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時，他畢竟對國民黨有著幾十年的深刻的了解，因此在許多原則問題上，也持保留和謹慎的態度。當時，國民黨千方百計拉攏他。出獄時，國民黨中統局處長丁默也去迎接，要把他安排在國民黨中央黨部招待所暫住，顯然是要與他談「虛位以待」的事。他拒絕了。胡適、周佛海等人請他參加國民黨的諮詢機構國防參政會；蔣介石的親信朱家驊（時任國民黨中央秘書長、教育部長和國立中央研究院總幹事）甚至答應提供「十萬元」經費和國防參政會的五個名額，要他「組織一個新共黨」。他說：「蔣介石殺了我許多同誌，還殺了我兩個兒子，我和他不共戴天。現在大敵當前，國共二次合作，既然國家需要他合作抗日，我不反對他就是了。」[17]對於親日派周佛海等人，他更有警惕。在南京時，周等舉行所謂「低調談話會」，散布抗戰悲觀妥協論調，多次請陳獨秀參加，交換政治意見，陳始終一言不發，而在他發表的文章和演講中，狠批這種論調，甚至有一篇文章的標題就是《言和即為漢奸》。
陳鍾凡見此情景，給陳獨秀贈詩雲：
荒荒人海裏，聒目幾天民？俠骨霜筠健，豪情風雨頻。
人方厭狂士，世豈識清塵？且任鸞鳳逝，高翔不可訓。
陳獨秀率筆和曰：
暮氣薄大地，憔悴苦斯民，豺狼騁郊邑，兼之懲塵頻。
悠悠道途上，白髮汙紅塵。滄溟何遼闊，龍性豈能馴。[18]
可見，陳獨秀政治主張有所改變，但他的硬骨頭品性沒有變。
其實，他所改變的也僅僅是在抗日問題上，而且是策略性的。在民主與獨裁的原則問題上，他一點也沒有鬆口。所以，他在以上期待的同時，又強烈要求國民黨改變一黨獨裁的統治，實行民主政治，減輕人民負擔。他批評國民黨，「提出思想信仰之統一為黨派合作抗戰的條件問題，這未免太過幻想了，而且對於各黨派合作抗日是一種有毒害的幻想！」[19]在國共摩擦問題上，他批評國民黨「未能拋棄招降的態度」，主張：「國民黨承認共產黨及其他在野黨派，都公開合法存在，要求他們全力抗日，而不採取招降的態度，並且不妨礙在野黨對政府黨政治的批評。」[20]在他的抗戰綱領中，主張全民抗戰，要求：「在野各黨派及一般人民都應有政治的自由，集會結社言論出版之自由」；「解除人民痛苦，如減少工人工作時間，解決貧農耕地問題，限製高租高利，廢除苛捐雜稅和保甲製度，停止征工、拉夫等。」[21]
由此看到，在新的歷史條件下，他把抗日與民主又結合起來了。如同他在1920年主持創建中共時，把接受無產階級專政理論，與爭取「多數人的民主」一樣。真到他晚年和去世，民主是貫穿他一生思想中的主線。
陳獨秀的民主主張，說明他的全民抗日的思想沒有變化，他對敵後遊擊戰更給予崇高的評價：「即令我們的正式軍隊節節失敗，即令敵人能夠占領中國的幾大城市，隻要全國廣大民眾無束縛的自由組織起來，活躍起來，敵人便無法摧毀這到處蜂起的幾千萬武裝民眾，這幾千萬武裝民眾之遊擊隊的洪流，不但能夠使政府的正式軍隊有反攻之可能，並且使敵人已經占領的地方，一夕數驚，不能統治。」[22]
但是，陳獨秀期待的國民黨實行民主抗日和全民抗戰是不可能的。隨著抗戰的發展，他看到殘酷的現實是全民抗戰變成了國民黨政府的片麵抗戰；國民黨再次暴露出獨裁專製的本質並在軍事上的節節敗退。於是，他又由抗戰初期的樂觀論者，變成悲觀論者，甚至「亡國論」者。他說：「政府軍一敗塗地，日本軍占領了全中國的大城市，即亡了國。」連這篇文章的標題也用了《準備戰敗後的對日抗戰》。[23]
於是，他為抗戰描繪的美好藍圖，被一一撕碎了：他提出的在野黨一致承認國民黨最高統率權的主張，變成了國民黨「溶共」和統製各黨派的最好藉口；他提出的「有錢者出錢，有力者出力」的良好願望，也為他所擔心的「無錢者出錢」和「抓壯丁」的殘酷現實所代替。他抱怨政府「把救國公債的負擔，加在僅能養家活口的小職員小商人身上，甚至加在身負各種捐稅已經困苦不堪的農民身上」；對於城鄉壯丁，「依靠拉夫形式，拿繩子牽著來強迫服役」[24]，等等。因此他的晚年，對國民黨是失望的，而對民主政治更加渴望。
支持共產黨建立統一戰線 同時拒絕「回黨三條件」
對於共產黨，陳獨秀也由反對共產黨倡導的以國共第二次合作為中心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轉變為擁護這個方針。
