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一次救國實踐及其夭折
要說陳獨秀一點辦法也沒有，倒也不是。他在書生議政後，決心要做一點書生從政的事，試驗一種新的救國道路。
在對國民黨失望以後，陳獨秀決心要擺脫希望與中共「合作抗日」中的無力、無奈與悲哀，能使自己手中要有點「東西」，於是他與新來武漢的王文元協商，如何重新奮鬥。王提出首先要在武漢辦一個刊物。陳「立即堅決地否定了。他認為：不但無可能，而且無必要」；「舊的一套工作方法得拋棄，今後如果還想在中國的政治鬥爭中起若幹作用，必須採取新的方法，走新的途徑」；而像上海托派中央那樣，「坐在租界的亭子間裏喊抗戰，沒有在實際行動上跨前一步，沒有鄭重地投身於政治的乃至軍事的鬥爭。不論任何時候，任何條件，總是將革命之所有能事歸結於辦一張可憐的報紙」，絕「沒有出路」。[47]
陳獨秀首先「嘲笑那種天真的看法：從抗戰中可產生革命。『皮之不存，毛將焉附』。他說，抗戰失敗的結果是喪失了工業城市，潰散了無產階級。如果戰爭延長，西南一帶在美國支援下，可能發展點新工業，但無足以抵償東南沿海的損失；因此，在抗戰中，他以為決不能爆發我們所想像的革命，更不能以我們所設想的方式爆發出來。（農民的騷亂）隻要國民黨一天抗日，這些騷亂便不可能生長成打倒國民黨統治的革命。將來，變化是多的，城市與鄉村的不滿也將日益增長，可是誰能領導這些運動呢？據他想，隻有那些主張民主和自由，同時又擁有武裝實力的黨派。因此，舊的一套靠文字在工人中宣傳，藉此組織起來，實行革命的老想法，必須拋棄。唯一可行的辦法是一方麵以自由及民主的寬廣政綱去團結反國而又不阿共的政治流派，另一方麵則積極跑進抗日的武裝隊伍去，為未來任何變化預先取得有利於革命的可靠保證。」[48]
從以上王文元零距離觀察陳獨秀思想變化的狀況中，我們看到了陳對托派傳統革命路線的否定，也對共產黨農村根據地方針的否定。雖然與上海托派中央比，他的思想方法不為任何教條主義所束縛。正如他當時對王文元常提到的列寧一個思想，認為列寧最了不得的地方就是不被馬克思主義的現成公式所束縛，在不同的時間和環境，大膽地決定不同的政治口號與鬥爭方法。更可貴的是他強烈地跳動著一顆愛國的心，在熱烈沸騰的抗日怒潮中，「我們絕不該再以背誦『教條』為能事，必須設法實實在在地投身進去，積極地起作用」。但是他有一個致命的弱點，即高估了第三種（中間）勢力即民主黨派的力量，而低估了國共兩黨反民主勢力的力量。實質上，進入近代以來，中國從來沒有真正地能夠主導政局的中間勢力。於是就決定了陳尋找「反國而不阿共」政治流派的努力最終失敗的命運。
當陳獨秀為以上思想急於尋找實踐機會的時候，機會竟然出現了。
當時陳獨秀認識了一位國民黨的師長何基灃。此人原屬於宋哲元部下的陸軍第一二○旅旅長。七七盧溝橋事件時，打響中國全麵抗戰爆發第一槍的吉文星團，便屬於該旅所轄。事後，何被擢升為一七九師師長。因作戰掛彩，在漢口養傷。陳獨秀對該部的愛國熱情是很欽佩的。另外，這個軍人還有一些特點給陳獨秀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他無任何不良的嗜好，更無軍閥的粗獷習氣，也沒有虛矯的架子，夫婦倆住在一個廂房樓裏，連勤務兵都不用。更重要的是，陳與何相談中了解到，何堅決抗日，對國民黨的領導無力深感痛心；而且半年來在華北的抗戰實踐，使他深深懂得，不將部隊的政治認識提高，無法有效地抗日，更無法取得勝利。因此，在漢口養傷期間，他幾乎讀遍了漢口所能買到的有關抗日乃至一般社會科學的書籍，對陳獨秀的抗日論著和演講，自然也十分欽佩。因此二人相處十分投緣。學習和思索的結果，何決心要從漢口邀請一些革命青年，到他的部隊裏去，對兵士進行政治教育工作。而這正是陳獨秀夢寐以求的好機會。
