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獨秀在說這話時，實際上是十分悲哀與無奈的。當時中共已經是有幾十萬黨員並有軍隊的第一大在野黨，而陳獨秀身邊隻有幾個人，甚至是孤家寡人，即使他任托派中央書記時，也沒有幾個人聽他的。這就是他說的「雙方都有點東西」，而手中沒有「東西」，如何與人家「合作」。羅漢的奔走，自然是自討沒趣。至於他說的「同一工作的對象」，恐怕主要是指抗日武裝。當時除廣東和山東個別托派分子曾自發地拉起過一小股抗日武裝又很快被消滅外，連托派中央都無武裝，陳獨秀手中更無一兵一卒，如何與中共八路軍、新四軍合作，共同打擊日本侵略者。
這是陳獨秀離開中共後，第二次表示出要與中共和解，也是最後一次。由於種種主觀與客觀的原因，又沒有成功。其實，這原是陳獨秀一貫的思想，即在一定階段、一個特殊問題上（即抗日），雙方「共同行動」，而不是「全麵的政治同盟」，更不是一個吃掉一個式的「回到黨內」。這是因為在革命的理論和路線問題上，陳獨秀堅持原來的托派立場（所以以上他說托派中央「罵史……不是原則上的錯誤」），與中共有不可調和的矛盾，例如：
第一，他仍然反對中共關於中國社會性質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論斷，認為中國「當然是資本主義經濟居領導地位」，「沒有什麽一半一半」。[40]他的邏輯是：隻有說中國是「初期資本主義國家」，或「中國已經不是一個封建殘餘的舊國家，而企圖建立一個資本主義的新興國」，才能解說中日戰爭的起因及抗戰的勝利」；「如果中國社會真如共產黨所說，還是封建或半封建，則對於日本資本主義之發展，還沒有勢不兩立的衝突，對日抗戰匪獨不必要，而且不可能，以封建半封建的農業國之生產力，絕對沒有能力對工業國戰爭，尤其不堪比較長期的戰爭」。[41]
第二，他仍然低估共產黨的力量，說「中共人數遠遠超過我們，然亦隻是些知識分子和沒有一點工人基礎的武裝隊」。所以，他主張由托派來做「重新創造無產階級政黨的中心勢力」。[42]他沒有估計到占人口80%的農民，一旦被中共有效地組織起來，其力量足以推翻帝國主義與國民黨在中國的統治。
出獄後，他口口聲聲自己是無黨派人士，實際是為了聯繫廣大群眾的一種策略，因為十幾年的黨派之爭，削弱了國力，老百姓對黨派之爭十分厭惡，陳獨秀敏感地意識到了這一點。況且在黨派之爭中他始終是一個失敗者，不管是對國民黨，還是對共產黨。但在這封給托洛茨基的信中，又暴露了他還是一個黨派主義者，還是一個忠實的托派分子，離不開那些主義的教條。
第三，他反對中共走農村包圍城市的革命道路。他還是從中國是初期的資本主義社會觀及政治經濟上「城市領導農村」出發，抨擊中共「沒有認真的了解和正確的把握住這一歷史條件所決定的時代性……所以才有超資本主義的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的幻想，所以才鬧出『山上馬克思主義』的笑話，所以才有依靠農村攻取城市的錯誤路線……這一大串頭腳顛倒亂雜無章的政策」，「遂至忽左忽右的亂跳，而進退失據」，並聲稱：「必須把所謂『山上的馬克思主義』的昏亂思想從根剷除，因為近代的一切大運動都必然是城市領導農村。」[43]
在這個問題上，又表現了陳獨秀的教條主義的偏見。從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及其指導下的各國革命來看，的確沒有農村包圍城市、奪取全國政權的先例，但是，中共原先的道路也是從城市到城市，如大革命時期的陳獨秀曾親自領導上海工人三次武裝暴動，在北伐軍的配合下奪取了中國最大的城市上海。如所謂的第一次大革命失敗及其失敗後的南昌、秋收起義和廣州暴動等，並一度取得勝利。但是，中國畢竟是一個農業經濟為主的落後大國，由於城市中反動統治勢力十分強大，共產黨難以在城市取得勝利。
第四，他反對中共的獨立自主的抗日遊擊戰方針。他說：「抗戰一年了，農民仍舊是隔岸觀火」；如果「跟著以最前進政黨自命的蠢材，大反其『唯武器論』，和大唱其『大刀向鬼子們的頭上砍去』的歌，大吹其『大刀旋舞起來，「皇軍」便要發抖的法螺』……中國永遠還是農民無知、商人無恥、士大夫無知而又無恥的中國」[44]。他甚至說：「我們不能相信在新式兵器的現在，在今日的中國，現政府如果失敗，別的黨能夠支持一省或數省政權繼續抗戰。」[45]
「唯武器論」與「城市中心論」相結合，使他得出一種荒謬的結論，改變了抗戰初期對遊擊隊和遊擊戰的評價：「幻想專靠遊擊隊來保護國家，便是天大的錯誤。就是正規軍的遊擊戰術即運動戰，亦不可濫用……過去所謂『紅軍』及山上的『蘇維埃政府』為什麽到處失敗，也正因為在軍器上，在經濟上，在文化上，農村和小城市都不能夠獨立存在。在此次戰爭中，如果我們執迷不悟，過分的估計遊擊隊和遊擊戰術，無意識的幫助敵人更容易的占據了我們全國的大城市和交通要道，即使遊擊戰布滿了全國的農村和小城市，甚至避開敵人的勢力在偏僻的地方建立一些可憐的邊區政府，仍然算是亡了國！」[46]