如前所述，陳獨秀一麵與托派內部的極左派激烈爭吵，主張在某一問題或運動中與非托派政治勢力建立「共同行動」式的聯合戰線；一麵又激烈抨擊王明等中共領導人提出的類似第一次國共合作那樣的抗日聯合戰線。但是，形勢強於人，麵對日本侵略的瘋狂推進，甚至炸塌他的牢房的屋頂，終於意識到非全民族聯合，難以抗日。他的救亡意識，終於再次壓倒階級鬥爭和黨派之爭觀念，出獄後，即到中共在南京八路軍辦事處的籌備處，向葉劍英、博古等表示，擁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雙方相談融洽；後又與葉劍英單獨交談一次，向葉鄭重聲明：「我的意見，除陳獨秀外，不代表任何人。我要為中國大多數人說話，不願為任何黨派所拘束。」
陳鍾凡見此情景，給陳獨秀贈詩雲：
荒荒人海裏，聒目幾天民？俠骨霜筠健，豪情風雨頻。
人方厭狂士，世豈識清塵？且任鸞鳳逝，高翔不可訓。
陳獨秀率筆和曰：
暮氣薄大地，憔悴苦斯民，豺狼騁郊邑，兼之懲塵頻。
悠悠道途上，白髮汙紅塵。滄溟何遼闊，龍性豈能馴。[18]
可見，陳獨秀政治主張有所改變，但他的硬骨頭品性沒有變。
其實，他所改變的也僅僅是在抗日問題上，而且是策略性的。在民主與獨裁的原則問題上，他一點也沒有鬆口。所以，他在以上期待的同時，又強烈要求國民黨改變一黨獨裁的統治，實行民主政治，減輕人民負擔。他批評國民黨，「提出思想信仰之統一為黨派合作抗戰的條件問題，這未免太過幻想了，而且對於各黨派合作抗日是一種有毒害的幻想！」[19]在國共摩擦問題上，他批評國民黨「未能拋棄招降的態度」，主張：「國民黨承認共產黨及其他在野黨派，都公開合法存在，要求他們全力抗日，而不採取招降的態度，並且不妨礙在野黨對政府黨政治的批評。」[20]在他的抗戰綱領中，主張全民抗戰，要求：「在野各黨派及一般人民都應有政治的自由，集會結社言論出版之自由」；「解除人民痛苦，如減少工人工作時間，解決貧農耕地問題，限製高租高利，廢除苛捐雜稅和保甲製度，停止征工、拉夫等。」[21]
由此看到，在新的歷史條件下，他把抗日與民主又結合起來了。如同他在1920年主持創建中共時，把接受無產階級專政理論，與爭取「多數人的民主」一樣。真到他晚年和去世，民主是貫穿他一生思想中的主線。
陳獨秀的民主主張，說明他的全民抗日的思想沒有變化，他對敵後遊擊戰更給予崇高的評價：「即令我們的正式軍隊節節失敗，即令敵人能夠占領中國的幾大城市，隻要全國廣大民眾無束縛的自由組織起來，活躍起來，敵人便無法摧毀這到處蜂起的幾千萬武裝民眾，這幾千萬武裝民眾之遊擊隊的洪流，不但能夠使政府的正式軍隊有反攻之可能，並且使敵人已經占領的地方，一夕數驚，不能統治。」[22]
但是，陳獨秀期待的國民黨實行民主抗日和全民抗戰是不可能的。隨著抗戰的發展，他看到殘酷的現實是全民抗戰變成了國民黨政府的片麵抗戰；國民黨再次暴露出獨裁專製的本質並在軍事上的節節敗退。於是，他又由抗戰初期的樂觀論者，變成悲觀論者，甚至「亡國論」者。他說：「政府軍一敗塗地，日本軍占領了全中國的大城市，即亡了國。」連這篇文章的標題也用了《準備戰敗後的對日抗戰》。[23]
於是，他為抗戰描繪的美好藍圖，被一一撕碎了：他提出的在野黨一致承認國民黨最高統率權的主張，變成了國民黨「溶共」和統製各黨派的最好藉口；他提出的「有錢者出錢，有力者出力」的良好願望，也為他所擔心的「無錢者出錢」和「抓壯丁」的殘酷現實所代替。他抱怨政府「把救國公債的負擔，加在僅能養家活口的小職員小商人身上，甚至加在身負各種捐稅已經困苦不堪的農民身上」；對於城鄉壯丁，「依靠拉夫形式，拿繩子牽著來強迫服役」[24]，等等。因此他的晚年，對國民黨是失望的，而對民主政治更加渴望。
支持共產黨建立統一戰線 同時拒絕「回黨三條件」
對於共產黨，陳獨秀也由反對共產黨倡導的以國共第二次合作為中心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轉變為擁護這個方針。
如前所述，陳獨秀一麵與托派內部的極左派激烈爭吵，主張在某一問題或運動中與非托派政治勢力建立「共同行動」式的聯合戰線；一麵又激烈抨擊王明等中共領導人提出的類似第一次國共合作那樣的抗日聯合戰線。但是，形勢強於人，麵對日本侵略的瘋狂推進，甚至炸塌他的牢房的屋頂，終於意識到非全民族聯合，難以抗日。他的救亡意識，終於再次壓倒階級鬥爭和黨派之爭觀念，出獄後，即到中共在南京八路軍辦事處的籌備處，向葉劍英、博古等表示，擁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雙方相談融洽；後又與葉劍英單獨交談一次，向葉鄭重聲明：「我的意見，除陳獨秀外，不代表任何人。我要為中國大多數人說話，不願為任何黨派所拘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