於是，二人很快就商定方案：以有限的土地改革來發動群眾，藉以增強軍隊的力量，謀取抗日的勝利。這也就把陳獨秀抗戰綱領中有關減輕人民負擔，以使人民支持抗戰，「有力者出力」的思想具體化了。
但是，王文元及後到的濮德誌對這種做法心有餘悸，怕重演大革命時期共產黨的政治工作人員替軍閥做「姨太太工作」的悲劇。陳獨秀則認為毫無理由把目前的行動當成「軍事投機」。
陳獨秀批駁說：「情形是根本不同的」；「我們是窮光蛋，不是第三國際，沒有任何東西可以讓人家欺騙。其次，我們進入他的軍隊，目的雖然不在『篡權』，可也不一味希望他本人變成革命……（他）可能會真心轉向革命的，倘如此，則不難使這不小數量的武裝力量置於我們的政治領導之下；如果不然，那末我們既然一開始就坦白地表明自己的麵目與行動方針，自不難進退隨意，不可能遭受任何損害。」[49]
王文元、濮德誌終於被說服。最後，陳獨秀與何基灃落實的計劃是：陳派王文元、濮德誌和另一個河南青年馬某某，到何的河南內黃師部去，王任秘書長，濮與馬為參謀。陳給他們的指示是：到軍隊中去的首要工作是兵士群眾的教育，以及竭力造成群眾的革命環境，即在轄區內盡可能發動土地改革運動，以便使軍隊同時革命化。[50]
要說陳獨秀一點辦法也沒有，倒也不是。他在書生議政後，決心要做一點書生從政的事，試驗一種新的救國道路。
在對國民黨失望以後，陳獨秀決心要擺脫希望與中共「合作抗日」中的無力、無奈與悲哀，能使自己手中要有點「東西」，於是他與新來武漢的王文元協商，如何重新奮鬥。王提出首先要在武漢辦一個刊物。陳「立即堅決地否定了。他認為：不但無可能，而且無必要」；「舊的一套工作方法得拋棄，今後如果還想在中國的政治鬥爭中起若幹作用，必須採取新的方法，走新的途徑」；而像上海托派中央那樣，「坐在租界的亭子間裏喊抗戰，沒有在實際行動上跨前一步，沒有鄭重地投身於政治的乃至軍事的鬥爭。不論任何時候，任何條件，總是將革命之所有能事歸結於辦一張可憐的報紙」，絕「沒有出路」。[47]
陳獨秀首先「嘲笑那種天真的看法：從抗戰中可產生革命。『皮之不存，毛將焉附』。他說，抗戰失敗的結果是喪失了工業城市，潰散了無產階級。如果戰爭延長，西南一帶在美國支援下，可能發展點新工業，但無足以抵償東南沿海的損失；因此，在抗戰中，他以為決不能爆發我們所想像的革命，更不能以我們所設想的方式爆發出來。（農民的騷亂）隻要國民黨一天抗日，這些騷亂便不可能生長成打倒國民黨統治的革命。將來，變化是多的，城市與鄉村的不滿也將日益增長，可是誰能領導這些運動呢？據他想，隻有那些主張民主和自由，同時又擁有武裝實力的黨派。因此，舊的一套靠文字在工人中宣傳，藉此組織起來，實行革命的老想法，必須拋棄。唯一可行的辦法是一方麵以自由及民主的寬廣政綱去團結反國而又不阿共的政治流派，另一方麵則積極跑進抗日的武裝隊伍去，為未來任何變化預先取得有利於革命的可靠保證。」[48]