在這裏，陳獨秀再次暴露出書生議政的弱點。他的觀點，顯然帶有托派的偏見。
這是陳獨秀離開中共後，第二次表示出要與中共和解，也是最後一次。由於種種主觀與客觀的原因，又沒有成功。其實，這原是陳獨秀一貫的思想，即在一定階段、一個特殊問題上（即抗日），雙方「共同行動」，而不是「全麵的政治同盟」，更不是一個吃掉一個式的「回到黨內」。這是因為在革命的理論和路線問題上，陳獨秀堅持原來的托派立場（所以以上他說托派中央「罵史……不是原則上的錯誤」），與中共有不可調和的矛盾，例如：
第一，他仍然反對中共關於中國社會性質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論斷，認為中國「當然是資本主義經濟居領導地位」，「沒有什麽一半一半」。[40]他的邏輯是：隻有說中國是「初期資本主義國家」，或「中國已經不是一個封建殘餘的舊國家，而企圖建立一個資本主義的新興國」，才能解說中日戰爭的起因及抗戰的勝利」；「如果中國社會真如共產黨所說，還是封建或半封建，則對於日本資本主義之發展，還沒有勢不兩立的衝突，對日抗戰匪獨不必要，而且不可能，以封建半封建的農業國之生產力，絕對沒有能力對工業國戰爭，尤其不堪比較長期的戰爭」。[41]
第二，他仍然低估共產黨的力量，說「中共人數遠遠超過我們，然亦隻是些知識分子和沒有一點工人基礎的武裝隊」。所以，他主張由托派來做「重新創造無產階級政黨的中心勢力」。[42]他沒有估計到占人口80%的農民，一旦被中共有效地組織起來，其力量足以推翻帝國主義與國民黨在中國的統治。
出獄後，他口口聲聲自己是無黨派人士，實際是為了聯繫廣大群眾的一種策略，因為十幾年的黨派之爭，削弱了國力，老百姓對黨派之爭十分厭惡，陳獨秀敏感地意識到了這一點。況且在黨派之爭中他始終是一個失敗者，不管是對國民黨，還是對共產黨。但在這封給托洛茨基的信中，又暴露了他還是一個黨派主義者，還是一個忠實的托派分子，離不開那些主義的教條。
第三，他反對中共走農村包圍城市的革命道路。他還是從中國是初期的資本主義社會觀及政治經濟上「城市領導農村」出發，抨擊中共「沒有認真的了解和正確的把握住這一歷史條件所決定的時代性……所以才有超資本主義的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的幻想，所以才鬧出『山上馬克思主義』的笑話，所以才有依靠農村攻取城市的錯誤路線……這一大串頭腳顛倒亂雜無章的政策」，「遂至忽左忽右的亂跳，而進退失據」，並聲稱：「必須把所謂『山上的馬克思主義』的昏亂思想從根剷除，因為近代的一切大運動都必然是城市領導農村。」[43]
在這個問題上，又表現了陳獨秀的教條主義的偏見。從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及其指導下的各國革命來看，的確沒有農村包圍城市、奪取全國政權的先例，但是，中共原先的道路也是從城市到城市，如大革命時期的陳獨秀曾親自領導上海工人三次武裝暴動，在北伐軍的配合下奪取了中國最大的城市上海。如所謂的第一次大革命失敗及其失敗後的南昌、秋收起義和廣州暴動等，並一度取得勝利。但是，中國畢竟是一個農業經濟為主的落後大國，由於城市中反動統治勢力十分強大，共產黨難以在城市取得勝利。
第四，他反對中共的獨立自主的抗日遊擊戰方針。他說：「抗戰一年了，農民仍舊是隔岸觀火」；如果「跟著以最前進政黨自命的蠢材，大反其『唯武器論』，和大唱其『大刀向鬼子們的頭上砍去』的歌，大吹其『大刀旋舞起來，「皇軍」便要發抖的法螺』……中國永遠還是農民無知、商人無恥、士大夫無知而又無恥的中國」[44]。他甚至說：「我們不能相信在新式兵器的現在，在今日的中國，現政府如果失敗，別的黨能夠支持一省或數省政權繼續抗戰。」[45]
「唯武器論」與「城市中心論」相結合，使他得出一種荒謬的結論，改變了抗戰初期對遊擊隊和遊擊戰的評價：「幻想專靠遊擊隊來保護國家，便是天大的錯誤。就是正規軍的遊擊戰術即運動戰，亦不可濫用……過去所謂『紅軍』及山上的『蘇維埃政府』為什麽到處失敗，也正因為在軍器上，在經濟上，在文化上，農村和小城市都不能夠獨立存在。在此次戰爭中，如果我們執迷不悟，過分的估計遊擊隊和遊擊戰術，無意識的幫助敵人更容易的占據了我們全國的大城市和交通要道，即使遊擊戰布滿了全國的農村和小城市，甚至避開敵人的勢力在偏僻的地方建立一些可憐的邊區政府，仍然算是亡了國！」[46]
在這裏，陳獨秀再次暴露出書生議政的弱點。他的觀點，顯然帶有托派的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