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打成「漢奸」及對魯迅的評價
1936年，對於中國托派來說，還有一件致命的事件，就是被史達林誣陷為漢奸，同時也殃及陳獨秀。
1934年12月1日，時任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列寧格勒州委第一書記的基洛夫在斯莫爾尼宮走廊裏被刺殺，兇手當場被擒，但是，在審訊過程中，包括兇手、知情人，一個一個被殺死，使此案成為千古之謎。以此為開端，蘇聯國內的這種大逮捕、大清洗持續了數年。
由於「莫斯科審判」本身是一個陰謀，所以，全部採取秘密審判逼供信方法，於是，關於托派，陰謀者很快就策劃出一條「罪狀」：1935年12月，托洛茨基在給俄國的托派「平行總部」一封信中指示：「不阻礙日本侵略中國！」
據當時人回憶，外國共產黨在莫斯科的駐共產國際代表，絕大多數也被殺，但是中共的代表王明、康生卻活了下來，是因為他們誣陷別人有功。
王明、康生為了自保，不僅誣告在在蘇聯的中共黨員，而且誣陷已經回國的著名中共黨員如參與建黨的俞秀鬆等，致使蘇聯借新疆軍閥盛世才的手，殺死了俞秀鬆、毛澤民、何叔衡等一大批中共骨幹。同時，他們又在陳獨秀和托派即漢奸的問題上大做文章。
根據蘇聯「不阻礙日本侵略中國」的莫須有罪名，他們首先在巴黎辦的機關報《救國時報》，連篇累牘發表誣陷「托陳派」是「漢奸」的文章，竟然多達40餘篇，有時專指陳獨秀，出現滿版「肅清日本漢奸陳獨秀」的謗文。而國內各派無人相信，包括長征後首先到達陝北的毛澤東為首的共產黨中央也如此。1936年4月25日，在中共中央發表《為創立全國各黨各派的抗日人民陣線宣言》，特別提到「中國托洛茨基主義者同盟」，呼籲共同「創立抗日的人民陣線，以抵禦日本帝國主義盜匪們的長驅直入」；「互派代表同我們與我們的地方組織共同協商具體進行辦法……」[76]1937年11月20日中共中央機關報《解放》（也在武漢地區發行），還發表歡迎陳獨秀出獄的時評。這兩件事，前者發生在巴黎《救國時報》大造「托陳派是漢奸」謠之前，後者則發生在這個造謠的高潮之中。說明在國內，包括共產黨在內，「陳獨秀不是漢奸」的認識是清楚的。
但是，政治鬥爭的骯髒就在於為了需要，可以不擇手段。陳獨秀不是漢奸，雖為國內各界所共識，但「托派即漢奸」的輿論卻很快被一些派別所利用。於是，不僅托派受害，其他政派也以「托派」為罪名，加罪於與托派毫無關係的政敵，甚至魯迅也捲入其中。
隨著日本侵華步步深入，在莫斯科的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王明，奉命以「中國蘇維埃中央政府、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名義，於1935年8月1日，發表《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八一宣言），開始急轉彎，號召全國各黨派包括國民黨及其特務組織「藍衣社」在內，組織「全中國統一的國防政府」。魯迅剛剛從「局外人」轉到同情與支持共產黨的革命立場上來，而在《八一宣言》中，竟把殺人如麻、剛剛刺殺了魯迅的戰友楊杏佛並時時威脅著魯迅生命的國民黨特務組織藍衣社也指明為聯合對象，實在令魯迅難以接受。於是就與周揚等人發生了一場「國防文學」與「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的口號之爭。
陳其昌了解到魯迅與周揚們的爭論之後，誤以為魯迅也是反對聯合戰線的，就以陳仲山假名給魯迅寫了一封信，並送上托派中央機關報《鬥爭》《火花》等刊物，企圖爭取魯迅。
