情入理，但相當有力。
《新華日報》沒有刊登此信，但此信在其他多種報刊上出現了。圍繞著以上康生誣文、九人公開信、《新華日報》文章、陳獨秀的信，武漢各報紛紛刊文。這些文章大多為陳辯誣，指責中共，內容主要如下。
第一，對抗日陣營的損害甚大。當時日寇侵略極其瘋狂，攻陷北平、天津、上海、南京後，矛頭直指武漢，全國人民正同仇敵愾進行武漢保衛戰，而康生的文章一度幹擾了抗日的大局。這在客觀上削弱了抗日陣營的力量。因為，陳獨秀出獄後，已經聲明以無黨派的公開的身份出現，到處發表抗日演講，連續發表抗日文章，再加上他的歷史影響，已經成為具有重大影響的抗日人物，半年多的活動完全透明，現在把他打成「日本間諜」，這不僅是對陳獨秀這位「中國並帶世界性的文化與政治的偉人」的嚴重傷害，也是對整個抗日陣營的損害。當時一份國民黨的報紙社論說：「過去慘痛的事實（指黨派分裂、內戰導致日寇的入侵——引者），我們不堪回憶，以後的事體，我們也不希望再會重演，要避免這種危機，隻有大家能顧全大局」；「在這個國難嚴重的今日，我們還有什麽可說？我們認定隻有大家衷誠團結，隻有民族利益高於一切，融合各黨派的勢力集中救國的力量，大家在三民主義的旗幟下奮鬥努力，始足以救亡圖存。到現在倘使還不曉得覺悟，竟日終年的潛心於內部的摩擦，並且由內部理論的鬥爭而反映到外麵來，我們覺得異常的無謂，異常的可惜」；「關於黨派問題，最近（國民黨）中央宣傳部有個通知，希望大家少談，以免影響社會人心惶惶不安，而現在又把這一套提出來討論，這也是不應當的」；「關於目前這樣嚴重關頭，大家認定隻有抗戰才是死裏求生的出路。今天一個刊物，明天一篇文章，汗牛充棟，書鋪充斥，掛羊頭，賣狗肉，破壞抗戰陣線，混淆國家思想，這也不是抗戰時期中所不應當有的現象。」該文最後寫道：
康生文章的發表，猶如引爆了一顆炸彈，立時輿論大嘩，不要說反共人士，就是非共和親共人士，也群起為陳獨秀抱不平，質問這種造謠中傷的罪惡，並理所當然地把此文當作中共的主張，社會影響極其惡劣。
首先，為陳獨秀抱不平的最具影響的是1938年3月16日開始，先後在《大公報》《武漢日報》《掃蕩報》相繼刊登的王星拱（武漢大學校長）、周佛海（國防參議會參議員）、傅汝霖和梁寒操（均為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會員）、高一涵（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會委員）、張西曼（國民黨中央立法委員）、陶希聖（國防參議會議員）、林庚白（國民黨中央立法委員）九人聯名公開信。信中指責說：
中國共產黨內部理論之爭辯，彼此各一是非，黨外人士自無過問之必要。近來迭見共產黨出版之《群眾》、《解放》等刊物及《新華日報》，竟以全國一致抗日立場誣及陳獨秀先生是漢奸匪徒，曾經接受日本津貼而執行間諜工作，此事殊出乎情理之外。獨秀先生平生事業，早為國人所共見，在此次抗戰中之言論行動，亦為國人所周知。且漢奸匪徒之頭銜可加於獨秀先生，則人人亦可任意加諸異己，此風斷不可長。鄙人等現居武漢，與獨秀先生時有往還，見聞親切，對於彼蒙此莫須有之誣衊，為正義，為友誼，均難緘默，為此代為表白。凡獨秀先生海內外之知友及全國公正人士，諒有同感也。
此時王明正好任中共中央長江局書記，地位在周恩來之上，中國共產黨在武漢出版的《新華日報》，也在他的領導之下，[54]見了九人公開信，非但不思退守，反而更加無理而愚蠢地進行反擊，從公開信發表的第二天開始，指示《新華日報》連發數篇短評，說什麽「陳獨秀是否為漢奸問題，首先應該看陳獨秀是否公開宣言脫離托派漢奸組織和反對托派漢奸行動以為斷」。[55]
