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是一個原則信很強的人,對如此不顧大局、赤裸裸地攻擊提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中共,又吹捧、拉攏自己的信,他的厭惡是可想而知的。而中共則派馮雪峰等人對魯做了許多工作。所以,接到陳其昌信後,1936年6月9日,馮雪峰在魯迅病重不能執筆的情況下,代寫了《答托洛斯基派的信》,進行報復性反擊。信中一麵以托派刊物印刷質量好為由,懷疑托派「下作到拿錢來出報攻擊毛澤東先生們的一致抗日論」;一麵頌揚共產黨:「那切切實實,足踏在地上,為著現在中國人的生存而流血奮鬥者,我得引為同誌,是自以為光榮的。」[80]過去,此信一直被稱為魯迅「病中口授」,1993年,親歷此事的胡風發表回憶錄《魯迅先生》一文,披露真相如下:
口號問題發生後,國防文學派集全力進攻。馮雪峰有些著慌了、想把攻勢壓一壓。當時魯迅在重病中,無力起坐,也無力說話,連和他商量一下都不可能。恰好愚蠢的托派相信謠言,竟以為這是可乘之機,就給魯迅寫了一封「拉攏」的信。魯迅看了很生氣,馮雪峰拿去看了後就擬了這封回信。「國防文學」派放出流言,說「民族解放戰爭的大眾文學」是托派的口號。馮雪峰擬的回信就是為了解消這一栽誣的。他約我一道拿著擬稿去看魯迅,把擬稿念給他聽了。魯迅閉著眼睛聽了,沒有說什麽,隻簡單地點了點頭,表示了同意。
到病情好轉、恢復了常態生活和工作的時候,我提了一句,「馮雪峰模仿周先生的語氣倒很像」。魯迅淡淡地笑了笑,說「我看一點也不像」。[81]
這封答托派的信,與其說是魯迅的答信,不如說是一個青年共產黨員馮雪峰的答信。自然,在向魯迅讀信時,魯「隻是簡單點了點頭,表示了同意」,也是事實,這與當時所有的中國人一樣,一是在不了解事實的情況下,對已經形成社會共識「謠言性的輿論」的無奈與勉強的認同;二是對托派反對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基本否定。
王文元則說:在南京獄中的陳獨秀知道此事件後,「大發脾氣,問我們為什麽會對魯迅發生幻想。他認為,魯迅之於共產黨,無異吳稚暉之於國民黨,受捧之餘,感恩圖報,決不能再有不計利害的是非心了。」[82]
我始終懷疑王文元轉述的陳獨秀這段評價魯迅的話,因為這與陳對魯的一貫的評價不一致。吳稚暉一是陳獨秀主持共產黨時期最痛恨的「反共老賊」又是蔣介石四一二反共政變的主要策劃者;二是陳獨秀的兩個兒子,特別是陳延年,是吳稚暉催促所殺。陳獨秀再糊塗,也不會把魯迅比作吳,實際上,陳與魯二人互相讚譽的情感至死沒變。
1933年3月5日,陳獨秀被加以「反革命」「叛徒」「托匪」等種種罪名,同時又被國民黨以「叛國罪」關進監獄的時候,如上述,魯迅卻在《我怎麽做起小說來》一文中,高度讚揚陳獨秀是文學革命的「主將」,是自己的啟蒙導師;同時在另一文章中,讚揚陳獨秀是一個「一目了然」的光明磊落的人。
魯迅逝世一年之後,即全國抗戰爆發後,陳獨秀在贊成國共合作為中心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公開發表《我對於魯迅的認識》[83],對魯迅做出他的評價,依然如《新青年》時期那樣,讚譽備至:
世之毀譽過當者,莫如對於魯迅先生。魯迅先生和他的弟弟啟明,都是《新青年》作者之一……然而他們兩位都有他們自己獨立的思想,不是因為附和《新青年》作者中那一個人而參加的。所以他們的作品在《新青年》中特別有價值。
魯迅先生的短篇幽默文章,在中國有空前的天才,思想也是前進的。
在民國十六七年,他還沒有接近政黨以前,黨中一班無知妄人,把他罵得一文不值,那時我曾為他大抱不平。後來他接近了政黨,同是那一班無知妄人,忽然把他抬到三十三層天以上,仿佛魯迅先生從前是狗,後來是神。我卻以為真實的魯迅並不是神,也不是狗,而是人,有文學天才的人。
最後,陳獨秀說到魯迅對聯合戰線的態度是這樣的:「魯迅對於他所接近的政黨之聯合戰線政策,並不根本反對,他所反對的乃是對於土豪、劣紳、政客、奸商都一概聯合,以此懷恨而終……在這一點,這位老文學家終於還保持著一點獨立思想的精神,不肯輕於隨聲附和,是值得我們欽佩的。」
* * *
[1] 答呂澂的信,《新青年》第6卷第1號。「撫」,原意為輕按,也有循據之意,即崇奉遵循。
[2] 天津《今晚報》2002年4月26日。
[3] 向寧:《堪稱獨秀 不愧風流——陳獨秀聯語瑣談》,未刊手稿。
[4] 陳獨秀的題詩未署日期,但劉海粟的題記是「乙亥年十一月」應是陽曆11月或12月。
[5] 轉引自汪原放《回憶亞東圖書館》,第189頁。
[6] 昌、文、涅:《我們對於目前我作的意見》,《校內生活》第7期,1933年11月23日。
[7] 紀它(陳其昌):《一年來上海組織現象的教訓》,《校內生活》第7期,1933年11月23日。