其實，陳其昌這個行動有點一相情願，因為一是魯迅與周揚們關係弄壞，隻是他與共產黨王明派的幾個人關係不好，特別是創造社、太陽社中的幾位「宿敵」；而他與整個共產黨，特別是他與身邊馮雪峰為代表蘇區毛澤東派共產黨的關係，依然良好。二是他與周揚們的關係，畢竟是「盟友」，大敵當前也不願徹底翻臉。而且魯迅對他們尚有「自行改正」的期待：「事實會證明他們到底是什麽人，但倘使他們真的誌在革命與民族，而不過心術的不正確，觀念的不正確，方式的愚笨，那我就以為他們實有自行改正一下的必要。」[77]三是王明提出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及其在上海的執行者，初期雖有右的缺點，但大方向是正確的。魯迅畢竟是一個愛國者，基本上擁護的；他與周揚們的分歧，隻是策略性的。如他當時對日本友人增田涉所說：「中國目前的革命政黨向全國人民所提出的抗日統一戰線，我是看見的，我是擁護的，我無條件地加入這戰線……我所使用的仍是一枝筆……等到這枝筆沒有用了，我可自己相信用起別的武器來，決不會在徐懋庸等輩之下。」[78]所以，魯迅與周揚們的分歧並不是反對不反對聯合戰線的分歧，而是魯迅擔心「國防文學」的口號太含糊，會在聯合戰線中失去領導權，像大革命中那樣再次被人「吃掉」，所以他提出「民族解放戰爭的大眾文學」口號來補充。
另外還有重要一條是，陳其昌的信是站在連陳獨秀都不屑的極左立場上寫的。信中首先攻擊中共的「抗日民族聯合戰線的新政策」，說在1927年革命失敗後，「不採取退兵政策」而轉向「軍事投機」；「放棄了城市工作」，「想在農民基礎上製造redds以打平天下」；現在「失敗了」，又轉向「新政策」；「放棄階級的立場……要求與官僚、政客、軍閥，甚而與民眾的劊子手『聯合戰線』」，斷言其結果必然使革命民眾「再遭一次屠殺」。信中承認現在上海的一般自由資產階級與小資產階級上層分子無不歡迎中共的「新政策」，但又說新政策「越受歡迎，中國革命便越遭毒害」。進而又自吹說：「我們這個團體，自一九三〇年後，在百般困苦的環境中，為我們的主張不懈的鬥爭……幾年來的事變證明我們的政治路線與工作方法是正確的」；「現在我們又堅決打擊這種背叛的『新政策』」。這顯然是與魯迅的主張背離的，魯迅豈能同意？但信中卻要魯迅支持他們：「先生的學識文章與品格，是我十餘年來所景仰的，在許多有思想的人都沉溺到個人主義的坑中時，先生獨能本自己的見解奮鬥不息！我們的政治意見，如能得到先生的批評，私心將引為光榮。」[79]
1936年，對於中國托派來說，還有一件致命的事件，就是被史達林誣陷為漢奸，同時也殃及陳獨秀。
1934年12月1日，時任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列寧格勒州委第一書記的基洛夫在斯莫爾尼宮走廊裏被刺殺，兇手當場被擒，但是，在審訊過程中，包括兇手、知情人，一個一個被殺死，使此案成為千古之謎。以此為開端，蘇聯國內的這種大逮捕、大清洗持續了數年。
由於「莫斯科審判」本身是一個陰謀，所以，全部採取秘密審判逼供信方法，於是，關於托派，陰謀者很快就策劃出一條「罪狀」：1935年12月，托洛茨基在給俄國的托派「平行總部」一封信中指示：「不阻礙日本侵略中國！」
據當時人回憶，外國共產黨在莫斯科的駐共產國際代表，絕大多數也被殺，但是中共的代表王明、康生卻活了下來，是因為他們誣陷別人有功。
王明、康生為了自保，不僅誣告在在蘇聯的中共黨員，而且誣陷已經回國的著名中共黨員如參與建黨的俞秀鬆等，致使蘇聯借新疆軍閥盛世才的手，殺死了俞秀鬆、毛澤民、何叔衡等一大批中共骨幹。同時，他們又在陳獨秀和托派即漢奸的問題上大做文章。
根據蘇聯「不阻礙日本侵略中國」的莫須有罪名，他們首先在巴黎辦的機關報《救國時報》，連篇累牘發表誣陷「托陳派」是「漢奸」的文章，竟然多達40餘篇，有時專指陳獨秀，出現滿版「肅清日本漢奸陳獨秀」的謗文。而國內各派無人相信，包括長征後首先到達陝北的毛澤東為首的共產黨中央也如此。1936年4月25日，在中共中央發表《為創立全國各黨各派的抗日人民陣線宣言》，特別提到「中國托洛茨基主義者同盟」，呼籲共同「創立抗日的人民陣線，以抵禦日本帝國主義盜匪們的長驅直入」；「互派代表同我們與我們的地方組織共同協商具體進行辦法……」[76]1937年11月20日中共中央機關報《解放》（也在武漢地區發行），還發表歡迎陳獨秀出獄的時評。這兩件事，前者發生在巴黎《救國時報》大造「托陳派是漢奸」謠之前，後者則發生在這個造謠的高潮之中。說明在國內，包括共產黨在內，「陳獨秀不是漢奸」的認識是清楚的。
