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獨秀轉向托派以來與中共的八年對抗，以他的民族大義和主動行為，得以緩解。但中共反應，先是希望陳「回黨」，[25]後又提出苛刻的「合作三條件」，最後又誣其為「漢奸」，這使陳無比失望。
起初，張聞天、毛澤東、周恩來為首的中共中央在1936年4月25日發表《為創立全國各黨各派的抗日人民陣線宣言》中，有「中國托洛茨基主義同盟」的名稱，並且名列第六位。接著在與國民黨談判國共第二次合作，要求釋放政治犯時，也並未對獄中托派落井下石，甚至發生葉劍英幫助羅漢尋找托派獄中難友王文元的事情：當時王文元因被單獨關在「秘密拘留所」裏，其他托派分子都已出獄時，他卻蹤影全無。羅漢到南京為營救獄中托派朋友時，就請中共「八辦」主任葉劍英幫忙尋找。大革命時期，葉、羅二人同受黨的派遣，到國民革命軍第四軍中做政治工作。葉親自陪著羅漢到南京各個監獄找了一圈，結果雖無著落，卻留下一段佳話，使「頑固」的王文元念念不忘。[26]
陳獨秀出獄後，中共中央理論刊物《解放》，還發表時評表示尊敬、歡迎和期待：「當陳獨秀先生恢復了自由以後，大家都在為陳先生慶幸，希望他在數年的牢獄生活裏虛心地檢討自己的政治錯誤，重振起老戰士的精神，再參加到革命的行伍中來。」時評還注意到把陳獨秀與其他托派加以區別：「陳先生出獄後，在武漢的第一次講演中說到『……這次抗戰是一個革命的戰爭，全體民眾應當幫助政府，世界也應當幫助中國……』這與中國的托洛茨基派的主張已大有差別。托派在目前抗戰中主張打倒南京政府，狂吠『左的』民族失敗主義，這完全是漢奸理論，完全做著日賊別動隊的作用。」[27]周恩來在進行這種區別時，還對羅漢說：「所謂中國托派，事實上亦很複雜……我可以大約將其分為四派：一派是贊成抗日的，你和獨秀屬之……」，並表示：「以後對陳獨秀這一派的人，可以將『匪徒』二字停止不用。」[28]
從以上《解放》的時評文章，到周恩來對羅漢談話中，同時也可看出：當時中共視陳獨秀等一派主張抗日的人為「欽犯被赦」。但是，陳獨秀被捕後，一直在家鄉從事陶瓷製作業、為人憨厚老實的羅漢，不解其意，到南京要求中共「八辦」幫助營救獄中托派朋友時，在未與陳獨秀商量（因當時陳獨秀已經離開南京去武漢）的情況下，重提1932年「一·二八」上海抗戰時他與陳獨秀等人提出的與中共「合作抗日」的提議。葉劍英和博古表示歡迎，但事關重大，必須請示中央。葉即一麵電告中央，一麵囑羅漢親自到西北走一趟，與中共中央直接聯絡，並給羅開了介紹信和旅費。羅漢先到西安，「八辦」林伯渠主任親自接待，並電詢中央的決定。相談中，林說：「陳（獨秀）在文化史上有不可磨滅的功績，在黨的歷史上有比別人不同的地位，倘能放棄某些成見，回到一條戰線上來工作，於民族於社會都是極需要的。」王若飛「自信與陳獨秀共事較久，深悉其倔強個性，但中央看重組織問題，亦係黨內自來之原則，第三國際的支部，決不允許第四國際或第四國際有關係的分子攙入，這乃是自然的事實，所以他極端希望獨秀等幾位朋友，完全以革命家的氣魄，站在大時代的前麵，過去一切的是是非非都無須再費筆墨唇舌去爭辯」。[29]
因山洪毀路，羅漢被阻西安，未去延安。中共中央接電後，毛澤東認為中國托派不能與蘇聯托派相提並論，表示「可以與陳獨秀先生等形成某種合作關係，以期一致抗戰……」，但前提是：「陳獨秀托派如果表示悔改。」[30]張聞天也這樣主張。於是，二人簽署向南京和西安發出了中央決定，同意陳獨秀等在以下三條件下合作抗日：（1）公開放棄並堅決反對托派全部理論與行動，並公開聲明同托派組織脫離關係承認自己過去加入托派之錯誤；（2）公開表示擁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3）在實際行動中表示這種擁護的誠意。」[31]這並不是平等的「合作」。雖然在當時中共作為第三國際的支部、蘇共的附屬黨，能這樣對待中國托派已屬不易。而不少學者竟然把此解釋成中央要陳「回黨」的條件，並把陳獨秀在南京「八辦」的擁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行為和羅漢的西安之行說成是陳獨秀等「要求回黨」的表示，真是牛頭不對馬嘴。「合作抗日」與「要求回黨」是性質不同的兩回事。