[8] 紀它(陳其昌):《一年來上海組織現象的教訓》,《校內生活》第7期,1933年11月23日。
[9] 工軍:《目前應該做些什麽》,《校內生活》第7期,1933年11月23日。
[10] 《常委答覆振東同誌的一封信》,1934年6月15日,《校內生活》第9期,1934年7月31日。
口號問題發生後,國防文學派集全力進攻。馮雪峰有些著慌了、想把攻勢壓一壓。當時魯迅在重病中,無力起坐,也無力說話,連和他商量一下都不可能。恰好愚蠢的托派相信謠言,竟以為這是可乘之機,就給魯迅寫了一封「拉攏」的信。魯迅看了很生氣,馮雪峰拿去看了後就擬了這封回信。「國防文學」派放出流言,說「民族解放戰爭的大眾文學」是托派的口號。馮雪峰擬的回信就是為了解消這一栽誣的。他約我一道拿著擬稿去看魯迅,把擬稿念給他聽了。魯迅閉著眼睛聽了,沒有說什麽,隻簡單地點了點頭,表示了同意。
到病情好轉、恢復了常態生活和工作的時候,我提了一句,「馮雪峰模仿周先生的語氣倒很像」。魯迅淡淡地笑了笑,說「我看一點也不像」。[81]
這封答托派的信,與其說是魯迅的答信,不如說是一個青年共產黨員馮雪峰的答信。自然,在向魯迅讀信時,魯「隻是簡單點了點頭,表示了同意」,也是事實,這與當時所有的中國人一樣,一是在不了解事實的情況下,對已經形成社會共識「謠言性的輿論」的無奈與勉強的認同;二是對托派反對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基本否定。
王文元則說:在南京獄中的陳獨秀知道此事件後,「大發脾氣,問我們為什麽會對魯迅發生幻想。他認為,魯迅之於共產黨,無異吳稚暉之於國民黨,受捧之餘,感恩圖報,決不能再有不計利害的是非心了。」[82]
我始終懷疑王文元轉述的陳獨秀這段評價魯迅的話,因為這與陳對魯的一貫的評價不一致。吳稚暉一是陳獨秀主持共產黨時期最痛恨的「反共老賊」又是蔣介石四一二反共政變的主要策劃者;二是陳獨秀的兩個兒子,特別是陳延年,是吳稚暉催促所殺。陳獨秀再糊塗,也不會把魯迅比作吳,實際上,陳與魯二人互相讚譽的情感至死沒變。
1933年3月5日,陳獨秀被加以「反革命」「叛徒」「托匪」等種種罪名,同時又被國民黨以「叛國罪」關進監獄的時候,如上述,魯迅卻在《我怎麽做起小說來》一文中,高度讚揚陳獨秀是文學革命的「主將」,是自己的啟蒙導師;同時在另一文章中,讚揚陳獨秀是一個「一目了然」的光明磊落的人。
魯迅逝世一年之後,即全國抗戰爆發後,陳獨秀在贊成國共合作為中心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公開發表《我對於魯迅的認識》[83],對魯迅做出他的評價,依然如《新青年》時期那樣,讚譽備至:
世之毀譽過當者,莫如對於魯迅先生。魯迅先生和他的弟弟啟明,都是《新青年》作者之一……然而他們兩位都有他們自己獨立的思想,不是因為附和《新青年》作者中那一個人而參加的。所以他們的作品在《新青年》中特別有價值。
魯迅先生的短篇幽默文章,在中國有空前的天才,思想也是前進的。
在民國十六七年,他還沒有接近政黨以前,黨中一班無知妄人,把他罵得一文不值,那時我曾為他大抱不平。後來他接近了政黨,同是那一班無知妄人,忽然把他抬到三十三層天以上,仿佛魯迅先生從前是狗,後來是神。我卻以為真實的魯迅並不是神,也不是狗,而是人,有文學天才的人。
最後,陳獨秀說到魯迅對聯合戰線的態度是這樣的:「魯迅對於他所接近的政黨之聯合戰線政策,並不根本反對,他所反對的乃是對於土豪、劣紳、政客、奸商都一概聯合,以此懷恨而終……在這一點,這位老文學家終於還保持著一點獨立思想的精神,不肯輕於隨聲附和,是值得我們欽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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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答呂澂的信,《新青年》第6卷第1號。「撫」,原意為輕按,也有循據之意,即崇奉遵循。
[2] 天津《今晚報》2002年4月26日。
[3] 向寧:《堪稱獨秀 不愧風流——陳獨秀聯語瑣談》,未刊手稿。
[4] 陳獨秀的題詩未署日期,但劉海粟的題記是「乙亥年十一月」應是陽曆11月或12月。
[5] 轉引自汪原放《回憶亞東圖書館》,第189頁。
[6] 昌、文、涅:《我們對於目前我作的意見》,《校內生活》第7期,1933年11月23日。
[7] 紀它(陳其昌):《一年來上海組織現象的教訓》,《校內生活》第7期,1933年11月23日。
[8] 紀它(陳其昌):《一年來上海組織現象的教訓》,《校內生活》第7期,1933年11月23日。
[9] 工軍:《目前應該做些什麽》,《校內生活》第7期,1933年11月23日。
[10] 《常委答覆振東同誌的一封信》,1934年6月15日,《校內生活》第9期,1934年7月31日。