從以上王文元零距離觀察陳獨秀思想變化的狀況中，我們看到了陳對托派傳統革命路線的否定，也對共產黨農村根據地方針的否定。雖然與上海托派中央比，他的思想方法不為任何教條主義所束縛。正如他當時對王文元常提到的列寧一個思想，認為列寧最了不得的地方就是不被馬克思主義的現成公式所束縛，在不同的時間和環境，大膽地決定不同的政治口號與鬥爭方法。更可貴的是他強烈地跳動著一顆愛國的心，在熱烈沸騰的抗日怒潮中，「我們絕不該再以背誦『教條』為能事，必須設法實實在在地投身進去，積極地起作用」。但是他有一個致命的弱點，即高估了第三種（中間）勢力即民主黨派的力量，而低估了國共兩黨反民主勢力的力量。實質上，進入近代以來，中國從來沒有真正地能夠主導政局的中間勢力。於是就決定了陳尋找「反國而不阿共」政治流派的努力最終失敗的命運。
當陳獨秀為以上思想急於尋找實踐機會的時候，機會竟然出現了。
當時陳獨秀認識了一位國民黨的師長何基灃。此人原屬於宋哲元部下的陸軍第一二○旅旅長。七七盧溝橋事件時，打響中國全麵抗戰爆發第一槍的吉文星團，便屬於該旅所轄。事後，何被擢升為一七九師師長。因作戰掛彩，在漢口養傷。陳獨秀對該部的愛國熱情是很欽佩的。另外，這個軍人還有一些特點給陳獨秀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他無任何不良的嗜好，更無軍閥的粗獷習氣，也沒有虛矯的架子，夫婦倆住在一個廂房樓裏，連勤務兵都不用。更重要的是，陳與何相談中了解到，何堅決抗日，對國民黨的領導無力深感痛心；而且半年來在華北的抗戰實踐，使他深深懂得，不將部隊的政治認識提高，無法有效地抗日，更無法取得勝利。因此，在漢口養傷期間，他幾乎讀遍了漢口所能買到的有關抗日乃至一般社會科學的書籍，對陳獨秀的抗日論著和演講，自然也十分欽佩。因此二人相處十分投緣。學習和思索的結果，何決心要從漢口邀請一些革命青年，到他的部隊裏去，對兵士進行政治教育工作。而這正是陳獨秀夢寐以求的好機會。
於是，二人很快就商定方案：以有限的土地改革來發動群眾，藉以增強軍隊的力量，謀取抗日的勝利。這也就把陳獨秀抗戰綱領中有關減輕人民負擔，以使人民支持抗戰，「有力者出力」的思想具體化了。
但是，王文元及後到的濮德誌對這種做法心有餘悸，怕重演大革命時期共產黨的政治工作人員替軍閥做「姨太太工作」的悲劇。陳獨秀則認為毫無理由把目前的行動當成「軍事投機」。
陳獨秀批駁說：「情形是根本不同的」；「我們是窮光蛋，不是第三國際，沒有任何東西可以讓人家欺騙。其次，我們進入他的軍隊，目的雖然不在『篡權』，可也不一味希望他本人變成革命……（他）可能會真心轉向革命的，倘如此，則不難使這不小數量的武裝力量置於我們的政治領導之下；如果不然，那末我們既然一開始就坦白地表明自己的麵目與行動方針，自不難進退隨意，不可能遭受任何損害。」[49]
王文元、濮德誌終於被說服。最後，陳獨秀與何基灃落實的計劃是：陳派王文元、濮德誌和另一個河南青年馬某某，到何的河南內黃師部去，王任秘書長，濮與馬為參謀。陳給他們的指示是：到軍隊中去的首要工作是兵士群眾的教育，以及竭力造成群眾的革命環境，即在轄區內盡可能發動土地改革運動，以便使軍隊同時革命化。[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