陳獨秀起初不知道羅漢的活動，知曉後，既不「予以鼓勵」，也不表示反對，[32]顯然是等待結果如何，再做表態。博古恐怕「三條件」會引起陳反感，囑羅漢「不妨口頭傳達」。果不出所料，陳獨秀得知「三條件」後，十分不滿，說：「我不知過從何來，奚有悔！」[33]又說：「現在亂鬧鬧的時代，誰有過無過還在未定之天，不寫，有什麽過可悔！」[34]對於公開聲明脫離托派，他認為是「畫蛇添足」，多此一舉。於是他寫了封回信和七條「抗戰綱領」讓羅漢給葉劍英和博古，作為他對中共的答覆。博古認為陳的抗戰綱領與中共中央的綱領「並無不合」，提議待周恩來、董必武到武漢再與陳獨秀「交換意見」。後董必武果真親自登門拜訪了陳獨秀，因為已有中央三條件，自然無結果而散。
1979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的三位研究人員（其中之一是筆者）成立陳獨秀組，專門研究陳獨秀後期（1927年大革命失敗以後）的歷史，並且聯絡安徽、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上海社會科學院一些對陳獨秀前期歷史較有研究的學者，分工收集陳獨秀一生各個時期的資料，準備分歷史階段編輯一部長達幾百萬字的《陳獨秀研究資料》，以供社會上研究者用。在這個過程中，上海一位叫黃理文的老人，知道早期中共中央及陳獨秀一些鮮為人知的資料，於是就請他寫了一份回憶錄，其中最為重要的內容就是他陪同周恩來等人去獄中探望陳獨秀。
起初，張聞天、毛澤東、周恩來為首的中共中央在1936年4月25日發表《為創立全國各黨各派的抗日人民陣線宣言》中，有「中國托洛茨基主義同盟」的名稱，並且名列第六位。接著在與國民黨談判國共第二次合作，要求釋放政治犯時，也並未對獄中托派落井下石，甚至發生葉劍英幫助羅漢尋找托派獄中難友王文元的事情：當時王文元因被單獨關在「秘密拘留所」裏，其他托派分子都已出獄時，他卻蹤影全無。羅漢到南京為營救獄中托派朋友時，就請中共「八辦」主任葉劍英幫忙尋找。大革命時期，葉、羅二人同受黨的派遣，到國民革命軍第四軍中做政治工作。葉親自陪著羅漢到南京各個監獄找了一圈，結果雖無著落，卻留下一段佳話，使「頑固」的王文元念念不忘。[26]
陳獨秀出獄後，中共中央理論刊物《解放》，還發表時評表示尊敬、歡迎和期待：「當陳獨秀先生恢復了自由以後，大家都在為陳先生慶幸，希望他在數年的牢獄生活裏虛心地檢討自己的政治錯誤，重振起老戰士的精神，再參加到革命的行伍中來。」時評還注意到把陳獨秀與其他托派加以區別：「陳先生出獄後，在武漢的第一次講演中說到『……這次抗戰是一個革命的戰爭，全體民眾應當幫助政府，世界也應當幫助中國……』這與中國的托洛茨基派的主張已大有差別。托派在目前抗戰中主張打倒南京政府，狂吠『左的』民族失敗主義，這完全是漢奸理論，完全做著日賊別動隊的作用。」[27]周恩來在進行這種區別時，還對羅漢說：「所謂中國托派，事實上亦很複雜……我可以大約將其分為四派：一派是贊成抗日的，你和獨秀屬之……」，並表示：「以後對陳獨秀這一派的人，可以將『匪徒』二字停止不用。」[28]
