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接此材料後，因為難以判斷真偽，就由延安時期與胡喬木有交情的另兩位同誌出麵，給胡喬木寫了一封信，請其向葉劍英求證，信的全文如下：
喬木同誌：
您好！好久沒見到您了，身體好吧，念念。我們在現代史研究所[35]的革命史研究室工作，最近收集研究陳獨秀問題的資料中，接觸到黃理文的一篇談話記錄（黃原是陳獨秀的交通員，「四一二」前後給周恩來同誌當交通員，後被捕，叛變），其中談到這樣一件事：
1937年8月，周恩來同誌和朱德、葉劍英同誌由廬山到南京。一天上午，恩來同誌約黃理文（當時黃在中蘇友好文化協會當秘書），陪同他和劍英同誌去看望「反省院」中被關押的同誌；下午，又要他陪同去南京老虎橋第一監獄看望了陳獨秀。恩來同誌對陳講了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後，陳表示：「黨的路線完全正確，我完全同意。」陳還表示：「我願意到延安去接受教育。」恩來同誌聽了很高興：說：「這樣最好，親屬也可以帶幾個人去。」臨別時，周說：「我和蔣介石交涉，你就可以出來。你出來後，家裏如沒有別的事，可以到延安去。」但在周請示報告延安後，中央不同意陳獨秀去。為此，陳痛哭流涕。
另據其它一些資料，陳出獄後，他本人及羅漢曾同葉劍英、博古等同誌多次商量「回黨工作」或「合作抗日」問題。但由於王明、康生回國後極力反對，康生並發表了文章誣陷陳獨秀、羅漢是領取日寇津貼的「托派漢奸」，挑起一場論戰，關係由此破裂。
我們認為，黃理文所述事實如何，對研究陳獨秀晚年思想、政治動態，對搞清陳晚年同黨的關係，是重要的。這件事，現在隻有葉帥可以證實了，但我們無法去請示他。我們也知道您很忙，但此事隻好向您求助，請您在便中請葉帥核實一下這件事，即：1937年8月，葉帥是否曾和恩來由黃理文陪同去獄中看望過陳獨秀？黃理文所述有關陳獨秀可去延安的談話情節，是否基本屬實？謝謝。
敬祝
健康！
附：黃理文的回憶錄
（簽名）
1981年1月21日[36]
此信發出不久，胡喬木回話說：問了當時任周恩來秘書的童小鵬，說黃理文的說法，「完全是無稽之談」。
因此，我與林茂生教授共同編著的《陳獨秀年譜》（1988年出版）沒有收入這個內容。
不舍托派觀點 深陷書生議政誤區
極左派組成的已由彭述之為首的上海托派中央，聞知羅漢上述行動後，極為憤怒，並遷怒於陳獨秀，立即在1937年10月1日發表重要聲明，宣稱：「中國共產主義同盟一貫地認為，要中國民族從帝國主義壓迫下徹底解放出來，必須無產階級起來，本階級鬥爭立場領導全國民眾，實行抗日。現在中國史大林黨所執行的『聯合戰線』政策，其本質就是階級合作，其作用是民族解放鬥爭的製動機。因此史大林黨本身已成了中國革命的巨大障礙物」；「今後匪特無與史大林黨政治妥協之可能，相反，不根本粉碎它的革命製動機作用，則中國無產階級與民族的徹底解放鬥爭，絕不會勝利。」[37]可見，托派與中共確是你死我活地對立著。
《聲明》接著說到羅漢之事：「近有羅漢其人，以含糊的『托派』名義，在南京在西安，向史大林黨的上層分子接洽所謂抗日合作。按羅漢從前雖曾與左派反對派（本同盟的前身）有組織的關係，但五年以前早已脫離；既非本同盟的一員，自無代表之向史大林黨接洽合作的資格，其行動亦與本同盟毫無關係。至於其接洽內容之違背上述一貫主張，當然無加駁斥之必要。恐外界誤會，特此聲明。今後如有與此類似的任何個人行動，皆與本同盟全體無關，合併聲明。」
