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此同時，陳獨秀在政治上也進行籌劃第三種勢力的工作。國民黨在京滬戰線潰退之後，戰場西移，武漢成了臨時首都，成了政治軍事中心以及抗日群眾運動新的發源地。一時冠蓋如雲，各種政治勢力的代表人物為抗戰事業所激發，匯集到這裏進行緊張的活動。同時，武漢的地理位置和戰爭形勢的迅猛發展，也時時提醒著人們，這種情況是短暫的。所以，陳獨秀利用自己歷史上形成的個人威望，緊緊抓住身邊出現的這個特殊環境，實施他的新方案。他積極和章伯鈞、章乃器等第三黨、救國會以及其他一些民主人士接觸，企圖組成一個新的聯合戰線，以在抗日陣營中獨樹一幟，「不擁國，不阿共」，為努力抗日，勝利後建立獨立、民主、自由的新中國為共同目標。[51]
陳獨秀的這個努力，又有一個特殊的背景。當時，共產黨利用國民黨因抗戰連連潰退在國民中威望直線下降的時機，在武漢的中間勢力中積極活動，並由宋慶齡襄助，獲得了相當的成功，各個民主黨派對中共產生了愈來愈多的期待。陳獨秀認為「我們（他表麵上否認托派，而言談中卻仍以托派自居）必須參加這一運動，藉以擴大我們的影響；打破我們自建的與人築的圍牆，且使這個普遍而真實的反國民黨的群眾運動不為史達林黨利用了去」。
陳獨秀聯絡中間勢力，主要目的還是想通過他們去爭取群眾。但是，陳獨秀的這個努力，又遭到教條主義者王文元、濮清泉的堅決反對。他倆認為，要爭取群眾，首先要打破群眾「對幾個所謂民主黨派可能發生的幻想。要打破他們的幻想，我們必不可與他們締結聯盟，必須保持獨立。在具體問題上盡管可以和他們採取共同行動，但在思想與政治上，我們卻必須對他們進行批評」。為此，他們倆又提出要辦一張「我們的報」，以便發表「我們」獨立的主張和對同盟者進行批評。陳對此「非常生氣」。他覺得王、濮太重教條，太不懂政治，一點策略也不懂，與上海的托派是一丘之貉。而陳的性格特點是：一旦決心已下，就堅定不移，不容別人置喙，或者勝利，或者頭破血流也不悔。王、濮不得不讓步，試著走走看。於是，陳派王、濮代表他去出席第三黨、全國救國會、桂係反蔣派和陳獨秀派的「四派會議」。陳獨秀希望能進退自如，如果談判成功，他再進一步出麵；如果失敗，他就不出麵了。可是王、濮是何許人也，人家看重的是你陳獨秀的名望，到這個時候你還拿架子。所以，「代表」二人先後被拒絕。接著，羅漢來到武漢，陳又派羅漢出席「四派會議」，羅去了兩次，也向他「告退」了。隨後，他又派濮德誌去開封請羅章龍，函招長沙的高語罕，希望這兩位比較著名的被共產黨開除又不投靠國民黨的老相識，能支持他的「復興事業」……
為了開闢一條有效的抗日道路，陳獨秀真所謂煞費苦心。
可是，以上的軍事謀劃與政治努力，還沒有結果，在國共兩黨的夾擊下，很快就煙消雲散了。何基灃這位非嫡係軍人的活動，時時都在蔣介石特務的監控之中。當王、濮等人買好車票，準備到何的河南內黃師部去的時候，蔣介石果斷地掐斷了這根線，免除何基灃的師長職，「著毋庸回任」。這使陳、何的精心策劃，頓時成為泡影。去請羅章龍，羅斷然拒絕；而函請高語罕，高遲遲不予理睬。最後得到的是：來自王明、康生強加的「陳獨秀是每月向日本間諜機關領取津貼的漢奸」。雖然此事在社會廣泛同情和陳獨秀的堅決鬥爭之下，不了了之，但中間勢力卻把與陳合作視為畏途，紛紛離去。
就這樣，陳獨秀在1938年7月，在武漢失守之前，打發走王、濮、羅等，隻身一人，進入四川，度過他孤獨的暮年生活。這時，隻有他的思想閃光，不再有任何的政治活動。就是說他一生轟轟烈烈的政治活動家的生命隨著武漢努力的流產而結束了。
由於形格勢禁，英雄難展沖天誌，萬般無奈淚沾襟。
「漢奸事件」
——陳獨秀與中共徹底決裂
1937年抗戰爆發以後，王明、康生在巴黎《救國時報》上製造的「托派即漢奸」的輿論，開始在國內起作用，除地方上的軍閥利用這個罪名消除異己外，共產黨內的肅托鬥爭，主要是在這年11月王明、康生回國以後開展的。在國統區，他們打擊的主要對象就是托派，陳獨秀首當其衝。
王明、康生回國時拿著莫斯科肅托的「尚方寶劍」，得知毛澤東的中央曾想與托派合作抗日，甚至傳說要讓陳獨秀回黨，歇斯底裏大發作，在12月9～14日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聲色俱厲地表示，我們和什麽人都可以合作，隻有托派例外。在國際上我們可以和資產階級的政客軍閥甚至劊子手合作。但不能與托洛茨基的信徒們合作；在中國可以與蔣介石及其下屬的反共特務等人合作，但不能與陳獨秀合作，並誣指「陳獨秀是每月拿三百元津貼的日本間諜」。有人當場指出：「陳獨秀與托洛茨基究竟有所不同；說陳獨秀是日本間諜，究非事實。」王明卻堅持說史達林正在雷厲風行地反托派，而我們卻要聯絡托派，那還了得：「陳獨秀即使不是日本間諜也應該說成是日本間諜。」[52]