從以上《解放》的時評文章，到周恩來對羅漢談話中，同時也可看出：當時中共視陳獨秀等一派主張抗日的人為「欽犯被赦」。但是，陳獨秀被捕後，一直在家鄉從事陶瓷製作業、為人憨厚老實的羅漢，不解其意，到南京要求中共「八辦」幫助營救獄中托派朋友時，在未與陳獨秀商量（因當時陳獨秀已經離開南京去武漢）的情況下，重提1932年「一·二八」上海抗戰時他與陳獨秀等人提出的與中共「合作抗日」的提議。葉劍英和博古表示歡迎，但事關重大，必須請示中央。葉即一麵電告中央，一麵囑羅漢親自到西北走一趟，與中共中央直接聯絡，並給羅開了介紹信和旅費。羅漢先到西安，「八辦」林伯渠主任親自接待，並電詢中央的決定。相談中，林說：「陳（獨秀）在文化史上有不可磨滅的功績，在黨的歷史上有比別人不同的地位，倘能放棄某些成見，回到一條戰線上來工作，於民族於社會都是極需要的。」王若飛「自信與陳獨秀共事較久，深悉其倔強個性，但中央看重組織問題，亦係黨內自來之原則，第三國際的支部，決不允許第四國際或第四國際有關係的分子攙入，這乃是自然的事實，所以他極端希望獨秀等幾位朋友，完全以革命家的氣魄，站在大時代的前麵，過去一切的是是非非都無須再費筆墨唇舌去爭辯」。[29]
因山洪毀路，羅漢被阻西安，未去延安。中共中央接電後，毛澤東認為中國托派不能與蘇聯托派相提並論，表示「可以與陳獨秀先生等形成某種合作關係，以期一致抗戰……」，但前提是：「陳獨秀托派如果表示悔改。」[30]張聞天也這樣主張。於是，二人簽署向南京和西安發出了中央決定，同意陳獨秀等在以下三條件下合作抗日：（1）公開放棄並堅決反對托派全部理論與行動，並公開聲明同托派組織脫離關係承認自己過去加入托派之錯誤；（2）公開表示擁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3）在實際行動中表示這種擁護的誠意。」[31]這並不是平等的「合作」。雖然在當時中共作為第三國際的支部、蘇共的附屬黨，能這樣對待中國托派已屬不易。而不少學者竟然把此解釋成中央要陳「回黨」的條件，並把陳獨秀在南京「八辦」的擁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行為和羅漢的西安之行說成是陳獨秀等「要求回黨」的表示，真是牛頭不對馬嘴。「合作抗日」與「要求回黨」是性質不同的兩回事。
陳獨秀起初不知道羅漢的活動，知曉後，既不「予以鼓勵」，也不表示反對，[32]顯然是等待結果如何，再做表態。博古恐怕「三條件」會引起陳反感，囑羅漢「不妨口頭傳達」。果不出所料，陳獨秀得知「三條件」後，十分不滿，說：「我不知過從何來，奚有悔！」[33]又說：「現在亂鬧鬧的時代，誰有過無過還在未定之天，不寫，有什麽過可悔！」[34]對於公開聲明脫離托派，他認為是「畫蛇添足」，多此一舉。於是他寫了封回信和七條「抗戰綱領」讓羅漢給葉劍英和博古，作為他對中共的答覆。博古認為陳的抗戰綱領與中共中央的綱領「並無不合」，提議待周恩來、董必武到武漢再與陳獨秀「交換意見」。後董必武果真親自登門拜訪了陳獨秀，因為已有中央三條件，自然無結果而散。
1979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的三位研究人員（其中之一是筆者）成立陳獨秀組，專門研究陳獨秀後期（1927年大革命失敗以後）的歷史，並且聯絡安徽、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上海社會科學院一些對陳獨秀前期歷史較有研究的學者，分工收集陳獨秀一生各個時期的資料，準備分歷史階段編輯一部長達幾百萬字的《陳獨秀研究資料》，以供社會上研究者用。在這個過程中，上海一位叫黃理文的老人，知道早期中共中央及陳獨秀一些鮮為人知的資料，於是就請他寫了一份回憶錄，其中最為重要的內容就是他陪同周恩來等人去獄中探望陳獨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