羅漢當日就給彭述之一個絕妙的回答：「弟自仲甫同誌與兄（即彭述之——引者）等被叛徒背賣，遭受縲紲之厄後，對於一些言論似左行為可疑的同伴就存戒心，一直警戒到他們陸續叛變出去，還未完全弛懈，因此五年以來自己事實上與組織脫離關係，且亦不悉組織之如何組織也。此次赴京，純本朋友之誼而圖援助幾位貞堅卓絕的革命老戰士出獄，而西安之行亦為此而抗辯一串無稽之謠誣，並申述吾儕老友，最早主張發動全國武裝抗日之事實，尚有『一二八』一役時三人簽名所提出之合作綱領可為考證。昨日在兄寓所，晤趙濟、獨清二位，說彭兄代表現在組織，因洛甫、澤東為商討聯合抗日問題致弟私電開列三條事件，決定弟寫一申明文獻刊布，以免世人誤會上述弟一己經歷之事件，與現在中國共產主義同盟者有纏夾不清之觀測。弟亦因與此一嶄新組織陌生到不曾知悉其何時成立。以故如此一節申明，亦惟有煩兄設法轉達也。」[38]羅漢的信與陳獨秀一樣，不僅說明了他的活動與托派無關，而且表示了對其的蔑視，不知其為「何物」。
陳獨秀也在當時回信上海，予回痛斥：「羅漢為人固然有點糊塗，你們亂罵史國（即中共與國民黨——引者），尤其是罵史，雖然不是原則上的錯誤，政策上則是非常的錯誤。如此錯誤下去，不知將來會走向何處去！……我對於史合作，在原則上是可以的，可是現在談不上，合作必須雙方都有點東西，而且同一工作的對象不得不互相接觸時，此時並沒有這樣的條件。『合作』自然是胡說，羅兄向我也未言及此，你們又何必神經過敏呢？至於互相造謠臭罵，自然都是混蛋。都為教派所限，不曾看見共同的敵人。」[39]
喬木同誌：
您好！好久沒見到您了，身體好吧，念念。我們在現代史研究所[35]的革命史研究室工作，最近收集研究陳獨秀問題的資料中，接觸到黃理文的一篇談話記錄（黃原是陳獨秀的交通員，「四一二」前後給周恩來同誌當交通員，後被捕，叛變），其中談到這樣一件事：
1937年8月，周恩來同誌和朱德、葉劍英同誌由廬山到南京。一天上午，恩來同誌約黃理文（當時黃在中蘇友好文化協會當秘書），陪同他和劍英同誌去看望「反省院」中被關押的同誌；下午，又要他陪同去南京老虎橋第一監獄看望了陳獨秀。恩來同誌對陳講了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後，陳表示：「黨的路線完全正確，我完全同意。」陳還表示：「我願意到延安去接受教育。」恩來同誌聽了很高興：說：「這樣最好，親屬也可以帶幾個人去。」臨別時，周說：「我和蔣介石交涉，你就可以出來。你出來後，家裏如沒有別的事，可以到延安去。」但在周請示報告延安後，中央不同意陳獨秀去。為此，陳痛哭流涕。
另據其它一些資料，陳出獄後，他本人及羅漢曾同葉劍英、博古等同誌多次商量「回黨工作」或「合作抗日」問題。但由於王明、康生回國後極力反對，康生並發表了文章誣陷陳獨秀、羅漢是領取日寇津貼的「托派漢奸」，挑起一場論戰，關係由此破裂。
我們認為，黃理文所述事實如何，對研究陳獨秀晚年思想、政治動態，對搞清陳晚年同黨的關係，是重要的。這件事，現在隻有葉帥可以證實了，但我們無法去請示他。我們也知道您很忙，但此事隻好向您求助，請您在便中請葉帥核實一下這件事，即：1937年8月，葉帥是否曾和恩來由黃理文陪同去獄中看望過陳獨秀？黃理文所述有關陳獨秀可去延安的談話情節，是否基本屬實？謝謝。