早在中東路事件時，王明就發表長文，在黨的中央機關報上，大肆攻擊陳的正確主張，陳未予理睬；1931年王明的「左」傾路線上台時，曾通過一個決議，又說陳獨秀為中央的托派是「最危險的敵人」，應「以主要的力量來打擊」，陳獨秀也未予還擊。現在他指使同夥康生在武漢公開發行的中共中央機關刊物《解放》上，發表長文信口雌黃地說：
陳獨秀的這個努力，又有一個特殊的背景。當時，共產黨利用國民黨因抗戰連連潰退在國民中威望直線下降的時機，在武漢的中間勢力中積極活動，並由宋慶齡襄助，獲得了相當的成功，各個民主黨派對中共產生了愈來愈多的期待。陳獨秀認為「我們（他表麵上否認托派，而言談中卻仍以托派自居）必須參加這一運動，藉以擴大我們的影響；打破我們自建的與人築的圍牆，且使這個普遍而真實的反國民黨的群眾運動不為史達林黨利用了去」。
陳獨秀聯絡中間勢力，主要目的還是想通過他們去爭取群眾。但是，陳獨秀的這個努力，又遭到教條主義者王文元、濮清泉的堅決反對。他倆認為，要爭取群眾，首先要打破群眾「對幾個所謂民主黨派可能發生的幻想。要打破他們的幻想，我們必不可與他們締結聯盟，必須保持獨立。在具體問題上盡管可以和他們採取共同行動，但在思想與政治上，我們卻必須對他們進行批評」。為此，他們倆又提出要辦一張「我們的報」，以便發表「我們」獨立的主張和對同盟者進行批評。陳對此「非常生氣」。他覺得王、濮太重教條，太不懂政治，一點策略也不懂，與上海的托派是一丘之貉。而陳的性格特點是：一旦決心已下，就堅定不移，不容別人置喙，或者勝利，或者頭破血流也不悔。王、濮不得不讓步，試著走走看。於是，陳派王、濮代表他去出席第三黨、全國救國會、桂係反蔣派和陳獨秀派的「四派會議」。陳獨秀希望能進退自如，如果談判成功，他再進一步出麵；如果失敗，他就不出麵了。可是王、濮是何許人也，人家看重的是你陳獨秀的名望，到這個時候你還拿架子。所以，「代表」二人先後被拒絕。接著，羅漢來到武漢，陳又派羅漢出席「四派會議」，羅去了兩次，也向他「告退」了。隨後，他又派濮德誌去開封請羅章龍，函招長沙的高語罕，希望這兩位比較著名的被共產黨開除又不投靠國民黨的老相識，能支持他的「復興事業」……
為了開闢一條有效的抗日道路，陳獨秀真所謂煞費苦心。
可是，以上的軍事謀劃與政治努力，還沒有結果，在國共兩黨的夾擊下，很快就煙消雲散了。何基灃這位非嫡係軍人的活動，時時都在蔣介石特務的監控之中。當王、濮等人買好車票，準備到何的河南內黃師部去的時候，蔣介石果斷地掐斷了這根線，免除何基灃的師長職，「著毋庸回任」。這使陳、何的精心策劃，頓時成為泡影。去請羅章龍，羅斷然拒絕；而函請高語罕，高遲遲不予理睬。最後得到的是：來自王明、康生強加的「陳獨秀是每月向日本間諜機關領取津貼的漢奸」。雖然此事在社會廣泛同情和陳獨秀的堅決鬥爭之下，不了了之，但中間勢力卻把與陳合作視為畏途，紛紛離去。
就這樣，陳獨秀在1938年7月，在武漢失守之前，打發走王、濮、羅等，隻身一人，進入四川，度過他孤獨的暮年生活。這時，隻有他的思想閃光，不再有任何的政治活動。就是說他一生轟轟烈烈的政治活動家的生命隨著武漢努力的流產而結束了。
由於形格勢禁，英雄難展沖天誌，萬般無奈淚沾襟。
「漢奸事件」
——陳獨秀與中共徹底決裂
1937年抗戰爆發以後，王明、康生在巴黎《救國時報》上製造的「托派即漢奸」的輿論，開始在國內起作用，除地方上的軍閥利用這個罪名消除異己外，共產黨內的肅托鬥爭，主要是在這年11月王明、康生回國以後開展的。在國統區，他們打擊的主要對象就是托派，陳獨秀首當其衝。
王明、康生回國時拿著莫斯科肅托的「尚方寶劍」，得知毛澤東的中央曾想與托派合作抗日，甚至傳說要讓陳獨秀回黨，歇斯底裏大發作，在12月9～14日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聲色俱厲地表示，我們和什麽人都可以合作，隻有托派例外。在國際上我們可以和資產階級的政客軍閥甚至劊子手合作。但不能與托洛茨基的信徒們合作；在中國可以與蔣介石及其下屬的反共特務等人合作，但不能與陳獨秀合作，並誣指「陳獨秀是每月拿三百元津貼的日本間諜」。有人當場指出：「陳獨秀與托洛茨基究竟有所不同；說陳獨秀是日本間諜，究非事實。」王明卻堅持說史達林正在雷厲風行地反托派，而我們卻要聯絡托派，那還了得：「陳獨秀即使不是日本間諜也應該說成是日本間諜。」[52]
早在中東路事件時，王明就發表長文，在黨的中央機關報上，大肆攻擊陳的正確主張，陳未予理睬；1931年王明的「左」傾路線上台時，曾通過一個決議，又說陳獨秀為中央的托派是「最危險的敵人」，應「以主要的力量來打擊」，陳獨秀也未予還擊。現在他指使同夥康生在武漢公開發行的中共中央機關刊物《解放》上，發表長文信口雌黃地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