陳獨秀再也不能保持緘默，立即在當天寫了一封《致〈新華日報〉的信》。信中敘述了出獄初期在南京和武漢與葉劍英、博古、董必武的接觸情況，指出：
（他們）從未議及我是否漢奸的問題，並且據羅漢說，他們還有希望我回黨的意見。近閱貴報及漢口出版之群眾周刊及延安出版之解放周刊，忽然說我接受日本津貼，充當間諜的事。我百思不得其故。頃見本日貴報短評，乃恍然大悟。由此短評可以看出，你們所關心的，並非陳獨秀是否漢奸問題，而是陳獨秀能否參加反對托派運動問題。任何人發現漢奸，隻應該向政府提出證據，由政府依法辦理。你們造謠誣衊的苦心，我及別人都可以明白了……我明白地告訴你們：我如果發見了托派有做漢奸的真憑實據，我頭一個要出來反對，否則含沙射影血口噴人地跟著你們做啦啦隊，我一生不會幹這樣昧良心的勾當。受敵人的金錢充當間諜，如果是事實，乃是一件刑事上的問題，決不能夠因為聲明脫離漢奸組織和反對漢奸行動，而事實便會消滅。是否漢奸應該以有無證據為斷，決不應該如你們所說：「陳獨秀是否漢奸，要由陳獨秀是否公開聲明脫離托派組織和反對托派漢奸行動以為斷」……來武漢後，為避免增加抗戰中糾紛計，（我）一直未參加任何黨派，未自辦刊物。我所有的言論，各黨派的刊物，我都送去發表。我的政治態度，武漢人士大都知道，事實勝於雄辯，我以為任何聲明都是畫蛇添足。你們企圖捏造漢奸的罪名，來壓迫我做這樣畫蛇添足的事，好跟著你們做啦啦隊，真是想入非非。你們向來不擇手段，不顧一切事實是非，隻要跟著你們牽著鼻子走的便是戰士，反對你們的便是漢奸，做人的道德應該這樣嗎？[56]
與以往愛衝動、發脾氣的陳獨秀不一樣，這封信寫得十分克製，入情入理，但相當有力。
《新華日報》沒有刊登此信，但此信在其他多種報刊上出現了。圍繞著以上康生誣文、九人公開信、《新華日報》文章、陳獨秀的信，武漢各報紛紛刊文。這些文章大多為陳辯誣，指責中共，內容主要如下。
第一，對抗日陣營的損害甚大。當時日寇侵略極其瘋狂，攻陷北平、天津、上海、南京後，矛頭直指武漢，全國人民正同仇敵愾進行武漢保衛戰，而康生的文章一度幹擾了抗日的大局。這在客觀上削弱了抗日陣營的力量。因為，陳獨秀出獄後，已經聲明以無黨派的公開的身份出現，到處發表抗日演講，連續發表抗日文章，再加上他的歷史影響，已經成為具有重大影響的抗日人物，半年多的活動完全透明，現在把他打成「日本間諜」，這不僅是對陳獨秀這位「中國並帶世界性的文化與政治的偉人」的嚴重傷害，也是對整個抗日陣營的損害。當時一份國民黨的報紙社論說：「過去慘痛的事實（指黨派分裂、內戰導致日寇的入侵——引者），我們不堪回憶，以後的事體，我們也不希望再會重演，要避免這種危機，隻有大家能顧全大局」；「在這個國難嚴重的今日，我們還有什麽可說？我們認定隻有大家衷誠團結，隻有民族利益高於一切，融合各黨派的勢力集中救國的力量，大家在三民主義的旗幟下奮鬥努力，始足以救亡圖存。到現在倘使還不曉得覺悟，竟日終年的潛心於內部的摩擦，並且由內部理論的鬥爭而反映到外麵來，我們覺得異常的無謂，異常的可惜」；「關於黨派問題，最近（國民黨）中央宣傳部有個通知，希望大家少談，以免影響社會人心惶惶不安，而現在又把這一套提出來討論，這也是不應當的」；「關於目前這樣嚴重關頭，大家認定隻有抗戰才是死裏求生的出路。今天一個刊物，明天一篇文章，汗牛充棟，書鋪充斥，掛羊頭，賣狗肉，破壞抗戰陣線，混淆國家思想，這也不是抗戰時期中所不應當有的現象。」該文最後寫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