敬祝
健康！
附：黃理文的回憶錄
（簽名）
1981年1月21日[36]
此信發出不久，胡喬木回話說：問了當時任周恩來秘書的童小鵬，說黃理文的說法，「完全是無稽之談」。
因此，我與林茂生教授共同編著的《陳獨秀年譜》（1988年出版）沒有收入這個內容。
不舍托派觀點 深陷書生議政誤區
極左派組成的已由彭述之為首的上海托派中央，聞知羅漢上述行動後，極為憤怒，並遷怒於陳獨秀，立即在1937年10月1日發表重要聲明，宣稱：「中國共產主義同盟一貫地認為，要中國民族從帝國主義壓迫下徹底解放出來，必須無產階級起來，本階級鬥爭立場領導全國民眾，實行抗日。現在中國史大林黨所執行的『聯合戰線』政策，其本質就是階級合作，其作用是民族解放鬥爭的製動機。因此史大林黨本身已成了中國革命的巨大障礙物」；「今後匪特無與史大林黨政治妥協之可能，相反，不根本粉碎它的革命製動機作用，則中國無產階級與民族的徹底解放鬥爭，絕不會勝利。」[37]可見，托派與中共確是你死我活地對立著。
《聲明》接著說到羅漢之事：「近有羅漢其人，以含糊的『托派』名義，在南京在西安，向史大林黨的上層分子接洽所謂抗日合作。按羅漢從前雖曾與左派反對派（本同盟的前身）有組織的關係，但五年以前早已脫離；既非本同盟的一員，自無代表之向史大林黨接洽合作的資格，其行動亦與本同盟毫無關係。至於其接洽內容之違背上述一貫主張，當然無加駁斥之必要。恐外界誤會，特此聲明。今後如有與此類似的任何個人行動，皆與本同盟全體無關，合併聲明。」
羅漢當日就給彭述之一個絕妙的回答：「弟自仲甫同誌與兄（即彭述之——引者）等被叛徒背賣，遭受縲紲之厄後，對於一些言論似左行為可疑的同伴就存戒心，一直警戒到他們陸續叛變出去，還未完全弛懈，因此五年以來自己事實上與組織脫離關係，且亦不悉組織之如何組織也。此次赴京，純本朋友之誼而圖援助幾位貞堅卓絕的革命老戰士出獄，而西安之行亦為此而抗辯一串無稽之謠誣，並申述吾儕老友，最早主張發動全國武裝抗日之事實，尚有『一二八』一役時三人簽名所提出之合作綱領可為考證。昨日在兄寓所，晤趙濟、獨清二位，說彭兄代表現在組織，因洛甫、澤東為商討聯合抗日問題致弟私電開列三條事件，決定弟寫一申明文獻刊布，以免世人誤會上述弟一己經歷之事件，與現在中國共產主義同盟者有纏夾不清之觀測。弟亦因與此一嶄新組織陌生到不曾知悉其何時成立。以故如此一節申明，亦惟有煩兄設法轉達也。」[38]羅漢的信與陳獨秀一樣，不僅說明了他的活動與托派無關，而且表示了對其的蔑視，不知其為「何物」。
陳獨秀也在當時回信上海，予回痛斥：「羅漢為人固然有點糊塗，你們亂罵史國（即中共與國民黨——引者），尤其是罵史，雖然不是原則上的錯誤，政策上則是非常的錯誤。如此錯誤下去，不知將來會走向何處去！……我對於史合作，在原則上是可以的，可是現在談不上，合作必須雙方都有點東西，而且同一工作的對象不得不互相接觸時，此時並沒有這樣的條件。『合作』自然是胡說，羅兄向我也未言及此，你們又何必神經過敏呢？至於互相造謠臭罵，自然都是混蛋。都為教派所限，不曾看見共同的敵人。」[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