但是，政治鬥爭的骯髒就在於為了需要，可以不擇手段。陳獨秀不是漢奸，雖為國內各界所共識，但「托派即漢奸」的輿論卻很快被一些派別所利用。於是，不僅托派受害，其他政派也以「托派」為罪名，加罪於與托派毫無關係的政敵，甚至魯迅也捲入其中。
隨著日本侵華步步深入，在莫斯科的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王明，奉命以「中國蘇維埃中央政府、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名義，於1935年8月1日，發表《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八一宣言），開始急轉彎，號召全國各黨派包括國民黨及其特務組織「藍衣社」在內，組織「全中國統一的國防政府」。魯迅剛剛從「局外人」轉到同情與支持共產黨的革命立場上來，而在《八一宣言》中，竟把殺人如麻、剛剛刺殺了魯迅的戰友楊杏佛並時時威脅著魯迅生命的國民黨特務組織藍衣社也指明為聯合對象，實在令魯迅難以接受。於是就與周揚等人發生了一場「國防文學」與「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的口號之爭。
陳其昌了解到魯迅與周揚們的爭論之後，誤以為魯迅也是反對聯合戰線的，就以陳仲山假名給魯迅寫了一封信，並送上托派中央機關報《鬥爭》《火花》等刊物，企圖爭取魯迅。
其實，陳其昌這個行動有點一相情願，因為一是魯迅與周揚們關係弄壞，隻是他與共產黨王明派的幾個人關係不好，特別是創造社、太陽社中的幾位「宿敵」；而他與整個共產黨，特別是他與身邊馮雪峰為代表蘇區毛澤東派共產黨的關係，依然良好。二是他與周揚們的關係，畢竟是「盟友」，大敵當前也不願徹底翻臉。而且魯迅對他們尚有「自行改正」的期待：「事實會證明他們到底是什麽人，但倘使他們真的誌在革命與民族，而不過心術的不正確，觀念的不正確，方式的愚笨，那我就以為他們實有自行改正一下的必要。」[77]三是王明提出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及其在上海的執行者，初期雖有右的缺點，但大方向是正確的。魯迅畢竟是一個愛國者，基本上擁護的；他與周揚們的分歧，隻是策略性的。如他當時對日本友人增田涉所說：「中國目前的革命政黨向全國人民所提出的抗日統一戰線，我是看見的，我是擁護的，我無條件地加入這戰線……我所使用的仍是一枝筆……等到這枝筆沒有用了，我可自己相信用起別的武器來，決不會在徐懋庸等輩之下。」[78]所以，魯迅與周揚們的分歧並不是反對不反對聯合戰線的分歧，而是魯迅擔心「國防文學」的口號太含糊，會在聯合戰線中失去領導權，像大革命中那樣再次被人「吃掉」，所以他提出「民族解放戰爭的大眾文學」口號來補充。
另外還有重要一條是，陳其昌的信是站在連陳獨秀都不屑的極左立場上寫的。信中首先攻擊中共的「抗日民族聯合戰線的新政策」，說在1927年革命失敗後，「不採取退兵政策」而轉向「軍事投機」；「放棄了城市工作」，「想在農民基礎上製造redds以打平天下」；現在「失敗了」，又轉向「新政策」；「放棄階級的立場……要求與官僚、政客、軍閥，甚而與民眾的劊子手『聯合戰線』」，斷言其結果必然使革命民眾「再遭一次屠殺」。信中承認現在上海的一般自由資產階級與小資產階級上層分子無不歡迎中共的「新政策」，但又說新政策「越受歡迎，中國革命便越遭毒害」。進而又自吹說：「我們這個團體，自一九三〇年後，在百般困苦的環境中，為我們的主張不懈的鬥爭……幾年來的事變證明我們的政治路線與工作方法是正確的」；「現在我們又堅決打擊這種背叛的『新政策』」。這顯然是與魯迅的主張背離的，魯迅豈能同意？但信中卻要魯迅支持他們：「先生的學識文章與品格，是我十餘年來所景仰的，在許多有思想的人都沉溺到個人主義的坑中時，先生獨能本自己的見解奮鬥不息！我們的政治意見，如能得到先生的批評，私心將引為光榮。」[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