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洛茨基主義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一個流派,與史達林派沒有本質的區別。陳獨秀參加托派內部討論的基本立場和觀點,批判極左派,用的還是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目標是暴力革命推翻國民黨統治。這與被列寧批判為「叛徒」、「修正主義」的主張通過民主鬥爭「和平過渡」到社會主義的社會民主黨,是不同的。關於這一點,除了上述陳獨秀發表的眾多討論文章外,集中表現在1936年應茅盾《五月二十一日》徵文寫的文章《中國的一日》中。文章宣稱:「在階級的社會裏,一個國際主義者的頭腦中,所謂世界,隻有兩個橫斷的世界,沒有整個的世界……若有人企圖把整個的世界這一抽象觀念,來掩蓋兩個橫斷世界之存在,而和緩其鬥爭,這是反動的觀點」;「如果有人相信這利害不同的橫斷世界及橫斷社會,可以合作,可以一致,這不是癡子,便是騙子」。呼籲人們「不要做癡子,而受騙子的騙」。[73]他的意思是世界上隻有階級的對立和鬥爭,沒有民族的對立和鬥爭,因此也沒有什麽階級合作的統一戰線。以此批判共產國際和中共提出的反法西斯統一戰線及正在形成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方針。陳獨秀一貫的方針是,雙方保持獨立的前提下,在某一問題、某一事件上的「共同行動」或「聯合戰線」,反對一個屈服於另一個或一個政黨加入另一個政黨的「聯合」。


    7月1日,他以一個奇怪的筆名「鳦兒」撰寫了又一個綱領性文章《我們在時局中的任務》,[74]用更明確的語言闡述上文的思想,開頭第一句就說:「誰要幻想中國無論是中央或地方有權力的軍閥能夠進行解放民族的抗日戰爭,他不是騙子,便是瘋子。」接著他分析時局指出:鴉片戰爭後,中國已深陷主要由英、日兩國割據和爭奪的半殖民地地位。在這個過程中,英國引進日本帝國主義排斥了俄、德帝國主義勢力,但日本卻又成為英國的競爭者。「一九一八年以後,日本帝國主義者為了更進一步的發展,而企圖吞併全中國,即在中國南方,亦不免要和英國正麵衝突。」在這種形勢下,在中國資產階級眼中,反對侵略,完成國家獨立,不是民主革命的任務,「而是可怕的赤化運動,他們為鎮壓這一運動,最後不惜與任何帝國主義者合作」;而「無產階級所以應該左袒民族解放運動,隻是因為這一運動有打擊帝國主義的作用,沒有這一作用的民族運動,根本是反動的。日本是全世界帝國主義的遠東守門狗,英國是全世界帝國主義的首領,親英反日和親日反英的觀念,都同樣不應該一秒鍾在無產階級戰士的頭腦中存留」;而「聯甲倒乙的策略」「應用到無產階級為階級解放民族解放時代的戰略,這便是可恥的選擇主人的態度!」


    這裏所說的沒有打擊帝國主義作用的民族運動「根本是反動的」觀點,後來被托派中的極左派發揮到極致,提出了「中國抗日戰爭是反動的」觀點,接著他猛烈地抨擊莫斯科和王明為首的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發表的《八一宣言》和朱德、毛澤東聯名發表的《為兩廣出兵北上抗日宣言》提出的「聯合陣線」的策略,是與各種反動派合作「欺騙民眾」,而不是民族解放與國家獨立。他說:「中國史大林主義者,在去年八月一日發表的《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中,不曾作任何解釋,忽然由在山上建立中國蘇維埃政府和國民黨政府對抗,一跳跳到『願意立刻參加各黨派(不用說國民黨也在內)、各團體、各名流(不用說杜月笙黃金榮也在內)、學者、政治家,以及一切地方軍政機關,進行談判,共同成立國防政府問題』號召所謂『各界同胞』特別是『國民黨和藍衣社中一切有民族意識的熱血青年們』,『大家都應當「兄弟鬩牆外禦其侮」的真誠覺悟』……這樣的全國『各界同胞』大合作,比之前四個階級聯盟還要擴大些。心胸狹小的馬克思和列寧,當然在醉夢中也想不到如此高明的革命戰略(據他們自己說是戰略)!」「然而,在這一丟醜的文件中,丟醜還不徹底,因為還有『南京賣國政府』、『人麵獸性的敗類蔣介石……出賣我領土』和『蔣賊』這些不合時代的詞句,還是一個缺憾;果然不久以後,這一缺憾便彌補起來了,在朱德領銜的中國紅軍致全國各省軍事長官要求團結一致的快郵代電中,『南京蔣總司令』的頭銜,也赫然列入了。」


    文章還嚴厲批評中共在五卅紀念示威中,「隻喊出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的口號,頗得英帝國主義的上海租界當局之讚賞,他們這種反日親英政策,和蔣介石及一切高等華人是一致的!」


    文章最後指出:「工農勞苦大眾是民主民族鬥爭的主力軍,所以階級解放鬥爭和民族解放鬥爭是不能分開的……如果照史大林派的辦法,號召工農大眾及急進的青年,和資產階級、地主軍閥、買辦、官吏,團結一致。這隻是團結一致的和平、鎮靜、退讓、投降,而不是團結一致抗日救國!」


    緊接著文章對托派講:「這一宣傳鼓動,乃是我們的當前任務。我們不能追隨機會主義者,捨棄民眾鬥爭的康莊大道,而希望出奇蹟。」


    可見,中國經過九一八事變、一·二八事變、華北事件,日本帝國主義瘋狂侵略,民族矛盾已經明顯上升為主要矛盾的情況下,陳獨秀的思想在這一方麵還是相當落後的,落後於正在向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轉變的中共。同時也說明,這時的陳獨秀的「左」傾思想與他批判的托派內部極左派思想,不過是程度的不同。據濮清泉說,陳獨秀的這種思想直到這年年底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後,才開始轉變。開始傳來張學良、楊虎城發動兵諫扣蔣消息時,陳獨秀「簡直像兒童過年那樣高興,他托人打了一點酒,買了一點菜,對我和羅世凡說,我生平滴酒不喝,今天為了國讎家恨,我要痛飲一杯。他先斟滿一杯酒,高舉齊眉說,大革命以來,為共產主義而犧牲的烈士,請受奠一杯,你們的深仇大恨有人給報了。於是他把酒奠酹地上。他斟了第二杯,嗚咽起來說,延年啦喬年,為父的為你倆酹此一杯!接著他老淚縱橫,痛哭失聲。我們見過他大笑,也見過他大怒,但從未見過他流淚。」當蔣介石獲釋回到南京時,他「感到惘然。他又一次像兒童一樣發出奇談。他說,看起來蔣介石的統治,是相當穩固的,不像我們分析的那樣脆弱」。[75]實際上,陳獨秀已經感覺到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的確是民族矛盾壓倒了階級矛盾。這一次,他的政治敏感度雖然慢於中共,但卻遠遠快於托派其他人。陳獨秀終於有了由反蔣反國民黨領導抗日,向擁護蔣介石國民黨領導抗日的一個轉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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